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学派

伊斯兰经济学是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经济实践。起源可以追溯到的哈里发，[4] 包括了起源于8-12世纪之间的早期市场经济和一些最早版本的商人资本主义，一些人称之为“伊斯兰资本主义”。[5]

基于推动被压迫群众的伊斯兰经济不仅在个人问题上，更是在实施更宏观的经济目标和政治政策上注重伊斯兰教法规。它建立了自由畅通的财富循环基础，使其丰厚的利润回报可以达到社会的最底层。如以天课和吉兹亚的形式征收的财富税，禁止对各种贸易和交易（收入/销售/消费税/进口/出口税等）征税等都是一些典型特点。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禁止在交易货币时存在超额利息。而且使用纸币的声明也很突出。虽然承兑票据得到承认，但承兑人们必须持有充分的储备。部分准备金银行业务被视为违反信托法而被禁止。

它见证了像贸易公司、大型企业、合同、汇票，长途国际贸易、合伙企业（mudaraba）这样的初期有限合伙制(mufawada)，以及最早形式的金融信用、债务、利润、亏损、资本（al-mal）、资本积累（nama al-mal）、[6]流通资本、资本支出、營業額、支票、本票、[7]信托（见Waqf）、初创公司，[8] 储蓄账户、交易账户、典当、贷款、汇率、銀行、货币兑换、分类账、存款账户、分配、复式簿记[9]诉讼，[10] 和代理机构[11][12]的创新等。

20世纪后半叶以来，这个学派逐渐得以恢复和发展。

欧洲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早期的经济政策视经济活动为为貴族和天主教會谋利的赋税途径。经济交流受到封建权利的限制，例如收取过路费或开办交易场所的权利，以及行会和宗教对高利贷的限制。像这样的经济政策旨在鼓励某一特定领域的贸易。由于社会阶层的重要性，颁布了法律来规范着装和住房，包括不同阶层允许的款式，材料和购买频率。马基雅弗利在他的书《君主论》中第一次以建议的形式提到了经济政策理论。他指出，君主和公民应该限制他们的支出，防止富人或民众诋毁他人。这样将不会造成公民的沉重负担，从而使国家得到民众的认可。

重农主义是由18世纪法国经济学家们提出的，他们强调生产性工作，特别是农业对经济财富的重要性。他们早期对自由贸易和放松管制的支持影响了亚当·斯密和古典经济学家。

经济历史学派是德国于19世纪形成的一个学术经济学和公共行政学的分支，直到20世紀都佔統治地位。历史学派认为，历史是关于人类行为和经济问题的知识的主要来源，因为经济学是针对特定文化的，因此不能在空间和时间上普遍化。该学派反对经济定理的普遍有效性。他们认为经济学是仔细的实证和历史分析的结果，而不是逻辑和数学的结果。该学派的大多数成员是学术的社会主义者，即在重工业化时期关注社会改革和普通人的条件改善。历史学派又分为三个小派：

• 守旧派，代表人有威廉·罗雪尔、卡尔·克尼斯和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
• 革新派，代表人有古斯塔夫·冯·施穆勒，还包括艾蒂安·拉斯佩雷斯、卡尔·布赫、阿道夫·華格納以及盧約·布倫塔諾；
• 创新派，代表人有维尔纳·桑巴特、甚至包括马克斯·韦伯

德国经济历史学派的先驱包括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因为1882-1907年普鲁士教育部大学部门负责人弗里德里希·阿尔托夫的许多顾问已经在该学院的成员之下学习过，历史学派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德国大学经济学教授的任命。此外，由于美国经济学界由德国博士生领导，普鲁士不仅在中欧成为德国的知识分子，主导着学术界，而且直到20世纪左右在美国也是如此。历史学派参与了与奥地利学派的“方法学”（“斗争法”），其定位更为理论化和先验性。

在讲英语的国家，历史学派可能是最不为人所知和最不被理解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因为它与现在主导的英美分析观点截然不同。然而，历史学派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构成了欧洲大陆大多数国家几十年来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历史学派也是约瑟夫·熊彼特动态变革导向型创新型经济学的来源之一，虽然他的著作可能批评了该学派，但熊彼特的著作中关于创新和创业的角色可以被看作是始于历史学派思想的延续，尤其是冯·施穆勒和桑巴特的著作。

英国历史学派没有德国历史学派那么出名。该学派严格批判了古典经济学的演绎法，尤其是大卫·李嘉图的著作。推崇重归纳法，并呼吁将史事与时事相结合。

李嘉图社会主义是19世纪初的古典经济思想的一个分支，该思想基于--劳动力是所有财富和交换价值的来源，而租金、利润和利益歪曲了自由市场。他们发展的前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剥削理论被广泛认为受到大卫·李嘉图的著作的深刻影响，并且倾向于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自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著作。该学派注重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认为的资本劳动剥削。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不仅仅是一个价格理论，更是一种用于衡量资本主义剥削社会劳动的理论。[13][14]

