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聖嚴

崇明島一景

聖嚴法師於1931年1月22日[1][7]（庚午年农历十二月初四[2]）生於江蘇省南通縣（今南通市）狼山前的小娘港。

其祖父張希凡、祖母蔣氏，父親張選才、母親陳氏。據其父母所述，張氏家族原居於長江出口崇明島腳盆圩，因大水而遷至南通狼山前，而且大都居於南通和海門一帶，民國二十年（1931年）以後，家族少部分住在海門縣，大多數則遷居至常熟縣常陰沙。法師俗家中有六個兄弟姊妹，排行最小，為其母陳氏於四十二歲時產下，上有三個哥哥、三個姊姊。[8]

民國卅二年（1943年）夏，時值張保康虛齡十四歲，有位戴姓鄰居自江北狼山遊歷而來，法師聞說狼山廣教寺方丈託他在江南招募沙彌，一方面出於被動，另一方面卻又自願地將生辰八字交予戴居士送上狼山請示，是年秋，便由戴居士帶至狼山出家，法名常進。[9]

聖嚴法師在狼山僅居住至民國卅三年（1944年）10月間，便去了一趟上海，之後再回到狼山，直到民國卅五年（1946年）春天，復又離開至上海，自此便沒再回到南通了。最後將要離開時，狼山已被當時抗日的國軍連番駐防，狼山亦不復見昔日香火鼎盛。

聖嚴法師的佛法學識根基，始於狼山上出家半年後，除了世代的長輩適時督導，另有一位教導《禪門日誦》的法師，以及一位教導四書五經的還俗居士傳授學識與涵養。之後到了上海的大聖寺，每天為施主家裡增福延壽及超薦亡靈而誦經、拜懺、放焰口，再無餘力讀書。法師為了讀書，於民國卅六年（1947年）春離開了上海大聖寺，前往同樣位於上海的靜安寺佛學院，當一名插班的學僧。

靜安寺佛學院課程涵蓋中學到大學，英文和數學課程難度約為小學高年級到初中，國文課程則有高中程度，佛學方面則教授《大乘起信論》、《梵網菩薩戒經》、《印度佛教史》、《八宗綱要》、《八識規矩頌》等。

聖嚴法師在靜安寺一連住了五個學期，直到1949年入伍為止。當時以學僧身分發表數篇文章，現收錄於《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網路檢索資料庫》[10]。

1949年第二次國共內戰，為了離開中國大陸，還俗加入中華民國陸軍。以伯夷、叔齊厭惡武王克殷之戰亂而隱居首陽山最後「採薇而餓死」的典故，取官章名張採薇，表達其回歸山林的渴望。在其自傳《學思歷程》一書中提到1949年之所以選擇加入軍旅從戎，而最後又選擇了通信連，主因如下所述：[11]

——「當時的社會和國家的局面，除了有錢自備機票和船票離開大陸，只有進入軍隊是通往台灣最容易的路。我既無信徒，也沒有積蓄，更不能得到師長的同意和資助，所以考慮再三，只有選擇從軍的路。而招兵站的軍官說明了，只要人數招齊了，馬上開船送往台灣，接受新軍的訓練；見到我們幾人是和尚的身分，大概不便直接上戰場去衝鋒陷陣，所以建議我們做軍中的後勤工作。」

軍中生活的方式是很大的轉變，由於法師在軍隊裡主動地聲明了：「原來我是和尚，將來還要作和尚！」所以在軍隊裡的生活雖然困苦，至少每逢假日，還能夠保有自我信修的空間。同年5月19日在上海外灘碼頭上船前往台灣。經過兩天的航程，在台灣高雄上岸。後經一夜的移動在新竹駐紮下來。隨著部隊幾經移防及駐紮，於1950年6月以上士報務員的階級，分發到臺北縣金山鄉海邊的339師1016團團部所在地，在金山、石門和小基隆沿海一帶住了兩年多。之後因部隊整編以及升遷考試，到了高雄縣鳳山鎮陸軍第二軍團司令部任准尉軍官，時為1954年6月。

