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四名人传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四名人传》（英語：）是利顿·斯特雷奇 （布卢姆茨伯里派的创始成员之一）所著的一本传记，于 1918 年首次出版，包括维多利亚时代四位主要人物的传记。这本书因斯特雷奇对这三名男子和一名女子的不敬和机智而著称，在此之前他们一直被视为英雄：曼宁枢机主教、弗洛伦丝·南丁格尔、托马斯·阿诺德和查理·戈登将军。虽然南丁格尔实际上受到了赞扬，她的声誉也得到了提升，但该书以不太讨人喜欢的方式展示了其他主题，例如，曼宁枢机对纽曼枢机主教的阴谋。

这本书使斯特雷奇声名鹊起，并使他稳居传记作家的最高地位。

背景

1912年，斯特雷奇提出了“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名人传”的想法，当时他靠偶尔发点新闻，以及为布卢姆茨伯里派的朋友业余写点戏剧和诗歌为生。他去了东伊尔斯利（East Ilsley）的乡下，开始写一本书，当时叫《维多利亚剪影》（Victorian Silhouettes），里面有十二位维多利亚时代名人的微型传记。1912年11月，他写信给弗吉尼亚·伍尔夫，说他们的维多利亚时代前辈“在我看来是一群口误的伪君子”。在对曼宁枢机主教的生活进行研究后，他意识到自己很难写好十二个人。第二年，他搬到了威尔特郡，在那里一直住到1915年，那时他已经完成了这本书的一半。[1] 他考虑了以后又放弃的主题之一是伊莎贝拉·比顿（Isabella Beeton）。他选择不写她，因为他找不到足够的相关材料[2]。

那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斯特雷奇的反战和反征兵活动占用了他的时间。他坚定了自己的观点，并得出结论，维多利亚时代的名人不仅是伪君子，而且给他这一代人留下了“极其邪恶”的制度，“通过这种制度，人们试图通过武力解决国际争端”。[1]

到1917年，这部作品准备出版，斯特雷奇与杰弗里·惠特沃思（Geoffrey Whitworth）在温都斯书局（Chatto&Windus）取得联系。评论家弗兰克·阿瑟·斯温纳顿（Frank Arthur Swinnerton）对这部作品很感兴趣。这本书于1918年5月9日出版，获得了几乎一致的好评[1]。

摘要

每个人的生活都与其他人非常不同，尽管有共同的线索，例如，威廉·格莱斯顿和阿瑟·休·克劳夫（Arthur Hugh Clough）反复出现。每个故事都拥有特定的背景。

在曼宁枢机主教的故事中，背景是牛津运动的兴起，英国圣公会一批有影响力的神职人员集体叛逃到天主教会。书中深入解释了运动及其主角，特别是曼宁与若望·亨利·紐曼的敌对关系。斯特雷奇对曼宁试图阻止纽曼成为枢机主教的暗中操纵持批评态度。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故事的背景特征是英国陆军部的阴谋，以及军方和政客的迟钝。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影响，斯特雷奇将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描绘成一个热情、有冲劲的女性，她的成就让人无法忍受，也令人钦佩。[3]

阿诺德博士被誉为建立公学体系的典范。斯特雷奇将其描述为一种基于教堂和古典的教育，一个维持秩序的行政体系。他指出，对体育的痴迷并不是阿诺德造成的，但他明确表示，阿诺德忽视科学是错误的。尽管阿诺德在当时备受尊敬，但斯特雷奇认为，回想起来，他的做法极具破坏性。斯特雷奇还嘲笑阿诺德为提高公众道德水平所做的努力，例如他不成功的周报。

戈登的故事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士兵和冒险家的故事，他最初在中国的军事成就会被遗忘。他是一名雇佣军，代表各种可疑的政府卷入冲突，但他的大部分经历是在苏丹。最后一场灾难是，埃及对苏丹的占领，几乎被原教旨主义反叛分子完全推翻，需要有人来挽救喀土穆的局势。这项工作落到了戈登身上，他的本能是什么都不做，只能撤退，于是他陷入了一场围攻。英国政府陷入了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困境， 当他们最终派出的一支救援远征队到达时，已经晚了两天。斯特雷奇根据戈登的日记和信件，讲述了一个几乎与世界格格不入的坚强个体的故事[4]。

评价

1918年5月21日，伯特兰·罗素从布里克斯顿监狱（Brixton Prison）写信给格拉迪斯·林德（Gladys Rinder），他因反战运动正在被监禁[5][6]：

这是辉煌的，美味的，精致的文明。我和戈登一样喜欢，这对我来说都是新鲜事。我看书时经常在牢房里大声大笑。狱警来到我的牢房，提醒我监狱是一个惩罚的地方。

斯特雷奇死后不久，美国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在1932年9月21日的《新共和》杂志上写道：“当然，利顿·斯特雷奇的主要任务是彻底消除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优越感……自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四名人传》出现以来，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无法对主宰他们过去的传奇故事能够感觉到完全一样。有些东西被永远戳破了。”

意义

随着《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四名人传》的出版，利顿·斯特雷奇为维多利亚时代注入气息，供后人阅读。直到那时，正如斯特雷奇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维多利亚时代的传记“就像殡仪馆的‘理发师’一样熟悉，带着同样的缓慢、葬礼般的野蛮气息。”斯特雷奇打破了“两卷厚厚的……未消化的材料”的传统，将目标对准了四位受人尊敬的人物。

英国工党政治家韩素利写道：“利顿·斯特雷奇优雅而充满活力的人物暗杀行为，永远摧毁了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至上的自命不凡。”[7]

参考
  1. . [2023-02-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3-26）.
  2. Grimes, William. . The New York Times. 2006-04-17 [2022-01-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5-31）.
  3. Florence Nightingale, Monica E. Baly and H. C. G. Matthew,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2015
  4. Lytton Strachey Eminent Victorians Chatto & Windus 1918
  5.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Bertrand Russell By Bertrand Russell, Nicholas Griffin 2002
  6. 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Volume 1, page 73),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71.
  7. Hattersley, Roy. . NewStatesman (The Wrong War) (newstatesman.com). 12 August 2002 [3 February 20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7-27） （英语）.

延伸阅读
  • Dirda, Michael. .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2018-02-15 [2021-08-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3-28） （英语）.

外部链接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Eminent Victor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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