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1945年日本戰敗，中華民國教育部長羅宗洛來台接收台北帝國大學。1949年1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被任命為國立台灣大學校長，他也是近代中國近代學院歷史學的創建者之一，對台大歷史系的整備與擴充具有紀念性業績。當時中國較有名望的歷史學者也紛紛來到台灣，對當時日籍學者離開的台大歷史系來說，有如及時雨。台大歷史系也從日本時代日本學者一轉為中國學者的狀況，但這些中國學者因學問關心不同，也完全無法繼承台北帝國大學累積的圖書與研究成果，並抱著中國民族主義的心態，因此時台灣大學在學問上完全與帝國大學斷絕，成為一個以教學（民族主義與反共意識形態為內容）為中心的大學，要到1970年代前後，接受戰後完整學術課程訓練的新世出現後，才有新的研究能量。[3]

中國近世史、中國斷代史、西洋近世史、西洋斷代史、亞洲諸國史、西洋國別史、中國史學史、中國地理總論、中國沿革地理、史學方法、史學通論、專門史、畢業論文或研究報告。[4]

中國古代史研究、民俗學、考古學、傳記學、人類學、歷史學科教材與教法、社會心理學、中國史學名著選讀、西洋史學名著選讀、國語或日文。[4]

這些中國學者大都有相當家世，並於20世紀初期留學歐美，歸國後成為成立階段的大學教師，或在1920年成立的中國大學歷史系接受教育。來台後，大多致力於教學而少見學術研究成果（勞榦、姚從吾、方豪例外），處於「述而不作」狀態。原本傅斯年校長理想是像柏林大學那種研究型大學，設置從事專門學術研究之講座，但來台後認為台灣大學不適宜採取講座制，而改採教學導向的美國式學科制。因此，戰後來台的歷史學者難以維持戰前台北帝國大學之研究水準。[3]^:102-103

北京大学於1917年成立史學系，但教員多為反對當時新文學路線的文科教員。1920年，朱希祖擔任史學系主任，加入西洋史課程，才有了近代大學歷史系的形貌。這個1920年代成立的北大歷史系，成為以後中國近代學院歷史學的雛型。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以留德的傅斯年為所長，從研究體制上確立近代實證的歷史學。若以1920年代作為中國近代學院歷史學為起點，大概離日本晚了40年。而戰後來台灣的中國大陸學者，恰好是1920年代近代學院歷史開始之初的師生們。他們回國後將西洋近代歷史學引進中國及教授中外歷史。但自1930年代中期至1949年國府撤退來台，中國近代大學也歷經約20年的不安定。[3]^:103-105

1950年台灣大學歷史系教師一覽表[3]^:99-102：

對中國歷史教育強烈主張「我們深知神州之沉淪實由邪說『為厲之階』，因謀建立一新而正當的史學以端正人心而正風俗，乃決定講求『史義』以根絕一切史演之學，並培養『史識』以補考據之不足」。沈剛伯舉出所謂撥亂反正的「史義」，包括：嚴夷夏之防、明人倫之敦、辨王霸之道、通古今之變及究天人之際。沈剛伯講求史義之外，還須培養「史識」。沈剛伯對台北帝大時期因研究目的而致力的各種外文貴種書籍，完全不予措意。他認為：「在台灣學歷史，卻有一件極大的困難，就是缺乏書籍。在異族統治過五十年的地方，故國的圖籍當然流行甚少。光復不久，大陸極亂，舊書的來源頓絕。現在要在台北買三、五部《資治通鑑》，都非易事」。沈剛伯認為理工科學生必須認識中國文化，並開列了一份書單，包含：《论语》、《孟子》、《大學》、《中庸》、《诗经》、《左传》、《周禮》、《老子》、《荀子》、《韩非子》、《通鑑》及《宋》、《元》、《明紀事本末》。沈剛伯即使留學英國，並大學歷史系講授英國史、西洋古代史，但他著重的是中國傳統書籍。[3]^:105-106

浙江杭县人，是自學出身的學者。12歲時進入天主教修道院，走神職的人生道路，1935年晉升司鐸（神父）。在修道院期間，方豪對中國文史產生濃厚興趣，私下蒐集學術刊物、閱讀名家論文、揣摩歷史研究方向，並寫信向學者請益。晉升神父後，結識南派重要人物、亦是浙江同鄉的張其昀及陳訓慈，之後開始發表論文。1941年方豪正式進入學術界，到貴州遵義的浙江大學史地系任教，浙江大學是南派大本營，他很受張蔭麟影響，並在復旦、輔大任教。1948年底方豪獲胡適推薦來台大任教，1949年就任，著述極多。其領域為中西交通史、宋史、臺灣史，早期以中西交通史，晚期以台灣史為主。方豪深受南派領袖人物援引，治學完全遵循主流，典型的史料考證派。[5]

台中龍井人，父親是台中著名婦科醫生陳茂堤，戰後曾任臺灣省參議會參議員。陳荊和幼年時，父親到慶應義塾大學醫學部從事研究工作，陳荊和在日本接受小學、中學教育，1936年進入慶應義塾大學預科部，師事松本信廣，當時慶應義塾大學為研究越南史重鎮，為陳荊和打下越南史研究基礎。陳荊和從文學部史學科畢業後，在慶應義塾大學語學研究所擔任助手，後來成為日本、法屬印度支那的交換學生，前往河內的法國遠東學院研究東南亞史，尤其是越南史。

1946年陳荊和返台，12月以講師受聘國立台灣大學，1948年9月兼任省立師範學校講師，開設「亞洲諸國史」、「南洋史學名著選讀」、「東南亞洲史」、「安南史研究」、「東南亞洲史專題研究」、「南洋華僑史」、「華僑史研究」，被稱為「最具日本史學實質傳承內涵的學者」。但1960年8月陳荊和辭職，前往順化大學漢學院任教，日後成為越南研究國際級學者。[4]^:64-66

1944年張美惠進入台北帝大史學科，專攻南洋史學。她的第一外語是英文，第二外語是德文，並分別向岩生成一、箭內健次學荷蘭文、西班牙文，戰爭期間還向台灣經濟專門學校的竹村猛學法文，語言訓練非常充分。1947年7月自台大史學系畢業，8月受聘為史學系助教，職責是「管理圖書館以及研究工作」，但1947年因同事卜新賢被以匪諜罪逮捕，1949年卜新賢出獄後，5月兩人結婚。1952年在賴永祥邀約下，和張美惠、卜新賢一起撰寫《臺灣省通志稿》卷三《政事志、外事篇》。1954年8月張美惠從助教升等為講師，1955年1月因出國而辭職。[4]^:68-70

楊雲萍出身士林世家，父親是醫生，家境優渥，舊、新學具佳。1921年考上台北一中，1925年創刊台灣白話文學雜誌《人人》；1926年進入日本大學，而後入大學院。1933年返台，投入南明史、台灣史、台灣民俗研究領域。日治時期，楊雲萍沉潛鄉土研究，並在《臺灣日日新報》撰文呼籲台北帝大非得研究台灣不可。[2]

戰後楊雲萍先在報界針砭時局，呼籲奪還語言、修纂台灣史；並擔任臺灣省編譯館的編纂兼台灣研究組主任。二二八事件後，編譯館關閉，進入台大歷史系任教，開設「南明史」、「臺灣史」、「台灣史日文名著選讀」等課，並指導研究台灣史博碩士完成論文。楊雲萍是戰後第一個在大學院校開設台灣史課程的人，上呈連雅堂、林獻堂之史學，下開解嚴後台灣史研究風氣。其重要著作為《台灣史上的人物》、《南明研究與台灣文化》。[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