瞿秋白

瞿秋白祖籍江蘇宜興陽湖縣，1899年1月29日，生於江苏省常州府城内東南角的青果巷八桂堂的花园住宅内的天香樓二楼。八桂堂是瞿秋白的叔祖瞿赓甫的住宅，这所住宅内花木繁多，因有八株桂花而得名八桂堂，天香楼也是因沉浸在花木的芬芳之中而得名。瞿家是一个书香门第，世代为官，瞿赓甫时任湖北布政使。父亲瞿世玮擅长山水畫、剑术，喜讀醫書，然而生性淡泊，不治家业，寄居叔父家中，依赖在浙江做知县的大哥瞿世琥的接济。[2]母亲金璇，其父金城曾任候補廣東鹽大使，精于詩詞文學。由于瞿秋白头发上生有双旋，父母为其取乳名双。[1]^:4-6

1900年，叔祖瞿赓甫升任湖北布政使，靠著他的官俸過了好幾年少爺生活。1903年，叔祖病故。[3]遗属分割财产时，瞿世玮被迫离开八桂堂，在乌衣桥租住，生活窘迫。1904年，六歲時，到母親娘家城西織機坊的星聚堂居住，秋，到附近的莊氏書館启蒙。1905年，到常州冠英兩級小学堂唸書[1]^:7-8。1909年1月，畢業後在家自修，6月，考入常州府中学堂預科；他喜歡讀書，內容包括經史子集和各類詩詞，這主要是受家學影響。[2][1]^:12-14

1911年7月，因病未參加期末考試留級一年，和張太雷、李子寬同學。[4]辛亥革命后，瞿秋白剪掉辮子支持革命。常州被革命軍佔領後中學堂成了臨時駐軍所，因此暫時停課。1912年，復課後，中學堂改名江蘇省立第五中學。1913年秋，伯父瞿世琥弃官闲居杭州，将祖母也接到那里，并停止了对瞿世玮一家的资助。于是瞿秋白家陷入经济困境，被迫搬到城西庙沿汀瞿氏宗祠居住，靠典当、借债度日。1915年夏，因交不起学费，瞿秋白被迫辍学[1]^:18-24[5]。1916年月初，奉母命到無錫表姐夫秦耐銘處，謀求小學教員的工作。2月7日，母亲金璇用了半瓶虎骨酒吞服了剥好的火柴头丸自尽。[6][2]

瞿母死后，瞿父借了100多元买了一口棺材，又因无钱安葬，暂时寄存在当地瞿氏宗祠里。[7]1942年，私立群英中學借瞿氏宗祠開學，棺材被搬出後葬於常州城东郊的乱葬墳。直到1962年，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从《瞿秋白文集》稿费中拿出300元作为经费，在常州市人民政府的主持下，才将瞿母迁到常州西郊公墓。[1]^:292月13日，瞿秋白跟隨表姐夫秦耐銘到无锡城南门外杨氏小學任教。4月5日，清明回家掃墓時含悲写下了一首七绝《哭母》:

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饥寒此日无人管，落上灵前爱子身。

1916年11月，瞿秋白得到表舅母的资助，因此辭去小學教職，西赴汉口，1917年春，寄居在京汉铁路局当翻译的堂兄瞿纯白家中，並进入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英文。3月，瞿纯白调外交部任职，他也随同到北京求學。[2]4月，参加普通文官考试未被考取。7月，張勛復辟後隨家人到黃陂，平息後返京到北大旁聽胡適的課。9月，考入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1]^:32-391918年，他患上了肺病又對前途迷茫時常覺得心情苦痛，作詩以抒情:

雪意淒其心惘然，江南舊夢已如煙。天寒沽酒長安市，猶折梅花半醉眠。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投入北京爱国学生运动，當選俄專学生代表，参加了北京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因此結識了鄭振鐸、王統照、耿濟之、許地山、瞿世英等人。6月3日，在街上演講時被抓，8日，出獄。[8]8月23日，参加了中南海总统府前抗议马良祸鲁的请愿活动被捕，旋即被释放。9月，在《新中國》雜誌上發表托爾斯泰小說《閒談》的譯文。[3][5]11月，參與創刊《新社會》旬刊。1920年3月，參加了李大钊、张崧年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5日，與鄭振鐸、耿濟之等人創辦《人道》月刊。9月，從俄專肄業，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为特约通讯员，10月16日，作別親友啟程到莫斯科采访，搭乘火車北上於20日抵達哈爾濱，因俄国内战滯留在哈爾濱，期間寫作通訊報導蘇俄革命和戰爭狀況。12月10日，北上滿洲里後到遠東共和國首都赤塔停留。[7][2]

