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助自杀

一些倡导协助自杀的人士强烈反对在提及医生协助自杀的时候使用“协助自杀”或“自杀”这样的词语；并且他们更喜欢“协助死亡”这个词语。这样做的动机是希望将那些通常意义上的自杀行为与那些罹患绝症并获得法律许可的行为相区隔。他们认为后者这些案例因为“自杀”这个词语而充满负面影响，因而无法反映那些绝症患者追求平和死亡的境况。[6][7]

支持协助自杀的一个论点就是它可以减少罹患晚期疾病患者的痛苦。当死亡迫在眉睫（半年甚至更短）的时候，患者可以选择将死亡作为一种医疗手段，以缩短患者所认为的无法忍受的死亡过程。但是在美国，疼痛却不是患者需求医生协助自杀的主要原因。[8]2015年，俄勒冈州利用《尊严死亡法案》申请医生协助自杀的三个主要动机是：参与使生活变得愉快的能力下降（96.2%）；丧失自主权（92.4%）和丧失尊严（78.4%）[9]

在对美国俄勒冈州临终关怀护士和社会工作者的一项调查中显示，在没有要求使用巴比妥类药品（主要用于医生协助自杀）等致命药品处方的姑息治疗患者中，疼痛、抑郁、焦虑、极端空气饥和对死亡过程的恐惧等症状更为明显。[10]

专注于姑息治疗模式的《姑息医学期刊》的一份指出，俄勒冈州既是姑息治疗使用模式的最高四分位数；同时也是可能涉及姑息治疗使用模式的最低四分位数。相似的结果也出现在佛蒙特州，当该州于2013年开始授权使用协助自杀。[11]

在俄勒冈州，医院的死亡率全美最大，而家庭的死亡率却是全美最高；同时，姑息治疗患者的暴力自杀率也在显著下降。[11]

2016年2月，俄勒冈州政府发布了2015年数据。2015年，该州共有218人获准并获得致命药物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218人中，最终有132人因罹患绝症而服用了药物并导致了他们的死亡。根据俄勒冈州公共卫生部门的调查显示，78%的参与者为65岁以上；93.1%的人为高加索人种；72%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人都被诊断为绝症并罹患某种形式的癌症。在俄勒冈州2015年的调查中，他们询问了参与医生协助自杀治疗的绝症患者，他们在临终前的关注点为：96.2%的人提到他们丧失了参加任何可以使他们获得快乐的生活活动；92.4%的人提到了丧失自主权，或丧失了他们思想或行为的自主性；75.4%的人表示丧失了尊严。[8]

在华盛顿州，由于摄入了由医生开出的致死剂量药物而导致死亡的案例呈现上升趋势：从2009年的64人增加到2015年的202人。[12]在这些死者中，72%的人罹患晚期癌症；8%的人罹患神经退行性疾病（例如：渐冻症）。[12]

盖洛普调查机构有一项可以追溯到1947年的民意调查，该调查的问题是“如果某人罹患无法治愈的疾病，你是否认为病人或者他的家属可以要求医生应该通过一些无痛手段来终止病人的生命？”[13]持续的统计结果数据显示，支持率从1947年的37%已经上升到1990年至2005年期间相对比较稳定的75%。但是如果将该问题进行修改，例如：将“无法治愈的疾病”修改为“严重的痛苦”；将“通常情况下允许医生”修改为“合法化”；将“医生管理下的安乐死”修改为“患者自杀”等，民众的支持率就会出现大幅度下降，支持率仅仅只有10%到15%。[8]

《国家期刊》联合雷让斯基金会（）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居民对于“临终关怀”这个术语的熟悉程度要高于美国其他州；同时上述两州居民对于“临终关怀”及“姑息治疗”的认知程度也要高于其他州。[14]

《姑息医学期刊》的一项调查发现，选择协助自杀的案例家庭相对在照顾病患的时候更容易去寻找积极意义，同时也比那些没有选择协助自杀的家庭更容易接受病患的死亡。[15]

