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成辦館毒麵包案

律政司晏士地認為，无论張氏是否對事件知情，都應該被处以绞刑

2月2日，本案在最高法院開審[1]。由於英國刑法從未有毒害整個社群的先例，因此當局難以選擇合適的控罪[25]，最終張氏及另外九名被告被控以「施用毒藥並意圖殺人及謀殺殖民地醫官丹士達」，當局亦揀選一位受害者代表控方[1]。另外晏士地為控方代表律師，必列者士和尊·地為辯方代表律師[26]。審訊由同為中毒案受害者的正臬司曉吾主持[27]。

審訊較聚焦張氏的人格而非中毒案，辯方強調張氏在華人社會中位高且富裕，無甚理由去參與此等非其本行的毒害計謀，認為被告是遭營商競爭對手所陷害。控方聲稱張氏財政窘迫，為錢而決定出賣自己，擔任清朝間諜去摧毀香港[28]。

辯方又指出張氏的兒女都有中毒症狀；律政司晏士地則反駁症狀只不過是暈船浪所致[29]，並堅持即使張氏對事件不知情，「寧枉殺無辜，也勝於承認英國人的智慧和行動無法找出真兇」[30]。曉吾批評「枉殺無辜無助於伸張正義」[20]；而張氏本人則表明，若被裁定有罪的話，他希望當局按照華人傳統和連坐法，將他和整個家族斬首[31]。2月6日，陪審團認為證據不足，以五比一大多數裁定罪名不成立，並不接納控方陳詞[1]。

最高法院的裁決引起社會轟動，洋人極度不滿張霈霖。總督會同行政局在最高法院審訊期間決定，無論裁決結果如何，張氏都應被無限期拘留[32]。張氏獲判無罪後不久，警方藉緊急法律和「可疑人物」為由，將其拘捕。《華友西報》編輯威廉·德倫提出民事訴訟，要求張霈霖作出損害賠償，最終獲賠1,010元[33][lower-alpha 6]。另外在當局能夠處決張氏前，署任輔政司必列者士就已經答應華人社區提出的請願，讓張氏完全處理身後事後，會讓他和平離開香港。張霈霖最終獲釋，在8月1日離開香港，放棄自己的生意[32]。另外亦有一說法，是指全港英人不滿張氏無罪釋放，港府因而將其遞解出境[35]。

德倫不滿張氏成功離開香港，遂遷怒於必列者士，不斷在報章以必列者士營私舞弊為由大肆攻擊。其後必列者士以刑事誹謗罪控告德倫，成為香港開埠後首宗報業誹謗官司。結果法官認為他「措詞激烈，涉及私德，損害必列者士名譽，誹謗現任官吏。……此事非關過失，實為故意」，判他誹謗罪名成立，罰款100英鎊[36][37][lower-alpha 6]。

倫敦報章指控清朝兩廣總督葉名琛在背後策劃毒麵包案

現代學者就中毒案責任誰屬至今未有共識，歷史學家顏德固力陳是清朝官員的指示下投毒，而珍·莫里斯則形容張氏是出於愛國主義而發動孤狼襲擊。有文獻寫道，兩名辦館工頭在麵包投毒後，馬上逃離香港，而張氏並不涉案[27]。至於張氏家族在大清朝廷命令下所撰寫的《誥授通奉大夫沃生張公傳》，則強調毒麵包案完全是一場意外，是因為準備麵包時候的疏忽所致，絕非意圖投毒[38]：

時工役眾多，日無暇晷，有某役因不慎誤投雜物於麵粉，西人售食悉皆暈眩顛倒。 時咸豐丙辰秋，英法入寇粵城，朝廷有事兵戎，英人因疑公受命以謀已者，遂執公欲置諸法，公卒能感以誠信，立解訟籐。

盧氏和麥諾連在2015年發表的調查文章，將合理的推論分為三大類：張氏或其一位員工受清朝官員指示而投毒、張氏商業對手投毒來陷害張氏、中毒案純粹意外[39]。他們表示，當時的化學分析並不支持意外論，而張氏家族記錄提及「某日，一名工人不小心將一些『奇怪東西』掉落麵粉」，不過當時只有在麵包發現大量砷，而麵粉、酵母、糕點、以至桌上的刮屑均未有發現。若果化驗結果是正確的話，這意味麵包要在被投毒後的短時間內烤焗[17]。除此以外，二人力陳毒麵包案似乎是精心策劃，首先中毒的只有西式麵包，而華人一般不會進食，有可能是針對特定群體；而且，砒霜能在中國大自然中找到，加上能迅速發揮效用，是下毒的最佳選擇[19]。

1857年6月，《香港政府憲報》公開由「沙井練勇」領袖陳桂籍胞弟陳芝廷寫給兄長的一封被截獲信函，通知香港的中毒案。但由於該信件引用的是二手報告，因此他們不太可能直接投毒[40]。

