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合理化

系统合理化理论认为，人们并非总是会为所在系统进行辩护，即认为现状是公正、合理的[6][7]。被激活认识性需要、存在性需要和关系性需要的个体更倾向于进行系统合理化[1]。对具有认识性需要的个体而言，他们需要减少不确定性和模糊性[1]，认知负荷较高的个体更倾向于支持权威/等级价值观，而政治保守主义被认为是维护系统的表现[8]。对具有存在性需要的个体而言，他们需要减轻威胁和不安全感，遭遇存在威胁的个体更倾向于持保守的态度，这被视为是系统合理化的表现[9][10]。对具有关系性需要的个体而言，他们需要使社会关系协调，减少排斥感，实现共享现实感，被启动社会排斥感的个体更倾向于表达更强烈维护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倾向[11]。

有研究指出，系统合理化并非仅在外显层面上发生，而是在内隐层面上运作，表现为对外群体的偏爱[1]。例如，一些实验表明，在内隐联想测验中，弱势群体表现出对外群体的偏爱，而在外显测量中可能表现出对内群体的偏爱或没有群体偏向[12]。

虽然系统合理化理论认为人们被激发去捍卫、证明和支持社会现状[13]，但研究显示，人们对系统的支持往往与自我欺骗和动机性社会认知的个体差异有关[14]。

研究者提出了一些影响系统合理化倾向的个体和情境的调节变量，但对于系统合理化在何时、何地、对谁起作用的解释仍然不完善。这包括系统威胁、系统依赖和系统不可脱离性与稳定性等因素。[1]

一些研究质疑人们是否具有自主、独立的系统合理化动机。有研究发现，在一些情况下，外群体偏爱可能反映了一种类似于错误信念和内化自卑的意识形态过程，而不是真正的系统合理化动机。[13]

为了突破这些困境，一些研究者转向神经科学方法来研究系统合理化。神经科学方法在技术的复杂性和客观性方面具有优势，能够更好地理解系统合理化的内在机制[1]。例如，通过神经影像学研究，发现背外侧前额叶皮质和杏仁核与系统合理化之间存在潜在联系。dlPFC与经验开放性和政治保守主义有关[15][16]，而杏仁核与处理社会关系信息和政治意识形态倾向有关[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