聖嚴法師在這段時間裡，陸陸續續地在《學僧天地》、《雄獅》、《當代青年》……等期刊發表文章。1953年報名參加李辰冬博士主辦的中國文藝函授學校，選讀小說班，當時的老師有謝冰瑩、沈櫻、趙有培等當代著名的文藝作家六、七位。而這個時期創作的作品僅餘〈母親〉和〈父親〉兩個短篇被刊於《文壇》雜誌，之後收錄於佛教文化服務處出版的《佛教文化與文學》。由於筆鋒雄健，在1956年秋天調到國防部，開始了大量閱讀與發表文章的時光。此時接觸了太虛大師「人成即佛成」以及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觀念，也陸續對佛教問題寫了許多文章，形成日後對於佛學及佛教的主要理念。

1958年與靈源和尚在高雄巿的佛教講堂住宿於同一寢室兩夜，結下法緣。在靈源和尚的啟發下，聖嚴法師堅定再次出家的信念。

從1949年5月8日入伍，到1960年1月正式退伍，這一段軍旅生涯超過了法師少年時當和尚的年數，但在其心中一直認為自己是個出家的和尚。退伍後聖嚴法師思考未來前途，在靈源和尚的啟發下，決心再次出家。這次出家依止鐙朗東初（1907年—1977年），得臨濟宗法脈字號「慧空聖嚴」。

聖嚴法師出家阿闍黎東初禪師，人稱東初老人，是太虛大師的學生，也曾經擔任江蘇省鎮江名剎曹洞宗定慧寺的方丈，為曹洞宗創始人洞山良价下第五十代傳人，東初老人也在臨濟宗下常州天寧寺參學，亦在臨濟宗普陀山系的寺院出家，故一人傳承曹洞宗與臨濟宗兩支法門。

聖嚴法師除了從東初老人得到兩系的傳承之外，並在1978年12月5日承臨濟宗法脈的靈源和尚賜予法脈，法脈字號為「知剛惟柔」，並得法脈傳承譜《星燈集》，因而與鼓山湧泉寺臨濟宗派下法脈有了傳承關係，並同時成為臨濟義玄之下第五十七代傳人。

東初老人承繼太虛大師遺志鼓吹建立「人間佛教」，故與幾位佛教青年合辦了《人生》月刊，當聖嚴法師投到東初老人座下時，正當《人生》月刊原主編提出請辭，於是法師從投稿者而成為主編，前後共服務了兩年。1961年農曆8月，法師於基隆八堵的海會寺，依止道源能信長老（1900年-1988年）座下，求受「三壇護國千佛大戒」（分授沙彌戒、比丘戒、出家菩薩戒），並被選為沙彌首。[12]

1961年秋天聖嚴法師受了三壇大戒之後，十月下旬回到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待了一個星期不到，便向東初老人辭行，也同時請辭《人生》月刊的編務。然後隻身來到高雄縣美濃鎮廣林里的大雄山朝元寺修持佛經、戒律，開始六年閉關。[12]這段時間內修讀了有關戒律學的四《阿含經》—《長阿含經》、《中阿含經》、《增一阿含經》及《雜阿含經》，奠定了日後研究戒律學的基礎。[13]這段時期內，法師在《佛教文化與文學》發表了戒律學的相關文章：1961年6月發表〈優婆塞戒經讀後—如何成為理想的在家菩薩〉；1962年3月發表〈弘一大師《三十三種律學》合刊讀後〉，對於菩薩戒有如下的看法：

——「《瓔珞經》中說，有戒可犯是菩薩，無戒可犯是外道；所以有戒而犯者，勝過無戒而不犯；受了菩薩戒，發了菩提心的人，即使犯了戒，犯戒的罪業雖重，並要遭報，但其必將由於他曾受過菩薩戒，而可決定得度成為真實的菩薩，乃至證得無上的佛果……故我希望在家弟子們，均能發最上心，求受菩薩戒。」 [14]

