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健民云南特务案

1966年5月，毛泽东等人在中国大陆发动了文化大革命。1967年3月，时任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当面提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提议以发扬民主的方式解决文革问题；康生当时没有明确表态，但事后密告给毛泽东，说赵健民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1][2][3][7]。1967年8月，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在中央和各地地方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的“走资派”，共55人、其中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干部有37人，包括赵健民[1][2][3]。

谭甫仁

1968年1月中旬，云南文革运动混乱、生产停滞，赵健民及昆明军区等军内外的几位负责人一同飞往北京，向中央汇报省里的工作情况[7]。1月21日，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的解决云南问题的会议，会议由康生主持，期间赵健民被康生等人打成“国民党特务”和“叛徒”，会后即被时任中国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拘留、逮捕，此后被非法关押达8年之久[1][2][7]。

1968年8月，毛泽东、中共中央调派军队将领谭甫仁前往云南主持工作，担任新成立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昆明军区政委，集党政军权于一身[1][8]。谭甫仁、周兴等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着手推进云南地区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强调要反右倾，“加强敌情观念”[1]。1969年1月，云南省革委会召开了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讨论划清云南两条路线的大是大非，提出“划线站队”，讨论追查“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等问题[1][8]。会后，云南全省在各级革委会和中共核心小组领导下，全面开展了“以人划线，层层站队”的运动，除了“赵健民叛徒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外，还制造了“滇西挺进纵队”、“滇东北游击军”、“滇南农民革命军”等一系列假案，并采用逼供追查、滥施酷刑，使云南广大干部群众遭到残酷迫害[1][4][9]。

最终，围绕着“赵健民特务案”，共制造了1万5千余起冤案、假案，该案件导致138万7千余人受到牵连，当时云南省的总人口为2300万人，受迫害的人数占全省总人口约百分之六[1][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