制度经济学着重于了解制度在经济进化过程中和塑造经济行为中的作用。它最初的重点在于托斯丹·范伯倫的技术和社会领域“仪式”的本能导向二分法之间。其名字和核心元素可追溯到沃尔顿·汉密尔顿1919年发布于《美国经济评论》的文章。[15][16]

新制度经济学通过关注经济活动背后的社会和法律规范及规则（来自机构的）以及分析超越早期的制度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来试图扩展经济学。[17]它可以被视为在新古典经济学排除方面的巨大进步。它重塑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各个方面。

又称数理学派，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支，代表人物维弗雷多·帕累托。

芝加哥学派是与芝加哥大学教师工作相关的新古典主义经济思想学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宏观经济学中对发展货币主义作为一种替代凯恩斯主义的思想学派对宏观经济模型中理性预期的使用产生了影响。

主流经济学是相对于非主流經濟學的一个术语。[19]它的出发点是资源是稀缺的，并且有必要在竞争性选项之间进行选择。也就是说，经济学涉及权衡。由于稀缺性，选择一种方案意味着放弃另一种方案，即机会成本。机会成本表示相互竞争的替代品之间的隐含关系。这样的成本被认为是市场经济中的价格，用于分析经济效益，或者用于预测对市场扰动的反应。正如意大利经济学家恩里科·巴罗恩首先证明的那样，計劃經濟可比较于影子价格的关系必须满足对资源的有效利用。

经济学家认为，激勵和成本在塑造决策过程中发挥着普遍作用。一个直接的例子就是个人需求的消费者理论，该理论独立出价格（作为成本）和收入如何影响数量需求。现代主流经济学主要建立在始于19世纪后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主流经济学也承认市场失灵的存在和凯恩斯经济学的见解。它使用经济增长的模型分析影响国民收入的长期变量。它采用博弈论来模拟市场或非市场行为。集体行为的一些重要观点（例如组织的涌现）已通过的新制度經濟學被纳入到经济学的范畴。莱昂内尔·罗宾斯在1932年的论文《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描述了大部分现代经济学的定义：“研究人类行为作为有限而稀缺的多功能性工具之间的关系的科学”。稀缺意味着可用的资源不足以满足所有需要和需求。不存在资源短缺和可替代的使用可用资源，就没有经济问题。如此界定的主题涉及受激励和资源影响的选择研究。经济学一般研究的是人们在稀缺资源之间如何分配的问题。

主流经济学涵盖范围广泛的（但不是无限的）观点。在政治上，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都持有自由放任和现代自由主义的观点。对于经济学中的特定问题，例如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可取性，也有不同的看法。虽然历史上很少有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自己作为该“学派”的成员，很多人会认同新古典经济学派、货币主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或者行为经济学中的一个或更多。

主流经济学内部的争议倾向于用以下方式表述：

• 资本资产的定义包括自然资本（生态系统）或社会资本（“商誉”或“品牌价值”）或人才，以及通常构成无形资产与可测量资产
• 投资和malinvestment以及商业周期如何根除后者而留下前者
• 法律责任和承担，例如网络外部效应的问题
• 财富和价值以及如何影响价格，特别是劳动力和生态系统

“主流”经济方法的例子是由ICLEI开发并由世界40大城市的C40组织倡导的城市三重底线会计方法。正如这个例子表明的那样，“主流”方法的定义是它被采纳和主张的程度，而不一定是其技术严谨性。

非主流經濟學（异端经济学）是一些思想不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形式主义的学派。异端经济学家强调历史、自然系统、不确定性和权力的影响力。其中包括制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二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和热经济学等。

在19世纪后期，一些非正统学派与边际革命后兴起的新兴古典学派产生了争论。大多数持不同政见的学派生存至今，但规模和影响相对于主流经济学已大大减弱。主要有制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奧地利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是对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大挑战。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最终以约翰·希克斯发展的凯恩斯-新古典综合学派进入主流。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及其对主流经济学的融入，降低了对非主流学派的吸引力。然而，倡导对正统经济学进行更根本性批判形成了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最近的非正统经济学的发展包括演化经济学（虽然这一词还用于描述制度经济学）、女权主义经济学、绿色经济经济学、后自闭症经济学及热经济学。

非正统的方法往往体现于对“主流”方法的批评。例如：

• 女性主义经济学批评劳动力的估价，并认为女性劳动力被系统地低估
• 绿色经济学批评生态系统的外部化和难以定价的状态，并主张把他们作自然財富纳入有形的资本资产
• 后自闭症经济学批评了对形式模型的关注以牺牲观察和价值为代价，并争论回到亚当·斯密创立的人类科学的道德哲学。

大多数非正统的观点都批评资本主义。最显著的例外是奥地利经济学。

Georgescu-Roegen从热力学的熵的概念重新引入经济学（在他看来，区别于从牛顿物理学中得出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机械基础），并为后来发展成演化经济学做了基础的工作。他的工作为热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的作出了重大贡献。[20][21][22][23][24]

主流经济学之外对经济问题的其他观点包括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依附理论和世界體系理論。

对源于主流经济以外的经济体系进行的根本性改革包括参与型经济运动和二元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