之後，寫成了十九萬字的《戒律學綱要》，交給星雲法師的佛教文化服務處發行。書分七章依序為：〈緒論〉、〈皈依三寶〉、〈五戒十善〉、〈八關戒齋〉、〈沙彌十戒與式叉六法〉、〈比丘比丘尼戒綱要〉、〈菩薩戒綱要〉，目前已成為國內外兩岸三地之間著名的戒律學教材。[15]南京金陵刻經處，也將這本書翻印流通。[16]

面對佛教環境逐漸變差，部分不肖僧侶玷汙佛門，遭到居士信眾甚至其他宗教信徒的誤解與批判，聖嚴法師感念於環境的隳壞與教義之不彰，遂起而為文，以匡正佛法。在那個階段的早期，主要由煮雲法師在台南公園裡公開演講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但隨著煮雲法師的身體狀況不佳，也停止應戰了。同時另有長老印順法師寫下兩篇長文：〈上帝愛世人〉及〈上帝愛世人的再討論〉，之後又因杜而未神父將佛教信仰套入月神信仰，寫下了〈東方淨土發微〉。

煮雲法師所講的「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後由李至剛居士記錄成書，在1950年代蔚為佛教潮流。之後《基督教生命雙月刊》的主筆吳恩溥先生，針對煮雲法師的言論著作了《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而此書輾轉到了聖嚴法師的手上，法師讀後認為其中有許多偏頗的論調，遂用十天的時間，寫下了《評「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

之後，陸陸續續於1959年寫下〈關於胡適思想的宗教信仰〉，指述胡適先生的宗教觀；寫〈論佛教與基督教的同異〉以釐清香港道風山「基督教中國宗教研究社」所出版的《景風》雜誌對於佛教與基督教的混淆，隨後又發表〈再論佛教與基督教的同異〉以正視聽。
在1964年到1966年之間，陸陸續續寫了幾篇文章，分別交給《海潮音》、《覺世》、《香港佛教》等佛教雜誌刊出，1967年後則交由佛教文化服務處集結成冊出版，書名為《基督教之研究》，在其自序中提到了：

由於基督教的攻佛、破佛、叫陣挑戰，才使我對基督教發生了研究的興趣，結果使我寫成了一本書，所以本書的功臣，應該是攻擊佛教的基督徒。我為寫作本書，特別精讀了五十多種有關的中西著作。我的態度，是以西方學者的見解，介紹西方人信仰的宗教，是用基督徒正統的素材，說明基督教內容的真貌，同時也對佛教與基督教之間若干重要問題，做了客觀和理性的疏導。我不想宣傳基督教，也無意攻擊基督教，只是平心靜氣地加以分析研究，用歷史的角度，考察基督教。

——釋聖嚴，《基督教之研究》〈自序〉，法鼓文化，1999初版。

本書招致宗教界正反兩極的反應，而基督教基本教義派信徒，更是極力地加以攻訐。此後關於宗教的專著論述先後出版：1968年出版《比較宗教學》、1969年8月寫成《世界佛教通史》上冊，此二書目前仍為華人地區佛教教育課程通用的教本。

1969年3月14日，聖嚴法師離開台北前往日本東京留學，至立正大學佛教學部辦理入學登記。出發前的狀況是台灣有幾位至日本留學的僧人，皆未學成即還俗，所以聖嚴法師留學的決定，引起台灣佛教界的流言，其師東初禪師亦不支持；原有馬來西亞的華僑願意資助他留學，但也因為流言而撤回，聖嚴法師只有一張往日本的機票仍毅然前往。在日本的前兩年，依靠幫日本華僑誦經做功德及擔任導遊來餬口支應開銷。[17]

1971年聖嚴法師確定了其碩士論文：「大乘止觀法門之研究」，論文內容共分三章：

1. 大乘止觀法門的組織及其內容
2. 大乘止觀法門的真偽及其作者
3. 大乘止觀法門的基本思想

論文完成後，請了駒澤大學的佐藤達玄及牛場真玄加以潤飾，並抄寄一份回台灣給《海潮音》雜誌發表。1971年10月將全書翻譯成中文，並於1979年由東初出版社出版。1971年，朱斐居士創辦的《菩提樹》雜誌中，報導了聖嚴法師留學的狀況，引起沈家楨居士的注意，並在1972至1975年間，陸續從瑞士匯款給聖嚴法師，經朱斐居士轉交以資助留學。

