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文

有關古代是否有苗文，歷來學術界意見頗不一致。近年在黔东南雷公山和月亮山一帶的苗族聚居地发现一些碑文，当地人称为「苗文碑」，可惜残破不全，是否為古苗文，尚待文字专家研究。

清朝末年，黔西县化屋乡苗族杨维舟曾用汉字偏旁部首创造一種苗文；威宁县苗族张约翰等人整理过两套苗文符号。清末民初，湘西苗族诗歌作者石板塘曾运用「六书」造字规律，借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方块字形的苗文。民初英国传教士胡托（M.H.Hutton）在黔东南的旁海镇（现歸凯里市辖）传教时，也创造一种苗文，这种苗文以1918年公布的漢语「注音字母」为基础，以當地苗语为标准音，故称「注音字母苗文」，曾翻譯了大量宗教書籍。抗日战争时期，湘西苗族学者石启贵运用阿拉伯字母，以乾城（今吉首）苗语为基础，创造苗族拼音文字，后來又简化为速记苗文。同时期，贵州松桃苗族教师龙绍华曾运用国际音标编写东部方言的苗文课本。[1]這幾種苗文或曾興起一時，但皆未能留傳至今。

1905年，来自英国的传教士柏格理和苗族人杨雅各等合作，针对分布在云南省东北部和贵州省威宁县、赫章县一带苗族的语言特色，结合拉丁文字及标点符号建立起一套拼音文字系统理论，现称滇东北老苗文，又称柏格理苗文、石门坎苗文、框式苗文。并曾用于翻译《圣经》和赞美诗。[2]

1952年起，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对苗族和其他民族的民族语言进行调查。1955年，初步将苗语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及滇东北（又稱北部）四个方言，并提出《苗语调查报告》。1957年7月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关于民族语文工作座谈会」中，將上述四大方言名稱修定为：中部方言改为黔东南方言（或稱黔东方言），东部方言改为湘西方言，西部方言改为川黔滇方言，北部方言改为滇东北方言。同年12月国务院批准《关于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几项原则》，规定上述苗语四个方言的文字方案，都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后来，因為政治因素，這四種苗文未能顺利推行，并从1960年代初起就中断了推行工作，直到1980年以後才逐漸恢復。[1]

1980年代云南省楚雄州又曾改进苗文，字母仍用柏格理字母，在表示苗语语音方面更加准确，并曾编印教材。但实际上與1957年改进的滇东北苗文一樣，实际的推行范围都很有限。[2]

云南昆明市禄劝县一带信仰基督教的彝族和傈僳族也使用外国传教士根据柏格理苗文字母设计的彝文和傈僳文，称柏格理彝文（也称黑彝文）和柏格理傈僳文，分别记录的是彝语东部方言和傈僳语禄劝方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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