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香港

戰爭期間，殖民政府獲授緊急權力，但僅在1917年使用過一次，以調節商品價格[3]。香港的歐裔人士和華人都有向戰爭慈善基金捐獻，以支持英國的戰事[6]，例如香港企業家周少岐便是戰爭慈善委員會（）委員[10]。香港居民向英國的「帝國飛機隊」計劃（）捐款，購買了兩架皇家飛機製造廠B.E.2雙翼機，分別命名為「香港一號」（）和「香港二號」（）[11][12]。香港富有的個人及機構亦向戰爭基金捐款，如何東則捐款以助英國購買兩艘飛機以及數輛救護車[10]。在正常的金錢貢獻之上，港人再共籌得1千萬港元。這包括了在戰爭最後兩年，經物業持有人（大部分為華人）同意後，向他們收取額外7%的附加稅率以籌得的2百萬港元[6][5]。

在開戰前的1914年5月，政府立例壟斷了鴉片買賣，令到政府收益大為增加。至1918年，政府買賣鴉片的利潤，達至了政府總利潤的46.5%。這令到戰時的香港經濟突飛猛進，香港進入了「戰時繁榮」的局面，香港政府亦因而可提供更多援助金支撐英國繼續進行這場曠持日久的戰爭[3]。在清末民初鴉片買賣成為中國地方收入的主要來源，鴉片輾轉流入成立未久的中華民國，中國地方官員和民國軍閥都積極扩展鸦片生意作为税收来源及軍費開支[13]。

在1911年，香港共有5,248名歐洲人，當中有342名德國人。當時在港的德國人口是香港的第二大歐裔人口（第一為英國人）[5]。德國人對香港經濟有重大的影響力，但政治上則幾乎沒有影響力[3]。1914年8月3日，開戰前兩天，駐港德國領事沃列澤茲（）收到梅含理的電報，指假如英國與德國開戰，梅含理會確保德國人能繼續他們的商業活動，但他們須宣誓表明不會損害英國利益[14]。開戰後的8月5日，梅含理再向沃列澤茲發電報，寫道：

我親愛的沃列澤茲，我悲傷地向你說，最差的情況發生了，我倆的國家向對方開戰了。我願捨棄我的生命，但願這能避免這種災難[14]。

相反地，凱利對在港德國人並不信任。例如，在10月5日，凱利曾向梅含理匯報：

以我來看，在這殖民地中自由活動的各德國人，男或女都好，都可能作出壞事，或會延長戰爭。毫無疑問，他們都在散播謠言，並自然地煽動中國人和印度人反對我們……他們的存在，逼使我們必須更小心，加強保衛重要的地方。我個人並不介意，把所有適合服兵役的德國人都變成了戰俘[15]。

戰爭爆發後的數天內，殖民地政府替敵國人士作假釋協定。在港德人暫時可繼續商業活動，但必須定時向警察報到，只能在某些區域活動，亦不能離開香港[3][15]。8月12日，倫敦政府下令駐港德國領事館必須關閉，在港的德國及奧地利人暫時由美國領事協助（當時美國尚是中立國）[14]。因應民眾的強烈要求，皇后大道中的德華銀行的普魯士雙頭鷹標誌被移除[15] 。

在開戰後的數個星期內，已經有德國人被捕[16][17]。他們被送往昂船洲的隔離營監禁[18]。菲利普·威特曼（）本是在德國商船「愛麗絲公主號」（）的船員。他在開戰後數天與商船抵達香港，隨後被拘禁[16]。威特曼描述昂船洲的拘留營為「細小、嚴密圍起、荒蕪的空地」，而且經常受到颱風威脅[17]。9月12日，被拘禁者轉移至紅磡附近未興建完成的拘留營[3][15]。對被拘禁者來說，紅磡拘留營比起昂船洲拘留營的環境較好[17]。如此同時，德籍女士與小孩則被拘留於市區的酒店內，受到酒店廚師和員工的款待[19]。