1973年立正大學的退休教授牛場真玄將印順法師的《中國禪宗史》譯成日文，送到大正大學並代為申請博士學位。由於聖嚴法師當時與牛場真玄往來密切，於是便代行其勞。同年印順法師的專著通過大正大學的博士審查，也促成了中國第一位博士比丘的誕生（以專業著作而非親自就學獲得學位）。[18]聖嚴法師為此撰文〈劃時代的博士比丘〉加以記述。

聖嚴法師於碩士畢業之後，選擇了明末四大高僧的蕅益大師做為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其原因如書中所述：

——1.蕅益大師是明末四大師之一，他不僅是一位學者，實際上亦是一位實踐家。所謂行解相應，正是佛法的標準原則。

2.大家都認為蕅益大師是中國天台宗最後一位大成就者。我對天台宗所倡導的教觀並重、止觀雙運非常嚮往。因為這是教理和禪觀的相輔相成，也正是今日佛教所需要的一種精神。

3.我在選擇論文題目的時候，曾向指導教授坂本幸男請教，他說：本來他想寫，現在老了，所以曾經鼓勵另外一位中國留學生寫，但仍然沒有消息，現在如果我能夠寫，那自是再好不過了！

聖嚴法師在1972年便開始著手進行論文資料的收集，但是1973年指導教授坂本幸男去世，論文指導教授改由金倉圓照及野村耀昌承接為正、副指導教授。論文的第一章寫蕅益智旭的時代背景，第二章則寫智旭的生涯，第三章寫智旭的信仰與實踐，第四章則寫智旭的著作，第五章討論智旭思想之形成與開展。1975年元月提出博士論文，經過立正大學嚴格的審查之後，順利地於2月12日通過。同年3月17日上午獲頒授「學位記」（即是授予博士學位的證書）。而論文的正式出版則到當年11月23日才在日本完成。

在日本留學七年期間，聖嚴法師與日本佛教團體有很多交流，曾經參加過真言宗的密法、也曾參加曹洞宗及臨濟宗的禪修訓練，並得到龍澤寺派原田祖岳的傳人伴鐵牛禪師（1910-1996）的印可。

在論文出版期間，法師應邀回台參加「第四屆海外學人國家建設研究會」，在會議中提出了三個問題：

——

1.宗教教育應納入大學的教育系統。
2.社會教育應注意風化區的整頓和黑社會的疏導。
3.注意精神的教育，也就是人文和科技當並行發展。

雖然會議上並無達成任何的具體成效，但是當時佛教界對於僧眾出了一個博士，反應畢竟是兩極化的。加上法師認為在那個階段能夠做的不多，因此會期結束返回東京後，便應沈家楨居士之邀，在1975年12月10日前往美國弘法講學。

沈家禎居士在美國組了個「美國佛教會」（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經由該會出面安排，將法師安排至其所屬的紐約市布朗士區大覺寺。法師在大覺寺居住前後不到兩年，然而由於西方人重實際，因此佛教佛學的推廣多著重於修密持咒、學禪打坐。當時西方人在接觸佛教和修學佛法上，還是以西藏密教和日本禪宗為其主流。

1976年聖嚴法師向東初老人求賜曹洞宗法脈，東初老人將其列入曹洞宗法脈，但沒有賜新的名號。

1977年12月聖嚴法師的剃度師東初老人在台灣圓寂，法師接獲消息之後，立刻回國料理後事，並奉其遺命承繼道場，成了中華佛教文化館的負責人，在美國和台灣兩地奔波、東西兼顧。之後法師在紐約成立了禪中心，為了授課需要而編了《禪的體驗》，並陸續發行了兩種英文期刊：《Ch'an Magazine》（《禪雜誌》季刊）以及《Ch'an Newsletter》（《禪通訊》月刊），至1992年底為止《禪雜誌》已經發行了58期、《禪通訊》亦發行了96期。自1978年開始，在台灣北投的中華佛教文化館以及農禪寺，舉行大專青年學生及一般社會人士的禪修活動，並陸陸續續地出版了關於禪的著作，包括《禪的生活》、《拈花微笑》、《禪與悟》等，因為法師對於禪修著力頗深，在世界各國開始以指導禪法修行作為弘揚佛法的方式，成為國際知名禪師。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聖嚴法師因感念於修習佛法的信眾與學生日增，現有的佛門道場逐漸不敷使用，於1989年因緣俱足購得台北縣金山鄉三界村的土地，建設「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以「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創立漢傳佛教「法鼓宗」，為法脈傳承的創辦人，後於2006年9月2日傳位於前任方丈果東法師。