目前现有的协助死亡或协助自杀的法律都包含旨在提供监督与调查的程序以防止被滥用的规定。这些规定包括对病患申请的资格和提供相关意见机构的资质的认证流程，以及医疗团队的强制性州级报告，和医疗委员会的监督。在俄勒冈州和其他州，至少必须有两名医生和两名其他证人提供证言来确定病患申请致命处方的请求没有被强迫或受到其他不当影响。[16]

协助自杀的安全保障措施包括证明病患的入院资格和资质。申请者必须与两名医师会面，医师在继续做出诊断之前必须对病患的症状进行确认；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确诊还包括对病患的精神状态进行评估，以确定这个决定的确由病患自愿决定。接下来的步骤是两次口头的申请，同时两次申请的间隔必须相隔15天以上。最后必须由两个证人（其中一人不能为申请者家属）见证其书面申请，在接下来的申请等待期内，将由申请者的医师来决定是否开具包含致命药剂的处方。[16][17][18]

但是，关于这些安全保障措施是否真的起到了效果，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有激烈的辩论。[16]

根据1988年一般决议，“一神普救派主张人拥有对死的自决权；对那些在适当措施保障下，应给予那些尊重并提供协助行使绝症患者选择自己死亡时间权力的人在民事或刑事上的司法豁免。”[19]

以下列举了一些主要支持协助自杀机构的观点。

同情与选择组织是一个支持“临终协助自杀”的非营利机构，它们声称自己是全美最大的同类型非营利性组织。同情与选择组织的前身是1980年代成立的毒堇协会，后于2007年与濒死怜悯同盟（）合并。该机构主要为患者提供法律援助以及“医疗协助自杀”的建议和信息。[20]

尊严死全国中心是一家自1993年以来就持续存在的非营利性机构。该机构最引人瞩目的事迹是其为俄勒冈州1997年10月27日所颁布的《尊严死亡法案》的最初草案协助撰稿人和给法案通过的推动人之一。[21]根据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和佛蒙特州的相关规定，神智完全清醒并罹患绝症的成年患者可以决定他们是否接受包含致死药剂的处方，以便他们能够以人道、平和的方式走向死亡。[22]

瑞士尊严机构为瑞士本国公民及外国人提供协助自杀的建议及致命药物，但是法律上的先决条件是，申请者必须是罹患绝症，或身为无法忍受的无行动能力的残疾者，抑或正遭受无法抑制且无法忍受的痛苦。[23]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它们也接受精神病患者[24]或其他没有医疗证明的患者。在瑞士，每年通过协助自杀而辞世的人群当中，有25%的人其实并没有罹患绝症而只是“厌倦了生活”。[25]例如：2014年3月27日通过协助自杀而去世的英国退休艺术教师，“（选择协助自杀的）部分原因在于她已经厌倦了充斥着电子邮件、电视、电脑和超市快餐的现代世界”。[26]

在美国电视剧《豪斯医生》里，有多集内容都提及到了协助自杀。在剧集“知情同意”里，剧中角色艾莉森·卡梅伦在患者得知自己罹患绝症后协助其死亡；而在剧集“已知的未知”里，肿瘤医师威尔森医生透露，他曾提供给一个癌症患者协助自杀的处方，他将患者的吗啡药量提高到了致死剂量以上；同时在剧集“理解”中，13显示他曾协助其哥哥自杀，因为他哥哥罹患亨廷顿氏病晚期，而他也因此被判滥用处方而入狱；并且在这同一集里，豪斯医生向他承诺，一旦他的亨廷顿氏病变得糟糕而不可控制时，他也会协助他自杀。

2020年台灣電視劇《做工的人》，主角阿祈因腦出血後半身不遂，請求弟弟阿欽以注射過量毒品結束自己的生命，阿欽給阿祈注射毒品之後，自己也注射毒品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