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報小說

早期的諜報小說包括詹姆斯·庫柏所寫的《The Spy》（1821年）以及《The Bravo》（1831年）、魯迪亞德·吉普林根據大博奕所寫的《Kim》（1901年）、艾瑪·奧希茲所寫的《紅花俠》系列，或著是羅伯特·厄斯金·契爾德著作的《The Riddle of the Sands》，這些都是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諜報小說著作。

而著名小說家柯南·道爾，雖然他所寫的是推理小說系列，但其實也有些可算是早期諜報小說的範例，例如《海軍協定》、《布魯斯·柏丁頓計畫》以及《最後的寒暄》，夏洛克·福爾摩斯的案件也涉及到諜報互鬥的範圍。

約瑟夫·康拉德所寫的《密探》(1907年)對於諜報活動有很深刻的描述，對於個人及大眾而言，這本書可說是諜報小說的經典。內容敘述一般革命組織打算派遣恐怖份子炸毀格林尼治天文台，最後的結果是陰謀失敗但同時也發現了一連串的陰謀。

此時期作品最廣為閱讀的作家便是威廉·勒奎斯，他寫作的通俗散文還曾經被歸類到二手書店去，不過最後成為了當時大不列顛最暢銷小說作家。至於當時第二名最暢銷諜報小說作家為艾德華·菲力普·歐朋海默，他們兩人在1900年到1914年期間一共寫作了超過一百本以上的諜報小說，不過他們寫作的俗套小說被認為在文學上只有一小點的功績。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被認為最卓越的諜報小說作家是約翰·布臣，他是一個技巧性的宣道者。他的小說對於戰爭的描寫相當的好，也就是文明與蠻族之間的衝突。他最有名的筆下人物理查·漢奈以及系列作《三十九級臺階》、《綠披肩》以及其他續集，布臣的小說到現在仍然有在印刷當中。

1917年，法國小說家加斯東·勒魯寫下了法國第一本諜報驚悚小說，他也創造出了筆下神探約瑟夫·胡爾達必。

諜報文學的多樣性以及強度在兩次的世界大戰之間已日益明顯，並於二戰時期逐漸成熟。二戰時期首次出現的小說為退休情報員威廉·索默賽特·毛姆所寫作的《Ashenden》，正確地寫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諜報行動，而另一位英國舊有情報員坎普頓·麥坎基，則寫出了一部成功的諜報諷刺小說。小說家艾瑞克·安伯勒寫下常人能夠理解的諜報小說《Epitaph for a Spy》 (1938年)、《雙面狄米崔》 (1939年)、《Journey into Fear》 (1940年)，而安伯勒首先引進左派觀點的寫法也讓安伯勒以此聞名。

1939年，英國女作家海倫·麥肯恩寫下生平首部諜報小說《Above Suspicion》，接下來展開45年之久的職業寫作生涯，作品的快節奏以及複雜的情結獲得高度讚賞，她其他著名的作品包括《Assignment in Britanny》 (1942年)、《Decision at Delphi》 (1961年)以及《Ride a Pale Horse》 (1984年)。

1940年，英國作家曼寧·柯爾寫下筆下主角湯瑪斯·艾賓史東·漢伯頓系列的第一本小說《Drink to Yesterday》，小說地點設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續集背景設定在納粹德國或是二次大戰時期的英格蘭，柯爾的作品都以較輕鬆的筆調描寫事態的嚴重性。二次世界大戰後，柯爾的作品普遍被認為通俗小說，隨著時間逝去也逐漸暗淡。

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冷戰時期，對於諜報小說具有推波助瀾的作用。在早期1950年代時，作家戴斯蒙·柯瑞創造了一名擁有「殺人執照」的幹員。而格雷安·葛林也藉由自己對於英國秘密情報局的真實經驗，寫下了一系列左派、反帝國主義的諜報小說，包括故事背景於南亞的《沉靜的美國人》 (1955年)、比屬剛果的《痲瘋病人》 (1961年)、海地的《The Comedians》 (1966年)、阿根廷的《The Honorary Consul》 (1973年)、倫敦的《The Human Factor》 (1978年)，不過葛林恩最著名的作品是《Our Man in Havana》 (1959年)。

早年冷戰的諜報員代表為詹姆斯·龐德，為伊恩·佛萊明所創作的角色，不過隨著佛萊明創造龐德的成功例子，很快的就有其他作家創造出了一些與龐德不同特色的英雄人物，最著名的例子為約翰·勒卡雷和連·丹頓，他們創造出的範例並沒有1930年代作家對於諜報活動的不了解，舉例而言，為了對照與龐德的不同，勒卡雷筆下的情報員喬治·史邁利，他的太太就與龐德一樣風流。而腓特烈·弗西斯以及肯恩·福樂特以歷史事件的妥善使用獲得肯定。另外亞當·霍也創造出以英國情報員魁勒為主角的系列故事，首部作品為《The Quiller Memorandum》，除了有文學意義外，同時也研發間諜情報技術。