2006年，擔任「你可以不必自殺網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代言人，勸告有意自殺的人：「多想兩分鐘，你可以不必自殺，還有許多的活路可走」。

「新時代心六倫」是聖嚴法師在中國電視公司公益型深度演講節目《全民大講堂》第三集（2007年10月21日首播）主講〈新時代心六倫〉時所提出的理論。時代愈進步，人類的倫理道德卻更加薄弱；聖嚴法師觀察到了這個現象，故提倡把古代「五倫」加入新的觀念、賦予新的精神，成為「心六倫」。

聖嚴法師自述：「我一生修學佛法、弘揚佛法，奠定基礎的經典是《阿含經》，得力最多的則是《維摩經》；另外，《金剛經》、《楞嚴經》、《圓覺經》、《六祖壇經》等也頗熟曉，對我都有很大的啟發。而《法華經》對我而言，在信仰和義理兩方面，皆影響至深。」[19]。另曾提及初讀《華嚴經》時，「〈淨行品〉及四十卷本的第四十卷〈普賢菩薩行願品〉，最使我感動」。[20]

聖嚴法師後因罹患腎臟癌，開刀將左腎割除，2006年右腎也因嚴重鈣化並引發貧血，必須洗腎，一度住進台大醫院治療，此後固定每週洗腎三次，定期回台大追蹤治療。聖嚴法師在2008年12月31日到醫院接受定期檢查後，發現罹患泌尿道相關癌症，在醫護人員建議下，於2009年1月5日入住臺大醫院進行治療。後於17日當天向醫院請假外出，回到北投農禪寺、雲來寺與祖庭文化館，與信眾見面。因多年腎臟病纏身，台大醫院曾建議換腎，但聖嚴法師堅持不換。法鼓山一名法師說：「師父本身對生死有一定的看法，他的佛法觀念就是，色身敗壞是一個自然的結果，不用再去做額外的事情。師父也講過，說他已經那麼老了，換一個新的腎，其實是一種浪費。」[21]

聖嚴法師早年即體弱，晚年又有腎疾等病痛，但卻不減其對於社會的關懷以及漢傳佛教思想的推動。2009年農曆正月初九（2月3日）下午四點（台灣時間），於臺大醫院出院返回臺北縣金山鄉（今新北市金山區）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的途中圓寂（辭世），享壽78歲。隔日凌晨一點，聖嚴法師大體採「吉祥臥」姿移靈至法鼓山大殿，開放各界瞻仰法相。[22]法鼓山方面則由方丈果東法師代為宣讀聖嚴法師的十點遺言：

——聖嚴法師指示身後不可辦成喪事，而是一場莊嚴的佛事，不發訃聞、不傳供、不築墓建塔、不立碑豎像、不撿堅固子。儀式以簡約為莊嚴，懇辭花及輓聯。並要確保法鼓山的法脈宗風，凡由他創立及負責的道場，舉凡道風的確保、人才的教育、互動的關懷及人事的安排，都應納入統一機制。國外的分支道場，則以禪風一致化、人事本土化為原則，以利純粹禪法之不墮，並使禪修在異文化社會推廣。

他生前曾留遺偈給弟子：

——「無事忙中老，空裡有哭笑；本來沒有我，生死皆可拋。」

2009年2月6日，法鼓山僧眾為聖嚴法師大體入殮，8日護送至苗栗勸化堂荼毘（火化），15日植葬於法鼓山生命園區，完成釋聖嚴生前推廣禮儀環保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