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工會聯合會

1966年以前，香港有6間官立小學，而每學年的學費是30元；而私立學校甚至收費100元以上。這對於日薪僅1.5元的五金廠女工，是難以負擔的。1946年9月，工聯會前身的「港九勞工子弟教育促進會」（後改名為「港九勞工教育促進會」，簡稱「勞教會」）創辦「勞工子弟學校」（簡稱「勞校」）。勞校為基層市民提供教育機會。初時，勞教會缺乏獨立校舍，只能借用海軍船塢華員職工會會址上課。直至1948年工聯會正式成立後，勞工子弟學校已有12間。

1949年5月時處於冷戰時期，而英國亦為海外領土展開防範赤化的工作。香港左翼工人勢力的增長，迫令香港政府企圖解散勞校。結果令涉事工人、家長、「勞校」師生展開大規模反抗活動[14]。由於其左翼背景，劳工子弟学校在英國殖民時期受歧視，畢業生難以入職公務員[15]。

香港重光後，社會百廢待興，政府資源有限。1940年代後期的戰亂和共產主義問題，令大量人從中國走難到香港。1950年代，香港處於高出生率，和收留大量難民的情況。香港人口變化導至房屋供應嚴重短缺，大量居民只能居於在山區自制的木屋，這些寮屋區包圍了香港市區，而且這些寮屋都是沒有標淮，並不安全的。

• 1951年11月21日，東頭村木屋區發生大火，有16,000人受災。當時香港底層民眾普遍生活困難，災民缺乏食物。工聯會翌日將5,000包餅乾送至災民手上[16]。

• 1953年12月25日，石硤尾發生大火，58,000名災民無家可歸。工聯會受「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委託，於界限街、楓樹街長沙灣球場，將70萬斤大米和23萬港元款項發放給災民。當時一碗細蓉（雲吞麵）售價5毫[14]。

香港1950年代失業問題嚴重，很多基層市民三餐不繼，更缺乏醫療及藥物。當時，工聯會創辦第一工人醫療所、九龍及香港兩間工人留產所、第二工人醫療所、荃灣工人醫療所、九龍及香港兩間中醫診所，為基層工人提供廉價醫療服務[14][17]。

1958年8月，工聯會11屆二次會議議決籌建工人大會堂（「工人俱樂部」前身），9月成立了籌建工人大會堂委員會。1958年至1964年期間，工聯會為工人俱樂部四處籌款，引來眾多工人捐款響應。香港資深藝人周驄當時亦動員演藝界人士參與義演籌款[18]。8月28日，工人俱樂部建成開幕，為當時工人提供了一個多樣化的活動場所[14]。 籌委會由500位社會知名人士擔任，籌委會主任為陳耀材，籌委會副主任李生(首任工人俱樂部主任1965-1980)。[19]

工聯會被批評曾經多次投下出賣工人的議案，包括有1997年在臨時立法會陳榮燦投票支持廢除香港工人的集體談判權[21]，由於原議案「並未建基於勞資雙方互相承認及尊重，資方在未清楚細節時定必反對集體談判權，因此應讓勞資雙方有協商才可行」[22]，同時允許工會將資金用於境外社會運動[23]。1998年，工聯會投票廢除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24]。

2012年，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及王國興均曾以「要求立法推行男士有薪侍產假」作為政綱，但是立法會討論男士3日有薪侍產假的《2014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時，公共專業聯盟梁繼昌議員提出臨時修正案，要求將假期增加至7日後，由於上述修正案並無於勞工顧問委員會獲得通過，因此工聯會全體議員皆沒有投票支持這項修訂。[25][26]工聯會議員指：「不支持修訂是因為修訂等同推翻勞資談判結果，因為議員提出的修訂政府認為未取得勞顧會共識，政府強調3日侍產假的建議是經過勞顧會中勞資雙方反覆辯證而達成的共識並且平衡了勞方福利和資方承受力，政府稱如果議員提出之任何修訂獲通過，當局將無可奈何地撤回條例。最後工聯會迫於無奈只能投棄權票。」工聯會陳婉嫻事後說不投贊成票被斥責出賣工人「絕不好受」，亦介意有關指控。[27][28]

2018年，工聯會和勞聯6位代表勞工階層的建制派議員支持政府提出的5日侍產假議案，但是反對由民主黨提出的7日侍產假臨時動議[29]。當議案表決時，只是按下「出席」按鈕。他們指7日侍產假並未於勞顧會中取得共識，若於沒共識下通過，政府會收回法例，故他們要「務實」。而不支持修訂是因為修訂等同推翻勞資談判結果，破壞勞顧會共識，令資方有藉口拒絕談判，而該黨重視勞顧會談判結果，最後迫於無奈只能投棄權票，又稱希望立法會今次通過草案後，政府未來可繼續向7日的目標邁進。而7日侍產假提議最終相差5票被否決。[30][31]

由30間工會組成，包括：

• 
  香港海員工會
• 
  香港印刷業工會
• 
  香港洋務工會
• 
  香港造船機電鋼鐵業總工會
•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2020年至2023年，工聯會在6個區議會共有6個議席，議員包括：

2016年至2019年，工聯會在11個區議會共有30個議席，議員包括：

• 吳秋北（會長）

• 黃國（理事長）
• 馬光如（秘書長）

已停止舉辦的立法局選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