在這時期，諜報文壇長期由英國作家當霸主，而美國作家唐納德·漢米爾頓首先打破這個局勢，他出版的《Death of a Citizen》、《The Wrecking Crew》，讓反間諜殺手麥特·海姆登場，該書也引起一連串效應，包括漫畫、電影紛紛出籠。1971年，美國作家羅勃·陸德倫的出道作《納粹檔案》在平裝本銷售上創下佳績，開創了陸德倫的寫作生涯。廣泛來說，陸德倫是當今普遍認為開創諜報驚悚為先河，並且獲得高度讚賞以及仿效的對象。1984年，湯姆·克蘭西的《獵殺紅色十月號》在市場上造成大轟動，並且改編成電影。雖然同一時期的威爾斯作家克雷格·湯瑪斯也在1977年出版科技驚悚小說《Firefox》，但是依然沒有克蘭西那樣出名。

1960年代同樣也是諜報電影大量出產的時代，範疇包括科幻性的詹姆斯·龐德系列，到較為現實的《冷戰諜魂》及《鍋匠、裁縫、士兵、間諜》（約翰·勒卡雷同名小說改編)，以及商業性的《The Quiller Memorandum》。

間諜的形象也同時被電視影集刻畫，例如1954年詹姆斯·龐德的《皇家夜總會》，1960年代的《The Man from U.N.C.L.E》、《Danger Man》以及《I Spy》。不過1960年代後期，間諜成為了被諷刺的對象，尤其以電視劇《Get Smart》為例。1980年代早期，《The Sandbaggers》則呈現出了官僚體制下的諜報觀點。

1970年代以及1980年代，CIA舊有幹員查爾斯·麥卡瑞寫下了幾本高關注的諜報小說，例如《The Tears of Autumn》就以優良的文采描寫其中懸疑的諜報技術。

冷戰結束後，作家諾曼·麥勒藉著對於美國情報界的長期觀察，寫下長達1300頁的長篇小說，並且在蘇聯解體的1991年出版。

鐵幕政權的垮台，而共產黨急需西方國家的資金，但是他們並不接受美式民主。蘇聯解體，而接下來的俄羅斯也並不是那麼好相信。CIA的存在成了問題，美國國會甚至隆重地討論此案，也因此諜報文學急速衰退。有鑑於諜報文學即將結束，《紐約時報》取消了長期的諜報文學專欄。

雖然諜報文學面臨嚴重低潮，但是在冷戰時期受歡迎的作家還是繼續出版，相信諜報文學還是能復甦。成功的作家扣除上述所說的，還有尼爾森·戴米爾、W·E·B·葛利分以及大衛·摩瑞爾。

此時，主編們也在謹慎篩選初出茅廬的作家，只有少數作家的作品能夠出到精裝本，這其中的包括美國作家約瑟夫·芬德的《莫斯科俱樂部》 (1995年)、蓋爾·琳姿的《假面行動》 (1996年)以及丹尼爾·席瓦的《The Unlikely Spy》 (1996年)；英國作家查爾斯·柯明的《A Spy By Nature》 (2001年)、漢瑞·波特的《Remembrance Day》 (2000年)，基本上他們都是冷戰結束後出類拔萃的作家。

2001年，911恐怖攻擊事件的發生，使得國際情勢轉向。恐怖主義的餘波，也重新喚起了大眾對於國際情勢的求知欲望。小說本身就是大眾相當喜愛的事物，不僅僅是從閱讀中獲得樂趣，更能夠從中獲取知識。很快的諜報小說再度崛起，其中的需求不僅僅是復甦而已，而在於反應出大眾對於現實生活國際情報運作情況的注意。

約翰·勒卡雷以及腓特烈·弗西斯都重新回到諜報小說的領域並且繼續出版新作，目前有許多來自歐洲以及美國的作家都在諜報小說的文壇活躍。在美國，《紐約時報》的暢銷排行榜經常由驚悚型的小說獨占鰲頭。

終於在2004年，一個國際的驚悚作家組織成立了－國際驚悚作家組織 (International Thriller Writers，簡稱ITW)。ITW在2006年6月首先舉辦了國際的驚悚作家會談，隔年7月再度舉行，同時，全球第一個間諜主題樂園－「Spyland」在法國里昂預定開幕。

近年來有關於諜報的主題電影，包括《神鬼認證系列》以及湯姆·克魯斯主演的《不可能的任務》系列，或是007的最新電影《007首部曲：皇家夜總會》都大受歡迎。而史蒂芬·史匹柏執導的《慕尼黑》則是大受好評，獲得5項奧斯卡的提名。喬治·克隆尼的《諜對諜》或是改編自勒卡雷同名小說的《疑雲殺機》，都有獲得國際性的大獎。

諜報小說目前也朝向一個新方向發展，也就是電玩遊戲。以諜報為主題的電玩遊戲主要讓玩家變成間諜，滲透敵方組織進行破壞、偵查的工作，《潛龍諜影系列》為首開諜報遊戲概念先河的遊戲，之後像是《間諜遊戲》等，都是以複雜的諜報、陰謀為劇情主線，並且以類似電影上的方式呈現。有些遊戲例如《霹靂嬌娃》以及《霹靂嬌娃2：諜影神蹤》，其遊戲內容兼備幽默感以及1960年代的流行事物。《邪惡天才》背景設定在60年代，與其他諜報遊戲不同的是，玩家主要擔任反派角色，同時這款遊戲也是即時戰略的類型。

不論讀者、作家、主編甚至情報局內部的分析師、幹員、職員等，都相當享受諜報文學的娛樂性，那種在冷戰後近乎死亡的感覺對於大眾相當的新鮮。隨著恐怖主義與強權國家的對抗沒那麼早消弭，諜報文學的需求也不會那麼簡單就結束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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