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電影

1898年，日本佛教真宗少年教會在台北北門外舉辦「少年教育映畫幻燈會」，是首次有電影在台灣播放[5]。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高松豐次郎攜帶一萬尺底片來台，第一部在台灣拍攝的電影是1907年2月高松豐次郎等一行人拍摄的《臺灣實況紹介》[6][7]。高松豐次郎定居台灣后，開始在台灣七大都會建戲院放映電影。1925年，台灣映畫研究會制作的《誰之過》为第一部台灣人製作的劇情片。1938年，第一映畫製作所出品的《望春風》，口碑賣座俱佳，堪称日治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台灣電影[8]。

臺灣進入中華民國時代後，初期的大部分電影都是由政府主導的宣傳片，例如公賣局拍摄的《良心與罪惡》、農教公司推出的《美麗寶島》等。1949年，張徹主導的《阿里山風雲》是战后第一部由中國人拍攝的電影，其插曲「高山青」廣為人知。1954年農教公司與台影合併成立中影，以反共與農村經濟成功為主題拍摄了《梅崗春回》等十餘部电影或短片[9]。从1955年熱賣的臺語片《薛平貴與王寶釧》[10]一直到1981年最後一齣臺語片《陳三五娘》為止，台湾歷經了二十多年的台語電影時代。根據統計，臺語片的總產量將近兩千部，產量最多時一年高達120齣作品問世。

1960年代，中央電影公司聘請李行拍攝的《蚵女》與《養鴨人家》兩片，白景瑞的《家在台北》，均頗叫好叫座[6]。60年代末期，香港知名導演李翰祥來台發展，並香港電影技術帶進台灣。期间有黃梅調電影、鄉土寫實片《冬暖》、歷史宮闈片《西施》及文藝片，其中以瓊瑤原著改编的佔了8部。1967年，香港导演胡金銓為聯邦電影公司編導武俠片《龍門客棧》締造了絕佳的票房紀錄[11]，從此武俠、功夫、武打電影成為台灣電影的主流，直到80年代才沒落。1970年代中期，因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等種種不利因素，拍摄了一些列愛國政宣片，以穩定民心。

1982年，中央電影公司拍成了四段式集錦電影《光陰的故事》，被認為是台灣新浪潮電影的首部作品[12]。而另一部具有「現代主義」的原著改編的電影《兒子的大玩偶》，突破保守勢力的抵制，促成了台灣電影的新風貌[6]。1980年代中葉起台湾電影开始涉及禁忌題材，回顧與探討台灣近現代社會、歷史與個人記憶，其中侯孝賢的《悲情城市》最令人震撼。1980年代起，中華民國政府成立電影發展基金會、電影圖書館，設置了金穗獎，主管電影業務的新聞局透過電影輔導金來支持藝術電影的製作。80年代晚期，台湾電影產業开始没落，1989年開放外國電影进口，台湾製片量一路下滑。1996年起，國片每年產量仅15至20部，票房市占率僅为1～2％。2000年後，台灣的國產電影偶有佳作，面对好萊塢電影，國片整體上處於弱勢。

2007年起的全球金融危機，美商影視企業受到影響给台灣電影提供了機遇。2007年周杰倫自編自導自演的電影《不能說的秘密》大获成功。2008年，魏德聖執導的電影《海角七號》成為1945年以來最賣座的國片。2006年台灣電影上映19部，總票房4,339萬元，市占率1.62%；2007年為22部，總票房1億9,878萬元，市占率7.38%；2008年為29部，總票房3億542萬元，市占率12.09%[註 1][13] 。

2011年《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在兩岸四地、馬星取得不錯的成績，是台灣電影成功的海外輸出例子[14]。2013年《看見台灣》是台灣史上票房最高的紀錄片[15]。2015年《我的少女時代》在全球25億票房[16]，另外《紅衣小女孩》開始興起恐怖片類型國片票房風潮[17][18]。

