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交换论

霍曼斯借鉴了行为主义的原理，即有机体有了某种需求，那么它们就倾向于采取以往获得这种需求满足的行为来继续满足它。在人类社会中，需求的满足一般由他人来满足，这就涉及他人为何要满足需求的问题。因此，交换的必要性就产生了。通过交换，人们相互之间均获得满足，人们在选择交换行为前，需要有一定的理性考量，这就涉及到功利主义中人类行为动机中利益最大化的问题，但霍曼斯对经济理性人的假设做出了改动，即在人们的行为模式中，并非总是试图取得利益最大化，而是尝试着在人际交往中获得利益适可而止，例如人际交往不仅仅是金钱的交换，还有诸如赞美、自尊、爱与情感等。

霍曼斯把社会交换定义为至少两个人之间有形或无形、有酬劳或有付出的行为之间的交换。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强化占据着重要的作用，社会行为的出现，就是两个行动者之间行为相互强化的社会过程。A强化了B的行为，B反过来又会强化A以后的行为，在这样的社会过程中，行动者下次是否值得行动的驱动力便是由以往的强化历史所塑造的，以往从对方那里得到过好处，那么现在就需要付出一些成本出去，以往付出过成本，这次就要相应地得到些报酬。互相强化塑造了稳定的社会关系，而强化的失败，则意味着一段关系的终止。

继上述的分析之后，他给出了作为因变量的社会行为公式：行为=价值×可能性，即当一件事情的价值很大时，并且做出行动得到该价值的可能性也很大时，那么该行动就很有可能发生。[1]

布劳把社会交换界定为“当别人作出报答性反应就发生、当别人不再作出报答性反应就停止的行动”。他认为社会交换是个体之间的关系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权力分化与伙伴群体关系、对抗力量之间的冲突与合作、社区成员之间间接的联系与亲密依恋关系等的基础。社会的微观结构起源于个体期待社会报酬而发生的交换。个体之所以相互交往，是因为他们都从他们的相互交往中通过交换得到了某些需要的东西。

交换网络理论是1972年爱默森在继承齐美尔形式社会学传统基础上，结合行为主义心理学和社会网络分析而形成的社会学结构分析理论[3]。爱默森把交换从二元交换（对偶分析）扩展到规模更大的交换网络研究，并且他的理论围绕权力和结构展开，将交换和社会网络分析联系起来，其的权力扩展为交换理论指出了新的研究方向。在遵循这一研究方向下，爱默森、库克等人创建了交换理论中一个新的理论流派——交换网络理论[4]。因此，在对于大规模的社会制度发展，交换网络理论更为系统和全面。

二元交换（对偶分析）中的关键问题是假定每个成员对供给物（资源）都有所垄断，排除了剥削，因此也就排除了权力差异。因此，为了提高分析层次，爱默森引入了交换网络的概念。所以交换网络理论是对于两个或更多个彼此联结的交换关系的理论。交换网络认为交换关系始于交换双方在资源需求上的相互依赖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运用。各交换点在交换网络中的结构位置对资源的流通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形成交换中心与边缘的区分。交换双方的相互依赖产生较高的总体性权力水平和双方相对权力趋于均衡使得交换关系具有较强的结构性凝聚力。而结构性凝聚力提高了交换频率和协议的达成，减少了交换的不确定性，提高了交换关系的客观化程度，激发了交换参与者的积极情感，进而加强了关系性凝聚力。关系客观化和关系性凝聚力又增强了交换参与者的依赖程度和相互之间的义务，最终提高了整个网络的凝聚力和交换群体的构成水平 。

最简单的例子是三元组（三元互动），在其中，A-B关系和B-C关系是通过B联结起来的。如果A-B关系上交换的增加会促进B-C关系上交换的增加，例如A是一个雇主，B是一个工人或消费者，C是一个商品生产者，那么此时的联结就是正向的或合作性的。而如果A-B关系上交换的增加会降低B- C关系上交换的水平，例如A和C都是雇员，B是雇主，那么此时的联结就是负向的或竞争性的。在这个简单的例子中，B在负向联结网络中的位置是富有权力的。因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B控制的资源是相对精缺的有两个劳动力供给者，但只有一个工资供给者。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有权利的个体就能够剥削他人、积累剩余，而不满于公平分配。

爱默森将社会结构理解为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网络，个体处在其中，各自占据着战略性的位置，能够增加资源的供给，并垄断资源。但这种理论仍要依附于人际利益的观念。

約翰·蒂伯與哈羅德·凱利提出「代價與報酬理論」（cost-reward），交換的觀點在於分析雙方付出代價與獲得報酬的情形，期待低代價高報酬的互動，人們會被最能夠提供報酬的人吸引。其基本考量都是根據成本代價（cost）與報酬回收（reward）之比值而定。

如果一個人期望從一段關係中獲取的報酬超過付出的代價，就會願意繼續保持這個關係；反之，若是此人認為自己從這個關係中獲取的回報比所付出的代價少，就會傾向終止這段關係。[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