10月6日，香港立法局通過法例以保證德國公司在某些限制下，能繼續營運[14]。可是在同月，倫敦政府逼使港府通過《與敵貿易條例》（），容許港府防止、偵測和懲罰居民與敵人之間的任何貿易行為，並能清算敵人在銀行的資產。港府以此法例為法律基礎，對所有在港德國公司進行清盤，並沒收大量德人物業和財產[3]。在10月底，德國方面宣布後備軍事動員，使港府發出對德人發出拘禁令。10月31日，德籍女士、小孩及在兵役年齡之上的老人被命令離開香港至上海公共租界或馬尼拉[3][15]。餘下的德國人，均在德國後備軍名單上，他們全數被拘禁[15][17]。

11月，協約國在青島戰役後，佔領了德國膠州灣租借地，在膠州的德國人亦有人被轉移至香港拘留[15]。被拘禁者被允許慶祝聖誕，1915年的新年則舉辦了假面舞會。1915年1月27日，被拘禁者秘密慶祝了德皇威廉二世的生辰。翌日，因倫敦政府得知德國處理英國戰俘的手法，決定作報復性行動，減少被拘禁者的糧食[17]。被拘禁者投訴說，他們在港期間像咕喱一樣被看待[19]，令德國政府向美國作出投訴。2月，美國派出總領事安達臣（）巡視拘留營。在英方陪同下的巡視完結後，安達臣表示拘留營的生活情況「可接受」[15][20]。2月17日[17]，5名被拘禁者在興建劇院小屋的土製舞台時，利用工具掘出180英尺的隧道，並嘗試逃脫[3][5]。當中一人在逃脫期間被槍擊後被捕，另一人在18日於上水的火車軌附近尋回。其餘3人在19日晚上九時於樟樹灘附近被捕，他們當時正嘗試逃往中國邊境[21]。5月21日再有另一人嘗試逃脫[17]。他在往牙科檢查途中借用洗手間，期間從洗手間逃脫，可是在當晚已尋回[15]。紅磡拘留營亦繼續受到颱風的困擾。其中在1915年10月30日，被拘禁者需要前往槍會山軍營躲避颱風[17]。

1916年1月，被拘禁者全數乘坐「帝國號」（），前往澳洲霍爾斯沃斯的另一個拘留營[16][18]。戰事完結後，他們被驅逐出境並回到德國，他們的物業和財產則一直沒有退還[3]。

人數方面，昂船洲拘留營共計226名被拘禁者[19]。轉移到紅磡拘留營後，人數為則「約200人」[3]。離港時，被拘禁者共計超過300人，包括了7名女士及13名小童[18]。被拘禁的著名人士包括捷成洋行的創辦人雅各布·捷成（）[14]。

在開戰後的數個星期內，有約6萬至10萬名香港華人因擔心戰禍波及香港，逃難至中國廣東省[6][3]。歐裔人口也下降（從1914年的20,710人降至1919年的13,600人）。然而，香港整體人口於戰時有大幅的增長，由從1914年的501,304人上升至1919年的598,100人[5]。

戰事於1919年7月正式完結後，香港人以煙花、車隊和遊行大肆慶祝。雖然看似歌舞昇平，但是香港經濟正經歷嚴重通脹，主要原因為戰時的物資短缺以及人口的減速增長，導致物價和租金上升。慶祝後的一星期，因暹羅的稻米欠收、法屬印度支那和英屬印度收緊稻米出口、日本對大米的需求急速上升，爆發1919年香港搶米風潮[6][5][3] 。

因有歐洲人在戰時離開香港參與戰爭，令到華人可以打入傳統上由歐洲人主導的行業，例如銀行業和航運業[6]。1914年至1919年間，共有3間主要的華人銀行成立，包括東亞銀行[5]。同時，由於德國人在港業務受到嚴重的打擊，英國和協約國商人取代了德國商人的業務。德國人活動受打擊的嚴重程度，可從1921年只有3名德國人在港的情況得知[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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