1920年的瞿秋白

1921年1月25日，抵達莫斯科拜見東方司司長雅科夫·达维多维奇·楊松和《真理報》的主筆。2月，參加全俄華工大會。3月2日，參訪克里姆林宮，採訪盧那察爾斯基，8日，參加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對其作出報導。[9]5月，經張太雷介紹加入俄共（布爾什維克）。6月22月，參加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報導紅場閱兵及在會上介紹中國共產主義運動。8月，左肺患病，時常咳血。9月，到东方大学中国班任教，並在陸軍大學漢文系兼課。12月，病情愈發嚴重，住進了莫斯科郊外的高山療養院。1922年2月，又由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5日，陈独秀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瞿秋白担任他的翻译。12月，和羅亦農介紹彭澤民加入中共，21日，随同陈独秀啟程回國。[3]1923年1月13日，回到北京，3月，南下上海在中央宣傳部工作，籌辦《新青年》和《向导》编辑。春夏之交時作《赤潮曲》和《國際歌》。

4月，經李大釗推薦到上海大学，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10]6月12日，到廣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1日，主编的《前锋》創刊號出版，10日，到杭州拜訪胡適，並獲介紹到商務印書館工作的機會，後未就任；20日，返回上海任教。8月，確定国共合作的路線。9月，加入中國國民黨。10月，赴廣州參與中國国民党改组，任大本營宣傳委員會委員、国民党中央執行委員會上海执行部委员。1924年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一大，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2月，出席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會議。6月，陪同鮑羅廷了解上海的情況。8月，赴廣州出席中執委、中政委會議商談國共合作糾紛。9月末，返滬。12月19日，遭租界通緝，轉入地下活動。[2]1925年1月，瞿秋白出席中共四大任草案審查小組組長，並被選為中央委員，在會上討論了革命領導權和工農聯盟的問題。[3]21日，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局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5月，和維經斯基等人領導五卅运动，舉行“三罷”，並創辦《熱血日報》每日發表社論。12月，和西山會議派對抗，並同蔣光慈拜訪了郭沫若。1926年2月21日，出席北京的中共中央特別會議，返滬後肺病嚴重住寶隆醫院治療。8月8日，赴廣州參加國共兩黨聯席會議，支持北伐。[11]

1927年2月，寫批評彭述之的小冊子。3月，籌辦中共五大去武漢，21日，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四一二事變後，和羊牧之說：“我們太幼稚了，這一著棋，輸給了蔣介石。我們對不起上海工人階級，我們對不起犧牲的同志，血的教訓太沉痛了。”[12]4月27日，召開中共五大，5月26日，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馬日事變後的方向。7月12日，陈独秀被停职，由张国焘临时代理主持中央工作，13日，前往廬山與鮑羅廷、李立三、鄧中夏等人討論南昌起義事宜。8月7日，新来到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主持召开八七会议，正式将陈独秀免职，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次会议中，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中國國民黨政府的总方针。10月，成立長江局。12月10日，發動长沙起义，11日，張太雷領導广州起义最後都已失敗告終。[3][13]

1928年4月，从上海经海路抵达大连，又改乘火车沿中东铁路北上，通过满洲里的秘密通道出境进入苏联。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6月，在莫斯科郊外的五一村主持召开中共六大，“六大”之后，瞿秋白继续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两年时间，实际在国内直接领导中共的是李立三和向忠发。期间，与萧三和苏联学者弗谢沃洛德·科洛科洛夫设计了拉丁化新文字，以山东话注音拉丁字母，由吴玉章在苏联远东华人中推广，后吴玉章回国后在中共根据地推广。7月17日，參加共產國際六大。8月，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米夫以及王明等人说中大有一个由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人组织的“江浙同乡会”是托派組織，因此有学生被捕、被开除。王明將和他意見不一的工人出身的同學叫做“工人反對派”，年輕的團員叫做“先鋒主義者”，並把它們合稱為“第二條路線聯盟”。在米夫的支持下格魯烏的情報人員對這些同學展開了調查，決定開除12人、逮捕4人。瞿秋白核實後表示並無此事，保護了被開除和被抓的同學，這讓王明將矛頭對準了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團。9月5日，到南俄各工業區參觀，舊病復發，到巴庫療養。他向庫西寧提出撤銷米夫東方部副部長職務的建議，這讓米夫和王明和他的關係進一步惡化。11月，到里海療養地休養。

1929年1月，創辦俄文季刊《中國問題》。2月，肺病加重，和黃平同去馬林諾的列寧療養院休養。20日，蘇兆征去世，這給了他很大的打擊。5月，王明等人在中大掀起了反對瞿秋白的活動。[3]7月，和蔡和森、陸定一等人參加共產國際執委第十次全會，會議主要是討論反右運動和批判布哈林。11月，陳獨秀被開除黨籍，瞿秋白寫了《中國的取消主義與機會主義》批判了陳獨秀的錯誤。12月18日，在列寧主義學院和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講“中國共產黨歷史概論”。[2]1930年3月，中山大學清黨結束，中共代表團受到共產國際指責，解除了他代表團團長的職務。

