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垃圾徵費爭議

香港部份回收箱的回收廢物，經常儲存滿了很久都未有清理。[9]除此之外，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榮譽會長黃傑龍表示旗下50多間食肆的所在地點，有接近4成商場亦未有相關回收配套，而且食肆亦難以有空間分出多個收集箱。分類廚餘亦屬厭惡性工作，難以請人進行。由此種種原因，不少食肆反映寧願支付定額垃圾費。[10]

香港特區官員及自稱環保人士經常宣稱「日本、台北實施垃圾徵費後，減廢效果良好」來為垃圾收費辯護，卻迴避香港的人均居住面積遠比外國細小[11]，香港除富豪外，普羅大眾的居所普遍細小，包括比亞洲各主要城市的居所狹小，香港有不少住宅採用沒有間隔的開放式廚房，並且出現香港獨有的納米樓，還有房委會近十多年大量建造小至不足200餘平方尺的居屋[12]、公屋超迷你單位，也有不少市民租住於套房中，家中的垃圾桶和睡床之間往往沒有任何間隔，如中國香港李家超政府近年大搞的簡約公屋，預設是開放式設計[13]，家中難以再放置不同回收桶做分類，也難以先堆放不同種類的垃圾，再等到足夠數量及有空閒時間拿去回收。居住面積比香港大得多的城市如台北等地，當地政府都廣設分類回收箱，在住宅大廈內每樓層都設有分類回收箱，可是香港的大部分住宅大廈每樓層只能容納垃圾桶，沒有空間再設置分類回收箱，變相要居民浪費能源乘升降機落樓找回收箱，很多唐樓連垃圾房及升降機也沒有，甚至附近沒有回收點，居民要上落樓梯落街，甚至要乘車去回收點[14]。社評認為香港廢物收費難以推行，甚至連廢物分類也遲遲不達到效益，是香港缺乏家居廢物回收屋宇規劃及居住面積狹小問題長期沒有改善的後遺症，也導致香港和海外城市推行垃圾費缺乏可比性[15]。

清潔工人職工會組織幹事梁芷茵表示，有不少清潔工人對相關操作細節不清楚，對於實施垃圾收費後，若接收沒有指定袋的違規垃圾感到驚訝。由於清潔工人本身已屬厭惡性工作，若隨時有法律責任上身，或會辭職。[16]

雖然政府表明大型垃圾的處理可以「11元標籤」解決，如沙發、椅子等。然而，若其部件被拆開時的解決方法亦引起爭議，如辦公室桌椅被拆開等問題。對此，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胡勁欣表示，其部件可將其「紮件」（綑綁成一件），然後貼一張「11元標籤」。同時，某些大型垃圾亦難以入袋，如「拖把棍」、「直立式風扇」等長條形狀的垃圾。胡勁欣表示同意地拖棍需要以11元支付費用較昂貴，故建議將其「鋸開」再入袋。然而有關言論引起嘩然。[17]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於2024年2月期間，訪問306名低收入劣居所租客，包括劏房、板間房、床位、天台屋等，了解他們對垃圾徵費的意見。76.5%受訪者擔心額外購買指定袋和指定標籤會造成經濟負擔，亦有56.9%受訪者仍不了解實際操作，例如徵費價錢、購買膠袋方式和垃圾處理方式。55.9%受訪者表示會集合多於一天的垃圾才棄置，24.2%受訪者會將廚餘倒入廁所馬桶，以減少垃圾袋的使用及丟垃圾的頻率。社協擔心，這反而引起家居衛生問題及大廈喉管倒塞等問題，增加大廈維修成本。社協建議政府應按房屋類型分4個階段試行垃圾徵費，以及延遲實施法例，政府應將執法期延長至2025年4月1日，才正式於全港包括劏房區實行措施，以助市民適應。[18]

港府徵收的差餉自1973年起全部撥作市政局、區域市政局的垃圾處理費[19]，至2000年特區政府「拆局」[20]，撤銷兩個民選議會，把市政局、區域市政局解散後沒有將差餉取消，而是將差餉歸入政府作為收入來源，2012年立法會議員討論廢物收費問題時，便提出如開徵垃圾費，就應減免差餉，不應變相雙重收費[21]，推動減廢不能由收費主導[22]，使得廢物徵費成為一種混合稅[23]，當年兩派議員都認同如推行垃圾收費便應減差餉[18]。

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會長、金記餐飲有限公司主席徐汶緯表示，香港食肆地方有限，難有多餘位置安放大型廚餘機，唯有花錢處理垃圾，相信實施垃圾收費後成本增加，以一間面積2,000平方呎的茶餐廳計算，垃圾收費後每月購買垃圾袋的開支會增加8,000元至10,000元。他表示成本增加一般會轉嫁給消費者，唯現時經濟環境仍欠佳，餐飲業也要提供不少優惠吸客，故難以要顧客為垃圾收費「埋單」。

觀塘潮州酒樓「潮薈軒」董事總經理黃重勤受訪時亦憂慮，指定垃圾袋承重力不足夠，或要在垃圾桶上套多一個膠袋。他又透露，坊間的大型廚餘機，入門級售賣七、八萬，還涉及維條保養，以及地方擺放等問題，最後放棄購買廚餘機，寧願花錢買指定垃圾袋。[24]

垃圾徵費「先行先試」於4月1日開始在14個處所實施，雖然部署多時，但首日仍出現不少問題。例如有列為試點的「三無大廈」住戶，在計劃開始時仍未收到指定袋，形容政府派袋安排「亂嚟」。亦有劏房房認為，政府只是放下指定袋，沒教導如何使用，認為政策是擾民。柴灣公屋連翠邨也是試點之一，但樓層垃圾房內仍有不少住戶用非指定垃圾袋丟垃圾。

新蒲崗新光宴會廳昨日起參與「先行先試」，店內3個大垃圾桶都換上了指定袋。但酒樓負責人表示，240公升細袋難套牢垃圾桶，唯有轉用660公升的指定袋，恐日後令成本大增。另一參與的食肆，大圍漢年茶餐廳甚至未有對垃圾分類，直接將所有垃圾放入後巷的垃圾桶內。[25]

建制派代表性人物、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盧文端在《明報》撰文指垃圾徵費是「當年由激進反對派提出」，反對派的目的是串連環保份子利用環保道德綁架香港社會，最終害苦了香港，因此「香港要堅決擺脫環保道德綁架」，[26]從先行先試的「亂象」反映香港社會還沒有準備好推行；又稱在《基本法》23條立法後，政府重點工作是謀經濟發展，但不少社會人士擔心垃圾徵費爭議持續發酵「會衝擊香港聚焦謀發展的主旋律」，故建議政府在先行先試完結後，重新考慮是否押後或完全停止，而盡快叫停徵費爭議應是首要考慮。盧文端在文章指出，如任由垃圾徵費爭議耗費社會精力，干擾政府聚精會神謀發展，「相信也不是中央希望見到的局面，因為不符合中央的希望和要求」。[27]

綠領行動總幹事何漢威表示，政府在推動如何處理大型垃圾方面，仍有不足，認為可參考台灣做法，由政府團隊協助收集及復修枱櫈等，更好鼓勵回收與轉贈。同時可規定住宅大廈設立回收層，並於閉路電視，集中處理住戶的回收物。[28]對於垃圾徵費不斷延遲一事，他表示「政府無把握超過18個月的準備期，認真，深入，落區宣傳，令到社會各界認識不足」，並認為以上問題一直不解決，不斷將問題延後，實屬於事無補。[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