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卖淫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将“人口贩卖”定义为“为剥削目的而通过暴力威胁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过其他形式的胁迫，通过诱拐、欺诈、欺骗、滥用权力或滥用脆弱境况，或通过授受酬金或利益取得对另一人有控制权的某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运送、转移、窝藏或接收人员”[13][14]。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估计，全球约有4030万人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15]。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出，自1982年以来，大约有3000万儿童被贩卖[16]。在人口贩卖中，性奴隶的比例高达79%。虽然其中绝大部分为妇女，但是儿童的比例估计占到20%。而在这些人口贩运中，女性同样可能是加害者[17]。

2007年，联合国发起了“联合国打击人口贩卖全球倡议”。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及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的协助下，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募得资金建立了联合国打击人口贩卖全球倡议组织。联合国打击人口贩卖全球倡议组织旨在通过利益相关者的相互支持来打击人口贩运，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企业和其他大型全球活动者。他们的第一个倡议是宣传人口贩运是不道德的说法；并称这已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需要全球合作才能停止其继续。联合国打击人口贩卖全球倡议组织努力降低对全球对这种剥削的需求，并为潜在的受害者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18]。

在某些情况下，性贩卖的受害者要么是被陌生人绑架，要么是受到胁迫或诱骗、虚假承诺等[19]。而在另外一些案例里，则是由于贫困，这些儿童的家庭允许或强迫他们进入这个行业[20]。在将这些孩子带到国外的情况下，人贩子剥夺了一个现实，即这些儿童常常无法理解当地的语言，更不清楚他们的合法权益[19]。

有研究报告指出人贩子更喜欢12岁以下的女孩，因为年幼意味着她们更容易塑造成人贩子所需要的角色；同时她们还极有可能是处女，这对嫖客来说值得付出更高的代价。不过人贩子在平时会让她们化妆显得更加成熟一些并伪造她们的年龄文件，以避免被当地的执法机关打击[19]。受害者们往往有着相似的背景，他们大多都来自犯罪率高且缺乏教育机会的社区。但是，受害者们不限于此，有其他来自各种环境的男男女女都是性贩卖的受害者[19]。

心理治疗师玛丽·德·切斯奈（）认为性贩卖受害者会经历五个阶段：陷于困境、被人招募、转卖他处、惨遭剥削和得到解放[21]。切斯奈指出，最后一步很少完成。在性贩卖中，受害者被谋杀或意外死亡的几率很高，同时自杀率也不低，因此很少有被贩卖的受害者可以逃脱或得到解救[22]。

而在网络性贩卖中，受害儿童通常是在被拐卖到其他地方之后通过网络被强迫卖淫，或通过商业流媒体的网络摄像头被直播强奸[23][24]。他们被迫在分享屏幕上观看那些付费用户，并遵循他们的要求[25][26]。这些消费者会通过加密货币以及其他技术来掩盖其真实身份[27]。

儿童卖淫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生存”。美国司法部指出：

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拯救儿童委托，在社会学家安雅妮特·罗斯加（）领导下的一项针对战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儿童卖淫情况的报告指出，贫穷是一个重要原因。她说：“全球性交易既是有组织犯罪问题，又是每天人们在严峻的经济困境中挣扎求生的产物。只打击犯罪问题而无视贫困问题，那只是治标不治本……对于女孩来说，知道自己正在参与什么并在某种程度上自愿参与是很普遍的。也许她们认为自己会与众不同并能够逃脱，或者她们宁愿冒险也不愿感到无能为力地呆在贫穷中。”[20] 国际童工研究办公室的莫林·贾非（）和索尼娅·罗森（）对此表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贫穷本身并不会经常迫使儿童卖淫，因为在一些贫困的社会中，贫穷并不普遍存在。相反，许多外部因素，例如家庭状况恶劣和家庭暴力，都是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29]。

为了生存而卖淫的儿童在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都有存在。在亚洲，一些未成年女孩通过在妓院工作来养家糊口。而在斯里兰卡，由于当地社会更加重视女性的贞洁，因此当地家庭会安排儿子去卖淫[30]。贾非（）和罗森（）则在他们的报告中指出北美儿童卖淫通常是由于“经济因素、家庭暴力和虐待，以及家庭解体和吸毒成瘾”[31]。在加拿大，一名年轻男子因在2012年教唆一名15岁女孩在网上卖淫而被定罪； 他曾鼓励她卖淫并以此作为赚钱的手段。他保留了她的全部收入，并威胁她如果不继续下去就将遭受暴力侵害[32]。

卖淫儿童常常被迫在危险的环境里工作，这里没有基本的卫生条件[33]。他们常常面临暴力威胁，有时还会被殴打或强奸。研究员罗宾·克拉克（）、朱迪思·弗里曼·克拉克（）和克里斯汀·亚当梅克（）在他们的研究报告里写道，他们“普遍遭受了许多虐待，（因此）不幸并健康状况不佳”[34]。一个例子是德里克·詹森曾经如此报道过尼泊尔的女性性贩卖受害者，“（她们）‘被驯服’的过程包括被强奸和被殴打，然后她们再以每次1到2美元的价格在每晚接客35次”[35]。而另外一个例子则是大多数被诱拐到印度的尼泊尔男孩在之后会被贩卖到孟买、海得拉巴、新德里、勒克瑙和戈勒克布尔的妓院。一名受害者在他14岁的时候离开了尼泊尔，此后他被贩卖为奴隶，期间遭受了囚禁、殴打、饥饿和强制割礼。他报告说，在他逃脱和返回尼泊尔之前，他与40到50个男孩被关押在妓院里，其中大部分男孩已经被阉割[36]。