位於金門縣金沙鎮陽翟聚落的軍中樂園電影場景。

台湾电影的特色，在于强调导演风格、愛選用非明星演員、注重台湾历史、喜愛實況拍攝，以緊貼社會真實風貌、故事內容多圍繞台灣本土民生、拍攝手法力求唯美，并崇尚以电影做为宣传工作，很有藝術風格[19]。这种特色让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等导演，于国际影坛备受好评。

但另一方面，因为此类型艺术电影娱乐性较差，于台湾并不叫座，1990年代以來，台製電影市場景氣一片低迷，許多人都不願意進電影院觀賞國片，電影市場大多由好萊塢等外國片把持，不過近年來，新秀導演以不同方式拍攝出台灣人的故事，讓觀眾在電影院裡感動、開懷大笑，觀眾對國片市場信心提升，使國片市場重新燃起新希望高。2008年是低迷已久的台灣電影出現戲劇性發展的一年，台製電影總觀影人次創下近五年來的新高。《囧男孩》、《海角七號》、《九降風》、《一八九五》均履創口碑和票房佳績，而《海角七號》票房更達5.3億元。

台灣自日治時期後期至解嚴前，電影產業的發展一直受到官營製片廠所主導。當時台灣電影的製作基本上也是以官營製片廠（台灣電影公司、中央電影公司、中國電影製片廠）所拍攝的新聞片與政治宣傳片之製作為主[47]。

1962年，政府為促進本國電影事業的發展，由新聞局舉辦金馬獎，頒發電影獎項鼓勵優良國語影片及優秀電影工作者，也曾改由教育部文化局來主辦，1970年代以來金馬獎一直是華語電影最受矚目的電影盛會，1991年新聞局宣佈決定將金馬獎由官方全部轉交給民間團體中華民國電影事業發展基金會主辦。

1980年代後官方主導逐漸消退，但隨著西方好萊塢影片的開放及風行，台灣的電影產業逐漸萎縮低迷。

1983年《電影法》中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在中華民國國內設立公司製作、編、導、主演，以本國語言發音之電影片為國產電影；而中華民國國民在國外製作、主演，並以本國語言發音之電影片為本國電影[48]。

1989年，政府推出「國片輔導金制度」，由政府出資及主導的「電影輔導金」成為一個鼓勵台灣電影產業及發掘台灣電影人才的重要方式，由行政院新聞局主管[49]。然而「國片輔導金制度」是以創作者為導向，不以娛樂大眾市場為導向。在國片低潮期，民間減少拍片，僅能靠輔導金政策拍片。1989年「國片輔導金」制度的政策發展偏向「重美學、輕產業」的情形，使得雖然台灣電影可在國際各大影展獲獎，本土票房卻不高，無法與支出平衡。雖此電影輔導金帶來許多批評，但若以「創作來活絡台灣電影產業的角度」來看，仍多受肯定，事實上，許多人認為輔導金實為台灣文化的輔導架構[50]。電影輔導金平均佔新聞局總預算的8％～12％，而執行率皆在82％～97％之間，輔導金雖然有逐漸增加的趨勢，但與其他國家的政府補助費用相比之下，還是非常不足[51]。

1991年，新聞局提出國片振興方案，並併入當年的六年國家建設計畫。

1993年，政府舉辦「電影年」的活動 ，公開宣示籌劃設立「電影工業園區」。

1998年，好萊塢電影在配額和拷貝限制的全面開放。

2001年，因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立法院通過「電影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刪除了「國片映演比率」和「對外片徵收輔導金」的條文，從此對外幾乎沒有任何限制[52]。

2007年後國片認定標準則改由行政院新聞局依照拍攝與製作地點、導演與主要演員，以及資金來源在一部電影中所佔比例來認定[53]。

2010年，電影片配額列入ECFA早期收穫清單，使得台灣電影片進入中國大陸市場得不受外片進口配額限制，台灣電影片因此有更多機會進入中國大陸市場[54]。

2020年，預計完成「台灣電影文化園區」[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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