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工作办公室

当时（1961-1966年）通常惟称文科教材办公室[1]，是文革前（所谓文化教育领域内的“旧十七年”即1949-1966年）为高校文科教材建设而设立的一个重要机构。它与文革后教育部设置的各种教材管理机构无传承关联。

一九六一年四月，当时的中宣部、高教部在北京联合召开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会后成立了这个文科教材办公室，由高教部部长杨秀峰“牵头”（挂名），办公地点设在高教部，其日常工作与高教二司（综合大学司）联系密切。而因其工作实际上由当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直接指导，故亦被呼为“周办”。[2]

这个文科教材办公室组织集合全国各高等院校各专业众多教授和学者讨论并编撰，为高校文科教学编写出多部整体说来内容丰富前后贯通的优秀教材，成果极一时之盛。[3]

当时成立的七个专业组，各设组长一人，副组长若干。各专业组组长为：冯至（中文组）、翦伯赞（历史组）、艾思奇（哲学组）、于光远（经济组）、董纯才(后为陈元晖)（教育组）、许立群（政治组）、李棣华[4]（外语组）。随着教材编选工作规模的不断扩大，外语组扩展为西语组(组长李棣华)和东语组(组长季羡林)。各专业组相继充实了不少本学科带头人，如中文组在丁声树、王力、马汉麟、严文井、李文保、冯至、季镇淮[5]、袁水拍、蔡仪、程贤笑、李修生、郭锡良[6]等人外，增加吕叔湘、余冠英、游国恩﹔哲学组在王庆淑、齐一、艾思奇、江奠基、洪禹、冯定、冯友兰、郑昕、汤一介、吴传启等人外，增加朱光潜、任继愈、金岳霖、王子野、王朝闻、张腾霄、贺麟等﹔外语组增加许国璋等人。

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之后，中国大陆的政治运动（即所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一时疲惫，落于平息，高等学府的思想和教学环境因而比较宽松，颇有利于学术权威和新进高才在以文学、历史、哲学为主的文科领域集注精神展其所长，留下业绩。

这个文科教材办公室工作直至“文革”爆发而被打断。

当时担任文科教材办公室组织、行政工作的负责人有吴寄寒、胡沙、以及季啸风[7]、陆善功[8]和鲍正鹄[9]等。

十年“文革”造成了教育断裂，教材空白。“文革”后期及运动结束后大专院校恢复招生时期，众多渴望求学研习文史哲艺的青年仍然大量沾惠于当年文科教材编选工作的煌煌硕果。

参考资料
  1. 据傅頤《“大躍進”前后高等學校文科教材建設的歷史回眸》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一文的注释称，“考慮到文科教材建設的長期性，1963午3月，文科教材編選工作辦公室改稱文科教材編審工作辦公室，成為教育部（按：应为高教部）的常設機構。從8月1日起，原各專業的教材編選工作組改稱教材編審工作組。”不过其前后两个官式名称皆颇不为时人所知，在全国各高校与中宣部、高教部机关中，在各种场合下（包括会议行文），它始终仍以“文科教材办公室”之名行世。
  2. 据郝怀明（1960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1964年到中宣部教育处工作，至l996年退休于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 《周扬与大学文科教材建设》一文介绍：
    “编选文科教材的任务是1960年9、10月间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确定的。会后，书记处书记彭真同志受总书记邓小平同志的委托向周扬同志下达了这一任务，并要周扬同志立下军令状，限期解决文科教材。当时的情况是，经过1958年的教育革命，教育方针明确了，但教材问题没有解决。当时全国高校文科编写了八十多种教材，但许多课还没有教材，据北京市的调查，市高校22%的课程没有教材和讲义。已经编出的教材，由于对遗产和老专家否定过多，编书青年知识准备不足又受当时浮夸风的影响，一般水平都比较低，大都不宜继续采用。因此，总结经验，重新制定文科专业的教学方案，集合新老力量，重新编选教材，就成为高校文科建设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周扬在北京、上海高校进行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61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他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对文科建设和教材编写，从指导方针上进行了透辟的阐述。会议研究和总结了1958年以来文科教学工作的经验，就有关文科教学的若干方针问题，如培养目标，教学、劳动和科研三者的正确结合，各种课程的比重和相互联系，以及如何在文科教学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重大问题进了热烈的讨论。经过党内外充分民主讨论，修订了文科7种专业(包括语文、历史、哲学、政治、政治经济学、教育、外语)和艺术7类专业(包括戏剧、音乐、戏曲、电影、美术、工艺美术、舞蹈)的教学方案草案，并相应地订出了224门课程、297种教材编选计划。会后，立即调集力量，分别组成14个教材编选工作组。在周扬为首的文科教材办公室的领导和组织下，文科教材的编选工作扎扎实实、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了。”
    又，“从文科教材编选计划工作会议到1965年6月底止，已出版新编选教材68种165本，已完稿和已付印的有24种33本，加上正在编选的教材共156种和367本，约占计划编选教材总数的一半。其成就是辉煌的，意义是重大的。这是一件开创性的事业。”
    （见郝怀明《周扬与大学文科教材建设》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3. 参见当时兼任文科教材办公室哲学组副组长的齐一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访谈：《齐一先生访谈录》。
  4. 见李棣华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5. 见季镇淮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6. 见郭锡良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
  7. 后曾任教育部高教一司司长；著有《中国高等学校变迁》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及《中国书院辞典》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等作。
  8.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创建及负责人之一。
  9. 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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