1930年8月26日，回到上海。9月6日，召開六屆三中全會，接受共產國際的“七月指示”，糾正立三路线。“十月來信”中，共產國際對中共中央的解決很不滿意，指三中全會犯了“調和路線”的錯誤，要求李立三到莫斯科檢查錯誤。11月，王明回國後立即打出反立三路線的旗號，反對三中全會後的中央。中共中央討論王明等人的信和“十月來信”時，瞿秋白批評他們先於中央知道共產國際的態度而不向政治局報告，而是以突襲的方式指中央“犯錯”，這是在進攻中央。黨內受過李立三和三中全會批評的地方黨組織成員，諸如羅章龍、徐錫根、王克全等人和王明一起上書共產國際攻擊中央。1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聽取李立三的匯報後批評了其和三中全會的錯誤，並把問題引向了瞿秋白，認為他搞小團體和托派合作，希望王明取代瞿秋白。1931年1月7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及王明等人主持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解除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员职务，瞿秋白、李維漢的政治局委員職務。[3]27日，被迫寫聲明承認自己的錯誤，自此離開了政治事務。此后到上海治療肺结核，並进行文艺创作和翻译，与茅盾、鲁迅一起參與左翼文化运动。[2][11]9月，國民政府通緝懸賞瞿秋白、周恩來等人。1932年秋，瞿秋白幾度病危。

1933年底，臨時中央來電要求瞿秋白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但楊之華未能同去。[14]

1934年2月5日，抵达瑞金后，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教育部视事，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上任后主持制定了《苏维埃教育法规》。4月，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7月，苏维埃大学併入中央黨校。10月，中央红军開始长征，身患重病的瞿秋白被迫留在即将沦陷的中央苏区。据吴亮平回忆，“在一次讨论转移的会上，瞿秋白当面向毛泽东要求参加长征，毛泽东当场也不好说什么，因为毛泽东此时自身难保。瞿秋白带病留守南方，進行游击战争，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宣传部部长。”[15][2]

1935年2月，在中央苏区陷落前夕，瞿秋白的肺病越來越重。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派便衣队护送瞿秋白、何叔衡等不便打游击的人向永定转移，想从那里去上海。2月11日，瞿秋白、何叔衡、张亮(项英之妻)、周月林(梁柏台之妻)及邓子恢(到永定领导游击战争)以及数十名武装护送人员，从江西会昌县小密村启程。20日抵达福建军区所在地长汀四都镇琉璃村汤屋。24日清晨，瞿秋白一行东渡汀江抵达长汀县水口乡小迳村时，被福建省保安十四团钟绍葵押送商船驻水口的二营包围，发生激烈战斗。何叔衡中弹身亡，瞿秋白因有严重肺病无力奔跑，遂讓鄧子恢等人撤離，瞿秋白、张亮、周月林等人被捕并被押往该保安团团部上杭。被捕後，瞿秋白自称是林琪祥医生赴漳訪友，并在监房内寄信给上海的鲁迅及妻子杨之华，望能设法保释出狱，杨之华将来信上交组织，鲁迅、杨之华以及党中央在上海等地为营救瞿而奔忙。4月10日，国军第八师师长陶峙岳在长汀、武平和会昌三县交界的归龙山下，俘虏了已牺牲的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之妻徐氏，因护送瞿秋白的全部计划是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策划，徐氏知悉详情，其供出瞿秋白等人在濯田一带被俘的消息。陶峙岳即电告驻闽绥署主任蒋鼎文，蒋电令驻长汀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和第二绥靖区司令李默庵急查。瞿秋白在上杭钟绍葵团部关押，偶然被也曾在苏区当炊事员的郑大鹏送监饭时认出。

1935年5月23日，瞿秋白写下了《多余的话》，他自認為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参与政治运动，乃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国民党中央随后派人来，声称瞿秋白可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即可，但遭到瞿秋白拒绝。[2][16]

瞿秋白被俘后囚禁在福建长汀原汀州府试院（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旧址）

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將被處決的瞿秋白

6月18日早8时，瞿秋白讀唐詩有感写下了绝笔诗：

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

正寫時向賢鉅來出示槍決令，瞿秋白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隨即又寫道：

方欲提筆錄出，而斃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雲煙過盡時，正我逍遙處”，此非詞讖，乃獄中言志耳。

書畢，9時20分，负责羁押瞿秋白的国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是瞿秋白在上海大学任教时的学生。为表示对老师的尊重，宋希濂送瞿秋白出监房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瞿秋白上身穿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着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黑布鞋，背着两手，昂首直立。宋希濂还为瞿秋白置办了酒席。瞿秋白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甕，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2]餐毕，10時，走出中山公园，慢步走向二华里之外的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刑场。沿途瞿秋白手挟香烟，缓缓而行，而且用俄语唱《国际歌》《红军歌》。到达刑场后，瞿秋白盘膝坐在草坪上，微笑点头说：“此地甚好！”，高呼“打倒國民黨”、“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喊完口號便命令士兵開槍。時年36岁，当日下午，遗骸被埋葬在罗汉岭盘龙岗。[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