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楼会议

在七千人大会上，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做了自我评判，毛泽东、刘少奇都或多或少表示对经济困难情况要负责任。“中央领导人带头检讨、承认责任，创造了良好的民主气氛为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奠定了基础。”[1]

刘少奇认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2]，并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会议，由陈云充分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成员都了解当时中国的经济情况。

1962年，陈云发现国家预算收支指标，“有些收入不落实，有些支出有缺口，表面上平衡，实际上有一个相当大的赤字”[3]，累计有50亿元，这个情况让中央领导人大为震惊，刘少奇同志获悉此情况后表态，“只有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4]。

2月23日，陈云首先陈述当时经济的五个主要困难：

1. 农业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
2. 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超出了国家财力的承受范围；
3. 纸币超量发行，引发通货膨胀；
4. 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物资供应不足；

建立在他的调研基础上，陈云具体提出了六条解决措施：

1. 将1963到1972年的经济计划分为两段，前面为回复阶段后面为 阶段发展阶段，并估计前一段大约三到五年，后一段工业也应该适当放慢速度；
2. 减缩城市人口，进行“精兵简政”；
3. 采取各种办法，回收过量发行的纸币，稳定物价；
4. 尽力保证人民最低生活需要；
5. 集中力量用于农业增产，激励农民从事农业活动积极性；
6. 计划机关要充分重视农业和通货膨胀问题；

2月26日，陈云在国务院召开的各部委党组成员的会议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重要讲话，又再次重申并深化了他在西楼会议的观点。

邓力群回忆，“会议气氛超乎想象地热烈”“陈云同志也越讲越兴奋，身上出汗了，他就脱了毛衣继续讲。”[5]陈云讲话时，“热烈掌声不断。 原本秀才们 （指当时在钓鱼台与邓力群一起参加文件起草工作的几位同志）相约，分散入座，听到好的段落，带头鼓掌。 结果超出想象，部长们热烈鼓掌在前，秀才们一直紧跟在后”[6] ，陈云在西楼会议上的报告获得了在场绝大部分人的热烈回应。

刘少奇和邓小平都赞成农业中的各种“个人责任”制（事实上是部分地分散），李先念在西楼也承认刘少奇对最近国家财政工作的批评是正确的[7]。

会后，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亲自到武汉向毛泽东报告情况。

通过实行以上政策和措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财政经济情况逐年好转。到1962年底 国民经济开始从极端困难的状况下摆脱出来，出现了从下降到上升的决定性转折。到1963年 经过继续贯彻调整方针，工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恢复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到1965年，工农业生产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年度计划，人民生活有了进一步改善。国民经济经过五年调整，已经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

陈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