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伯偉

郭伯偉祖居蘇格蘭，1915年4月25日生於愛丁堡[1]，父親與他同名約翰·詹姆士（John James Cowperthwaite），在當地稅務部門工作；母親叫傑西·威姆斯·巴倫·賈維斯（Jessie Wemyss Barron Jarvis Cowperthwaite），祖籍葡萄牙阿爾加威[2]。郭伯偉另一有名胞弟名大衛·賈維斯（David Jarvis Cowperthwaite，1921年9月14日－2006年10月20日），他於1939年畢業於牛津大學艾克塞特學院，後來在蘇格蘭任公務員，曾在當地內政及衛生部門出任次官[3][4]。

郭伯偉早年入讀愛丁堡附近的墨奇斯頓城堡公學，畢業後於1933年入讀聖安德魯斯大學主修古典文學，後以一級榮譽畢業[1]。取得學士學位後，他又升讀劍橋大學基督學院修讀古典文學碩士學位，並取得雙重一級榮譽[1]。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39年爆發後，郭伯偉原本應募加入蘇格蘭步兵團，但輪候期間返回聖安德魯斯大學修讀經濟學，並取得經濟學學位[5]。

郭伯偉在戰時沒有參與戰爭，相反，他在1941年獲殖民地部聘請到香港任官學生。然而郭伯偉乘船出發至南非開普敦時，他得悉香港已被日本侵佔淪陷，因此他沒有到任[6]。在倫敦當局發電報指示下，郭伯偉遂臨時轉到英國另一殖民地塞拉利昂的殖民地政府任弗里敦民政專員[1]。

在1945年年初，有鑑於盟軍局勢日益明朗，郭伯偉獲召返倫敦，並在4月起於殖民地部的香港規劃工作小組中參與訂定有關英國重新對香港作出管治的計劃[5]。隨著香港在1945年8月重光後，他在同年11月抵達香港，並被派到政府的貿易及經濟事務部工作，此後獲得連番擢升。在1952年，郭伯偉獲擢升為助理財政司，後來又升任為副財政司[6]。在1961年4月17日，他接替歧樂嘉任財政司[7]，展開長達10年的財政司生涯。

受到著名哲學家亞當·史密斯的思想影響，郭伯偉是自由貿易及自由市場的忠實支持者[5][8][9]；在他上任財政司的時候，香港剛經歷過港督葛量洪爵士的管治，經濟基石由轉口貿易轉型成為以蓬勃的輕工業為主導，為其施政創造有利的背景。與其他殖民地官員一樣，郭伯偉是委任的官員，不需要考慮任何選舉及選民的因素，亦無需要以短視的目光取悅市民[6]；再加上繼任港督柏立基爵士爭取到為港府取得「財政自主權」，以後港府無須再將其預算交予倫敦審查，這些條件促使郭伯偉可以在無拘無束的情況下，放心推行所謂的經濟「自由放任」政策[10]。

在1960年代的香港，由於內地政局的不穩定，難民的湧入使到香港的貧困人口急升，為了改善香港普羅大眾的生活，郭伯偉對自由放任政策加以發揮[5]。當中，有見於香港天然資源缺乏，無論是日用品、食物以至食水都十分依賴進口，他任內積極維持極低的關稅政策，讓價廉物美的進口貨品流入香港，使市民無需購買成本昂貴的本地貨品[5][11]。

郭伯偉任內亦將薪俸稅維持在不多於個人總入息的百分之十五的水平，又刪除一些舊有的稅項，以設法維持低稅的政策[9][1]。郭伯偉的低稅政策曾經為英國方面所反對，而英國方面甚至曾建議香港應跟隨新加坡大幅上調薪俸稅[5]，但其政策始終得到柏立基爵士及繼任港督的戴麟趾爵士所信用而沒有改變[11]。另外，時任英國國防大臣丹尼士·希利曾建議過部份駐港英軍的軍費以稅收形式轉嫁香港市民，但建議同樣被郭伯偉大力反對而泡湯[9]。

除了低稅政策以外，對市場干預減至最少也是郭伯偉的主要方針[1]。一方面，郭伯偉反對對市場進行任何資助或補貼，因此他不支持對本地工業進行補貼，也沒有應要求向興建中的紅磡海底隧道提供資助[5]。有趣的是，郭伯偉任內甚至拒絕接受財政司用以翻新官邸的津貼[1]，反映出他在反對干預上作出的堅持；另一方面，他亦反對對市場作出過份規限，正因如此，他大力反對英倫銀行在1962年向港府建議立法限制商業銀行的數量；在他的影響下，有關立法最終在1964年進行時，條例比原先的建議大幅放鬆[6]。

