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六月起義

早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之後，立陶宛就已成功獨立。這次的獨立持續到1940年8月，當時蘇聯入侵立陶宛，並強行將立陶宛改組成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接著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就被合併成蘇聯的一部份。立陶宛被迫實施蘇維埃化以及國有化，而蘇聯也對持不同政見者以及被指控為"階級敵人"的人民展開大規模的逮捕。於是立陶宛境內的文化、宗教、政治組織被迫解散。經濟的惡化也讓立陶宛人的生活水準漸漸下降。一年之後，就在起義發生的前一個禮拜，蘇聯將多達17,000名立陶宛人，其中大部分是知識分子，流放到西伯利亞，許多人因為當地非人的生活環境而死亡(參見六月流放)。這是起義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些慘劇也讓德軍對蘇聯的進攻取得某些正當性。立陶宛人開始組織起他們的武裝團體，並躲進森林中，等待時機發動起義。[2]

立陶宛武裝團體，立陶宛行動前線(LAF)，於1940年秋天成立，其目標為重建立陶宛的獨立，由駐柏林的立陶宛大使，凱西斯·斯基爾帕，所領導。因此他們準備組織、整合立陶宛的起義行動並儲備起義行動所需的物資。[3]其以傘式組織的方式運作[4]而且有許多團體以LAF自居，即使他們跟LAF一點聯繫也沒有。[5]LAF在維爾紐斯和考納斯建立了軍事-政治總部。[3]然而他們和柏林的聯繫卻十分薄弱。然而蘇聯在1941年6月，對其的掃蕩使得LAF遭到極大的破壞。[6]大部分的人被逮捕，並於1941年12月被處決。

1941年3月，LAF發布了一份備忘錄，名為被奴役的兄弟們(Dear Enslaved Brothers)。其記錄了一旦蘇聯與德國爆發戰爭，立陶宛人該做出什麼行動來因應。[7]這份備忘錄指出一旦起義開始，起義者應奪取立陶宛境內的戰略要點(監獄、鐵路、橋梁、通訊設施、工廠)，保護他們免於遭受撤退的蘇聯紅軍的破壞，接著LAF總部將會成立立陶宛臨時政府並宣告獨立。[8]4月，一份立陶宛臨時政府成員的名單被確定。[9]依照這份名單，凱西斯·斯基爾帕將成為總理，其他的成員大部分來自於維爾紐斯以及考納斯。而政府成員也被認為是涵蓋多個政黨，足以代表大部分的立陶宛人。[10]6月14日，德國人告訴凱西斯·斯基爾帕和他的幕僚，不准在沒有經過他們同意下組織政府和做出任何公開宣言。凱西斯·斯基爾帕同意這個要求，但他在當時對起義者的控制十分微弱。

6月23日早上9點28分，考納斯電台播放立陶宛的國歌Tautiška giesmė，LAF成員Leonas Prapuolenis宣讀了獨立宣言 自由的立陶宛重新復國(Free Lithuania is Restored)–

年輕而熱情的立陶宛將加入以新的秩序所建立的歐洲。立陶宛即使遭遇布爾什維克的恐怖統治，也會基於道德和社會正義，再次創造屬於自己的未來。[20]

Prapuolenis宣布了立陶宛臨時政府的成員並向人民保證私有財產的安全。工人們組織了保護工廠、公家機關的巡守隊，而警察也開始在國境線上巡邏。

6月24日，立陶宛臨時政府召開第一次會議。LAF成員Juozas Ambrazevičius取代了凱西斯·斯基爾帕(其被德國人軟禁在家中)成為立陶宛臨時政府總理。臨時政府嘗試取得對整個立陶宛的統治權以確保獨立和開展去蘇維埃化的行動。在臨時政府存在期間，多達100條法律被討論與審查；包含防止國家社會主義的蔓延、企業管制、房地產、地方政府、警察組織的重建等議題。然而臨時政府無法控制維爾紐斯，其正處於德軍佔領之下。[21]

德國不願意承認臨時政府，但德國人也沒有嘗試以武力解散該政府(但斯捷潘·班傑拉成立的烏克蘭政府就被德軍強制解散)。一開始德軍容忍臨時政府的行動，也沒有嘗試控制政府單位。7月17日，德國成立奧斯蘭總督轄區，準備以其取代臨時政府。[22]德國人並沒有對臨時政府動用武力，而是以漸進的方式移除臨時政府的權力。(例如，不允許臨時政府將法令刊登在報紙或是於電台廣播)，接著德國人給臨時政府兩條路選擇：自行解散或是成為德國的傀儡政權(Zivilverwaltung)。儘管臨時政府願意在獨立獲得承認的前提下與德國合作，但其不願成為德國占領當局底下的機構，最後臨時政府於8月5日自行解散。

在臨時政府消亡之後，德國人仍持續干預立陶宛人的政治活動。1941年9月，立陶宛行動前線被禁止存在而其領導人被送入集中營。12月，立陶宛境內最後一個合法政黨，親納粹的立陶宛國家社會主義黨，被禁止。[22] 大部分被臨時政府通過的法律淪為一紙具文，但一些有關地方政府和教育的法律仍被允許執行。[23]所以立陶宛地方政府得以發展起來，其也允許立陶宛人加入。這讓立陶宛人有機會在德國人下命令時，採取非暴力抵抗，也就是將德國人的命令擋在地方政府。例如，立陶宛人抵制武裝親衛隊組建立陶宛師、反對將立陶宛人送至德國服勞役、反對在立陶宛學校教授德國化思想。[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