犯罪学家罗纳德·弗劳尔斯（）写道，儿童卖淫与儿童色情制品有着密切的联系，多达三分之一的儿童卖淫者通过影片或书籍参与到色情活动中。他说，离家出走的青少年常常被利用而参与到色情视频或照片的拍摄中[37]。除色情制品外，弗劳尔斯还写道，“在这个双重性剥削的世界里，儿童常常是性侵、性倒错及性病的受害者，同时还有受到不可避免的性虐记忆困扰，以及自己受到损害、虐待及被玷污的身体。”[38]

反对儿童卖淫的非政府组织“人道（Humanium）”表示，儿童卖淫这些做法会导致诸如“阴道撕裂、酷刑身体后遗症、疼痛、感染及意外怀孕”等伤害[39]。由于儿童卖淫的服务对象极少采取保护措施来预防艾滋病毒的传播[39]，因此儿童卖淫者面临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并且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在某些地方感染了该疾病。其他性传播疾病也对儿童卖淫者构成威胁，例如梅毒和生殖器疱疹。同时在儿童卖淫者群体内也发现了高感染水平的结核病[34]。这些疾病通常都是致命的[1]。

被解救出来的儿童卖淫者也常饱受心理创伤的折磨，这包括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34]。其他心理问题还有愤怒、失眠、性和人格紊乱、无法信任成年人，以及失去自信。而与毒品有关的健康问题还包括牙齿问题、乙肝、丙肝，以及更为严重的肝肾疾病。其他医疗并发症包括生殖问题和性侵犯造成的伤害；暴力身体攻击造成的身体和神经问题；以及其他一般健康问题，包括呼吸系统问题和关节痛[39]。

人类学家希瑟·蒙哥马利（）写道，社会对于儿童卖淫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负面的，部分原因是这些儿童通常被看成是被他的父母或家庭给遗弃或出售的[55]。国际劳工组织将儿童卖淫列为“最恶劣的童工劳动形式清单”[56]。在1996年的世界禁止儿童商业性剥削大会（）上，将其称为“反人类罪”、“酷刑”和“奴役”[57]。地方法官兼儿童剥削和人口贩卖专家弗吉尼亚·玛丽·肯德尔和律师兼法律教授马库斯·冯克写道，这是一个令人情绪激烈的主题，而对它的预防措施也有多种观点。

调查记者朱利安·谢尔指出，公众对儿童卖淫的普遍刻板印象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当时出现了一批有组织的反对派；直至那时，警方才开始努力消除这种普遍误解[59]。犯罪学家罗杰·马修斯写道，由于对恋童及儿童性虐待的担忧，以及对年轻人观念的转变，这都导致公众对于儿童卖淫和成年卖淫的态度有着巨大差异。虽然后者通常无法被接受，但前者往往是无法被容忍的[60]。此外他还指出，随着儿童越来越被认为是“无辜”和“纯洁”，人们就越认为儿童卖淫是最严重的奴隶剥削[60]。因为公众态度的转变，所以童妓不再被视为犯罪者而是受害者，故而对他们应该给予治疗而不是惩罚[61]。

虽然反对儿童卖淫的运动始于1800年代[62]，但是国际上第一次大规模抗议儿童卖淫的示威游行运动却发生在1990年代的美国，这次运动主要是由国际终止童妓组织所倡导的。历史学家朱利乌斯·罗德里格斯将该组织描述为“打击儿童卖淫运动中最重要的组织”，它们是最早关注西方游客在东南亚剥削儿童问题的组织[63]。妇女权利组织与反旅游组织联合起来抗议泰国曼谷的性旅游行为。《时代》所展示的一个泰国青年卖淫者的形象，以及英国出版的词典将泰国形容为“一个有很多卖淫者的地方”等都激起了对性旅游的反对声浪[64]。文化人类学家苏珊·杜威（）和帕蒂·凯利（）写道，尽管无法抑制性旅游以及儿童卖淫比例的持续上升，但这些团体“在国内及国际上都引发了舆论”并成功使得媒体第一次广泛地报道了这个主题[64]。国际终止童妓组织随后扩大了关注范围，以抗议全球的儿童卖淫问题[63]。

1990年代后期到2000年代早期，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为卖淫儿童兴建的庇护所并向他们提供康复方案；同时警方也开始积极调查这一问题[59]。由北极星项目后来所建立的国家人口贩卖资源中心（）提供了一条全美的免费热线，他们全年无休地接听来自全美任何地方的电话。该热线由北极星项目运营[65]，旨在让呼叫者报告提示并接收有关人口贩运的信息[66]。

反对儿童卖淫及性奴役儿童的运动扩展到欧洲及其他地方，相关组织敦促公众将卖淫儿童视为受害者而不是犯罪者[60]。迄今为止，这个问题在全球依然表现突出，各类组织及相关运动目前仍在持续努力[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