郭伯偉任內拒絕對興建中的紅磡海底隧道提供資助。

儘管香港後來接續爆發過1965年股災，以及六六與六七暴動，但這些短暫的動盪並無嚴重影響其政策[11]。及至1967年11月19日，英國首相韋爾遜突然宣佈英鎊貶值百分之十四點三，與英鎊掛勾的港元隨即跟隨大幅貶值，郭伯偉在港元貶值後不出九十小時，成功使港元幣值回升百分之十，但事件使庫房損失約3,000萬鎊。郭伯偉有關行動是港府歷史上首次自行決定港元匯率，而七年以後，港元亦告脫離英鎊作自由浮動[1][9]。

郭伯偉在任內反對政府對經濟狀況作出詳細統計，也是其反對市場干預的要點之一[5]。郭伯偉曾言貧窮國家要脫貧，首要「應廢除國家統計部門」[5]；他認為對經濟狀況作統計十分危險，因為政府會不知不覺地根據數據作出干預，並阻礙市場自然復甦的機制。郭伯偉甚至曾言「國民經濟核算是學者而不是官方研究的課題」[12]，雖然這些意見曾受到英國政府的強烈反嚮，但這種態度在其任內沒有改變過。

值得注意的是，郭伯偉在任財政司並非完全沒有干預市場。比如在1960年代，港府著力開展所謂的「廉租屋計劃」，都反映出市場被一定的干擾。不過，從郭伯偉的觀點出發，「廉租屋計劃」本身並不代表福利主義，計劃本身出於政府有急切必要清除寮屋區，而寮屋區的土地也有發展的必要[6]；至於所謂的「廉租」，則某義上是對寮屋居民徙置後的一種「補償」[6]。這種對干預可免則免的態度，到後來港督麥理浩爵士（後為勳爵）在1970年代推行「十年建屋計劃」及「居者有其屋計劃」才有明顯改變[9]。總言之，郭伯偉認為，只有貧民等等被市場機制忽略，而又有急切需要的時候，政府才應作出干預[6]。

在教育方面，同樣，儘管政府有繼續在1960年代興建新的官立學校，但總體上，香港主要的學校都是由教會等私人辦學團體營運，干預並不明顯[6]。此外，郭伯偉亦反對為香港引入免費教育，惟面對日益強烈的呼聲，他終在1971年卸任前夕勉強支持引入六年強迫小學義務教育[6]。

郭伯偉在1971年6月30日從政府退休，財政司一職由夏鼎基（後為爵士）接任[13]。郭伯偉卸任時，在他的政策推動下，香港經濟出現了深刻的改變。首先，在1961年時，香港人的人均收入僅約及英國的四分之一，政府儲備只有7,750萬；但到1971年，香港人的平均收入有百分之五十的實質增長，政府儲備亦暴增至6億4,000萬[14][9]。後來在1990年代，香港的人均收入甚至超越了英國。另外，郭伯偉任內成功令香港的貧窮人口減少三分之二；對外出口亦以每年百分之十四的幅度不斷增長，使香港轉型成區內的主要製造業中心[5]；並為香港在70及80年代的經濟起飛立下重要基石[15]。

在經濟不斷改善的同時，郭伯偉貫徹奉行「自由放任」政策，使公共支出在其任內一直維持於甚低水平[11]。郭伯偉的經濟哲學對後世起了很大影響，面對宗主國英國受到福利主義及社會主義思潮主導，香港背靠的中國大陸又提倡共產主義的時候[8]，郭伯偉的「自由放任」政策實具有革命性的意義。自他以後，繼任財政司夏鼎基爵士從他的思想基礎上發展出「積極不干預主義」，讓經濟自由主義繼續在香港演進[16]；後來政府的「大市場，小政府」方針，都可以上溯至郭伯偉與夏鼎基爵士兩人的經濟哲學[17]。總言之，在郭伯偉萌發的「自由放任」政策影響下，香港逐漸成為了高度自由的經濟體系，而自加拿大費沙爾學會在1970年開始發表《世界經濟自由度》報告以來，香港更每年都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5]。

除了香港以外，郭伯偉的經濟思想還下啟1980年代美國總統列根及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所奉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而中國大陸在1980年代推行的「改革開放」，也某程度上受到郭伯偉的影響[5]。郭伯偉在香港的經驗使香港成為自由市場的一大典範，不少知名學者如佛利民和海耶克甚至視之為教科書的基礎例子，來展示自由的經濟政策如何帶來經濟的發展與繁榮[5]。

離開港府後，郭伯偉在1972年獲聘到香港投資銀行怡和富林明公司，並出任國際顧問一職至1981年[3]，此後他主要在蘇格蘭法夫郡聖安德魯斯與妻子過著退休生活，並不時花時間環遊世界各地，探訪朋友。另外，郭伯偉熱衷於高爾夫球，是皇家古老高爾夫球會的活躍會員[11]。

作為傳統的殖民地官員，郭伯偉終身拒絕撰寫回憶錄，即使在晚年亦拒絕訪問，並對其服務政府的經歷三緘其口[5]。郭伯偉在2006年1月21日卒於蘇格蘭鄧迪的九井醫院（Ninewells Hospital），終年90歲[14]。他死後，遺體在鄧迪火葬場火化[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