總醫官歐廖士·夏蘭初步化驗麵包等辦館的物件後，將結果記錄下來：

（關於中毒的）首個警告後不久，我嘗試匆忙查明麵包內有甚麼。之後白福醫生也過來，而我和他都確信是砒霜。翌日在輔政司的要求下，我們更仔細分析每一塊麵包，結果全部都有砷的存在。……我們發現，每一磅的麵包有近一打蘭的砷，普遍是砒霜，而一打蘭等於六十英厘[lower-alpha 7]。……16號下午，有一名警員給了我兩個罐，一罐是14號晚上用的酵母，另一罐是製造酵母的材料，以及一些麵粉、辦館的糕點、從碟上刮下來的麵糰、和錫模內的糕點。我在那些物件中沒有發現砷或其他金屬類毒藥的蹤跡[41]。

部分有毒麵包被密封後送往歐洲，由化學學家福德烈·雅寶[17]、尤斯图斯·冯·李比希和蘇格蘭外科醫生尊·伊和·梅利作詳細檢驗[42]。梅利經化學分析後發現每磅麵包有62.3英厘亞砷酸（即含毒量8.9‰），他對如此大量的砒霜只造成數人死亡感到有趣[42]；李比希則發現每磅有64英厘（即含毒量9.1‰），他猜測由於受害者在消化砒霜之前已經將其吐出，所以未有大量人被毒死[42]。

直至現在當時的麵包為何含有大量砒霜仍有爭論，其中一個說法是因為裕成辦館購買的麵粉在輪船運送的時候，被同倉的一批砒石所污染[43]。

1857年的巴麥尊勳爵

英國首相巴麥尊勳爵支持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國會通過譴責動議、提前舉行大選[44]，而裕成辦館一案消息傳回英國時正值1857年大選[45]。為激發選民對巴麥尊和戰爭的支持，倫敦《晨報》大肆抨擊中毒案，誇張地形容事件是「中國禽獸所做的醜陋惡毒之事、前所未見的背叛。……因所作之事極其敗壞……而未能得逞。」報導又狠批行兇者是「有害動物，披著人皮的野獸（和惡魔），完全沒可取之價值」[45]。同樣支持巴麥尊的《環球報》刊出一封偽造信件，當中張氏承認他「欣然接受總督（葉名琛）的命令」而投毒[46]。至於張氏脫罪的消息要到4月11日才傳到倫敦，但此時巴麥尊已經勝選[47]。

5月22日，身在倫敦的德國作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紐約先驅論壇報》撰文，形容華人精心策劃，在批發點的洋人麵包中投毒，「簡而言之，如其像有禮的英媒般去道德判定華人所作的可怕殘暴之事，我們最好認定這是一場為了家園的戰爭，一場為了維繫中華民族的全民戰爭，包括所有傲慢的偏見、愚蠢、無知、和迂腐的野蠻行為」[48]。

亦有英格蘭人否認香港發生過中毒案，下議院議員湯瑪斯·佩朗律·湯臣指控事件是虛假宣傳的一部分、純屬捏造，斥責當局試圖以此合理化第二次鴉片戰爭[49]。大部分人質疑事件的真確性是源於張霈霖的姓名，因為十九世紀的英國麵包師通常會將明礬混入麵糰中令其變白，恰巧礬與張霈霖的英文均為「」[lower-alpha 2]，因而成為笑柄[50]。盧氏和麥諾連表示「一個叫做『張亞霖』的麵包師本來已經搞笑，但一個叫做『張亞霖』的麵包師被控在自己的麵糰中投毒就搞笑得有點假」，殖民地部的一名官員在有關張氏的報告中亦寫道「想必是個假名」[51]。

香港總督寶寧

毒麵包案的程度和潛在後果都是大英帝國史上前所未見[52]，殖民官員認為一旦惡計得逞的話，在港的洋人有機會在一夜間全數暴斃，後果堪虞[20]。

莫里斯形容事件「戲劇性實現了黃禍」，加劇香港華人與洋人之間的緊張關係[53]。事後社會人心惶惶[54]，港英政府大規模搜捕並遞解華人出境[55]。警方亦招攬多100名警員，一艘商船亦用作在香港海域巡邏。港督寶寧奏請英廷派出五千名士兵駐紮香港[54]，又公告華人繼續宵禁，而且中國船隻不得進入香港300碼（270）海域，有需要時更可動武[56]。陳芝廷在寫給兄長的信中記錄下了香港事後的情況[57]：

……英夷現在十分迷惘，他們每日發一公告，兩日就公佈三套規例。晚上出門的人都出得快回得快；八點鐘後不得外出……

裕成辦館最終關門大吉，洋人轉到灣仔西南的英商佐治·都爹利買麵包[58]，歷史學家黎祖·嘉文倫形容他是「殖民地其中一個最狡猾的騙子」[37]。但就在同年3月6日，都爹利餅家的貨倉遭到縱火，可見華洋依舊敵視[58]。同月，有傳有人打算以2,000元收買都爹利餅家的一名員工，在餅乾麵糰中混入安眠藥，但傳聞的真確性無從稽考[25]。接踵而來的還有牽涉必列者士、晏士地、德倫和其他港英高官的一系列醜聞，同樣關乎華洋種族關係，史稱高和爾事件[59]。

張霈霖離開香港後去到澳門和越南生活，收入不菲，之後更成為道銜、兼辦招商局務[60][lower-alpha 8]，在1900年逝世，終年70歲[27]。至於有毒麵包因含有大量砒霜而得以防腐，部分被收藏在最高法院首席按察司辦公室的一個儲物櫃內，直至1930年代[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