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小贩文化

1950年代，在廟街擺賣的小販

在1940-1960年代期間，大量中國大陸居民因政局不穩（比如國共內戰、文化大革命）及饑荒而逃港。他們大多沒有接受教育及低技術。為了謀求生計，他們不少在香港成為了流動小販。這樣一來，他們便可在盡量壓低經營成本的情況下，向當時的勞動人口出售食品、衣服、日用品[7][10]。當時香港物質水平低下，消費以家庭需要為先，造就了「家庭消費」的崛起[11]。小販的出現正好滿足相關需要[7]。

香港販商聯會（Hong Kong Hawkers Association）估計，1949年香港至少有70,000名小販[12]。在当时，小販生意雖為草根階層帶來了就業機會，但同時也製造了噪音和阻街問題。除此之外，政府也指出，有附近店主認為小販對自身構成了不公平競爭，因為其無須繳付租金便可營業。[12]

2015年，在屯門擺賣的小販

在1960-1970年代，香港大型商場及街市寥寥可数，政府對小販亦少有監管，故此當時香港約有30多萬人從事這一行業[7][13]。1970年代能源危機及1973年香港股災使得香港製造業中的工廠出現倒閉潮，亦令不少失業人口轉向從事小販行業[4]。

然而，随着香港現代化和城市化的步伐加快，港英政府開始關注流動小販所帶來的健康衛生問題。在70年代初，當局決定不再簽發新的小販牌照，並禁止流動小販牌照轉讓和繼承[14]。市政局在1971年表示，香港有39033名持牌小贩，另有6000名無牌小贩[12]。自此香港的小販數目便不斷下降[3]。

2002年，港府實施了有效期為五年的「流動小販自願交回牌照計劃」，鼓励流动小販交回牌照。交回牌照的小販可選擇以下任何一個方案：「挑選一個空置固定攤位，成為固定攤位持牌小販；選租公眾街市一個空置檔位，並享有若干特惠租金優惠；領取三萬元的特惠金」[15]，相關計劃其後多次延期至2012年[16][17]。此一計劃至少吸引了339名持牌流動小販交出牌照[16]。

截至2008年11月30日，香港持牌的固定攤位小販（包括大排檔）有6,594個，流動小販則有552個[15]。

2009年，香港食物及衞生局聯同食環署一起檢討小販發牌政策，並從中檢視重新發牌的可行性[15]。同年開始重新發牌[1]。

2010年之後，小販政策的爭議有增無減[3]。一方面，食環署在2015年時曾表明，會在農曆新年夜市期間「嚴厲取締無牌熟食小販」[18]。另一方面，民間則一直有聲音希望保護這種文化[3]。

2014年農曆新年期間，食環署職員在桂林街夜市採取突擊行動，行動中帶走一名小販及没收多部木頭車，引起途人鼓譟。當中更有人指責食環署職員「與民為敵」。食環署職員離開後不久，小販們又再重新開業[19]。

2014年11月，有建制派區議員在深水埗區議會上提出「對無牌小販『零容忍』」[20]，不過當區大部分區議員都同意食環署應為小販尋找合適地點[21][22]。撐基層墟市聯盟則表示，問題根源在於「政府拒發小販牌照和興建新街市」，令小販只能違法經營。聯盟還稱零容忍政策只會「增加民怨」[23]。2015年农历新年期间，深水埗至少有三个团体为街头小贩发声支持[24]，本土民主前線的成員更協助清理夜市的街道[25]。

2016年2月2日，农历新年臨近时，多名小販與屯門良景邨管理員因佔地問題而發生衝突[26]。2月7日，农历新年前夕，多名小贩在桂林街夜市擺賣，並因此而被警方或食環署職員驱赶逮捕，小麗老師在當中同樣因幫助小販經營而被捕[27][28][29] 。

2016年农历新年期間，旺角爆发了一场名為「鱼蛋革命」的暴力衝突，其起因在於食环署以强硬手段取締小贩[30][31][32]。

2016年5月22日，东涌逸东邨的居民為反抗領展轄下商場及街市不斷加租，而另立市集。房委会人员為此报警，指他們「阻街」，並跟居民發生爭執[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