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达特遇刺

1978年，埃及与以色列达成《戴维营协议》后，萨达特与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共同获得1978年诺贝尔和平奖。但1979年的《埃以和約》则在阿拉伯国家中引发了争议，意见最大的就是巴勒斯坦人。埃及在阿拉伯国家联盟中的成员国身份被暂停（直到1989年才得到恢复）[3]。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领袖亚西尔·阿拉法特就曾这样说过：“他们爱签什么合约就签什么去吧，虚假的和平不可能长久”[4]。在埃及国内，《戴维营协议》被多个圣战者组织（如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以及伊斯兰组织al-Jama'a al-Islamiyya）当成了为自身事业争取支持的理由[5]。埃及的伊斯兰教徒原本因萨达特想让他们的族群更好地融入埃及社会而对这位总统心存好感[6]，结果现在他们感觉自己被骗了，于是便开始公开呼吁推翻总统萨达特，将埃及改为伊斯兰神权国家[6]。

在萨达特担任总统的最后几个月里，埃及国内爆发了多场叛乱。萨达特不承认暴乱背后的原因是国内问题，反而指责苏联为逼自己下台而借其中东盟友利比亚与叙利亚之力在埃及国内煽动乱局。1981年6月，反萨达特军事政变失败后，萨达特下令大举镇压，多位反对派要人被捕。虽然萨达特在埃及仍很得民心，但也有人表示他的遇刺与他那越来越低的声望有直接关系[7]。

1981年10月6日，埃及官方在开罗举行了纪念胜利跨越苏伊士运河八周年的纪念活动。总统萨达特周围有四层保护、8名贴身保镖，受阅部队也不得携实弹，一切本不存在风险。埃及空軍的幻影（Mirage）喷气式战斗机将掠过天空，陆军士兵及拖拽火炮的卡车将经过检阅台前，乘坐在其中一辆卡车内的就是由伊斯拉姆伯里中尉领导的刺杀小组，这辆卡车驶到观礼台前时，伊斯拉姆伯里持枪胁迫司机停车，行刺者下车，伊斯拉姆伯里在头盔下藏了三枚手榴弹，走近萨达特，后者还在等着刺客向他敬礼（萨达特的侄子Talaat El Sadat事后回忆，总统在刺客走到台前开火时还以为这是仪式的一部分，甚至还在向他们敬礼）[12]，伊斯拉姆伯里随即把三枚手榴弹全部掷向萨达特，但只有一枚爆炸了，而且离总统不够近。余下的刺客见状钻出卡车，用AK-47突击步枪向观礼台无差别扫射，直至弹匣打空，之后试图逃离现场。萨达特中弹倒地后，周围的人们在他周围立起椅子，阻挡弹雨。

整场袭击持续了大约两分钟。萨达特及另外10人在中弹后或当场死亡，或受致命伤。死者中包括Hassan Allam少将、Khalfan Nasser Mohammed（阿曼代表团團员）、Samir Helmy Ibrahim、Al Anba’Samuel、Mohammed Yousuf Rashwan（总统私人摄影师）、Saeed Abdel Raouf Bakr、中国航空技术专家张宝玉[13]、古巴驻埃及大使以及一名亞歷山大科普特正教會主教。另有28人受伤，其中包括埃及副总统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爱尔兰国防部长James Tully以及四名美军联络官。安全部队猝不及防，但仍在事发后45秒之内做出了反应，瑞典大使Olov Ternström在袭击中毫发无伤地逃离了现场 [14] [15]。袭击者中有一人被击毙，另有3人受伤后被捕。萨达特被空运至军事医院[16]，11名医生对他展开救治，但总统仍在到达医院近两小时后死亡[16]。萨达特的死因为“突发神经性休克、胸腔内出血、左肺及其下主血管撕裂”[17]。

无名战士纪念碑上的一个标记，萨达特被埋葬在那里

与刺杀协同进行的还有一场发生在上埃及城市艾斯尤特的叛乱。叛军在接下来的数日内控制了城市，68名政府警察与士兵在交火中死亡。后来，从开罗赶来的空降部队平定了当地局势。参与叛乱的大部分激进分子都未获重刑，基本都只在监狱里待了三年[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