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五月暴动

针对華裔印尼人的歧视性做法和排他性叙事始於苏哈托新秩序时期之前。荷兰殖民统治者以典型的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將印尼華人划分在印尼社会的社会金字塔中间——低于欧洲人，高于所谓的“土著”[9]。

在印尼，人們習慣將「男性華人面孔」和錢聯想在一起。尤其在東南亞，許多被關注的男性華裔商人慣性地將他們的成功歸功於「中華文化」，集體創造了「華人很會做生意」的迷思[10]。

蘇哈托新秩序政權非常善於利用成功男性華商的刻板印象，作為政府控制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工具。新秩序政權採取機會主義策略，在文化上採取強制同化政策，在公共領域禁止漢字、華文學校、農曆新年等文化表達；在政治上，將華裔印尼人排拒於公部門和政治之外。於此同時，蘇哈托卻與他的華商夥伴密切合作發展經濟。在新秩序時期，有權勢的軍官和華商之間的主雇關係複製到社會各層面，造成濫權、裙帶關係、尋租，也造成華裔印尼人的制度性弱點。新秩序政權利用種族主義建構的政經關係非常成功。一小部分華裔商人（遠小於3％）取得巨大財富，但華裔印尼人作為一個複雜的群體卻陷入體制性的弱勢。成功的華商樂於「配合演出」，導致充斥着種族主義色彩的刻板印象不斷在印尼擴散[11][10][9][12]。

1996年以來，印尼經濟加速發展，導致貧富差距越來越惡化、裙帶資本主義、蘇哈托逐漸失去控制力以及權貴之間的鬥爭，牽動了以不同形式呈現的「排華」情緒。尤其1997年中爆發亞洲金融危機，通貨膨脹、食物短缺和失業率飆升，更導致上述問題惡化。當印尼的經濟問題加劇惡化時，軍方和政府官員透過影射，暗指甚至公然指控印尼食物短缺、商人囤積物資、資本外逃和金融危機的原因是「華人控制經濟」[1][13]。

印尼和國際媒體大量報導在印尼發生的暴力事件和大規模逃亡，以「排華」的框架詮釋這些事件的本質。但在黑色五月暴動中，大量非華裔印尼死者超出了一般流行的「排華」詮釋框架。人們在理解1998年5月發生的事時，傾向忽略其中的階級因素,以雅加達的角度將五月暴力理解成基於種族的暴力，使大眾忽視甚至減少對雅加達貧困階級的同情[1]。 賀嚴多（Ariel Heryanto）認為「1998年5月的暴動是多種本質不同但互相影響的暴力形式（出於經濟動機、政治動機、即興參與、種族仇恨等等）[14]。」

非政府組織「人性志工團」（Volunteers for Humanity）指出印尼的流氓團體（Preman）──涉及了這些暴力事件，而「印尼黑幫」往往與軍隊有聯繫。許多暴亂發生時，維安部隊和警察很詭異地選擇袖手旁觀，也不回應人們的呼救[1]。

雅加達新聞雜誌Tajuk在1998年刊出報導，稱當時的印尼陸軍戰略後備部總司令普拉博沃·蘇比安托中將（Prabowo Subianto）和他親近的盟友，也是雅加達區域指揮官的夏弗里．山蘇丁少將（Sjafrie Sjamsoeddin）為幕後主謀。Tajuk的報導指出他們煽動暴力，企圖製造混亂，好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平定暴動」，藉此躋身更高的位置[1]。

目前主流媒体都认为，这次暴动是有组织且有预谋的暴乱活动，印尼军方也参与其中。当时苏哈托为转移金融危机压力，缓和印尼国内的民怨，透过军方情报部门策划煽动此事件[15]。

棉蘭的暴力事件在1998年5月4日爆發，比雅加達提早大約一週半，且持續了更久──連續5天維安部隊沒有介入。棉蘭的暴力事件和隨後在雅加達和印尼其他地方發生的暴力有著相似的模式，因此印尼政府的調查小組稱棉蘭暴動的模式為「樣板」。

棉蘭的華裔印尼人較多（佔當地人口12%），是當地的第三大族群。棉蘭華人也常常被認為「比較不融入」。學者帕爾迪（Jemma Purdey)認為棉蘭凸顯了華裔印尼人「用錢交換保護」的困境。棉蘭華人常常遭到政府官員、當地軍方、如「潘查希拉青年团」（Pemuda Pancasila）之類「青年團體」以及幫派成員，以提供「安全」或「保護」的名義索取錢財[10][13]。

中爪哇的梭羅的暴力事件和雅加達幾乎同時爆發，破壞力十分嚴重。學者帕爾迪（Jemma Purdey)發現梭羅當地人清楚地意識到印尼和全球媒體將雅加達暴動描繪成「排華」暴動。所以許多在梭羅的團體和梭羅人，包括當地的華人，設法將當地的暴力事件塑造成「非排華」事件。然而，他們對暴力事件的解釋卻隱藏了種族主義色彩。譬如，暴民洗劫商店的主要動機是「經濟因素而非仇恨華裔印尼人」的講法，迴避了梭羅人都知道的事實，那就是梭羅80%的商店經營者都是華裔印尼人。學者帕爾迪（Jemma Purdey)認為梭羅這種拒絕承認「排華暴力」的狀況，讓深植印尼體制化的種族問題無法浮上檯面[10][13]。

中國外交部長唐家璇于1998年4月访问印尼[19]，承諾向印尼提供4億美元克服金融危機，使兩國關係空前友好[20][21]，並表示愈发严重的社会动荡，以及以當地華人爲目標的种族暴力问题屬於印尼内政，中國不會干涉。[22][23][21][24]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東南亞研究所主任張蘊嶺表示在五月暴動爆發之前，北京當局只是單純期望暴亂不會發生。[25]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為印尼黑色五月暴動是他國內政，因受波及的多為華裔印尼公民，不承认双重国籍的中国政府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採取不干涉政策。[26][27][28][29]

從1998年5月13日起，大規模暴亂開始發生。騷亂期間，中国外交部成立24小时值班应急小组，制订护侨撤侨方案。[30]5月2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中國政府一直密切注意印尼局勢的發展，對滯留於當地包括港澳台公民在內的中國僑民境遇十分關注。[31][19]

暴動發生數個月後，中國官媒《人民日報》於8月15日報導，中國驻印尼大使馆在騷亂期間曾逐个拨打电话确认300多名登记在册中國公民的安危，并开车进入骚乱地区将受困者转移至安全地带，同时要求航空公司多开三个航班，撤走200余人。該文也聲稱，騷亂發生後，中國駐印尼大使館代表中國政府向印尼華人社團做了大量解釋和安撫工作，大使還赴外島華人集中的城鎮慰問，傾聽華人的申訴和求助，並向他們傳達中國政府和人民對騷亂事件和華人不幸遭遇的同情和關心。[32]

不過，當年有暴亂親歷者投書指出，暴亂期間至少有三名印尼華人曾向中國大使館求助，但使館人員詢問得知他們是「WNI」（印尼公民）後便拒絕提供幫助。[33]印尼學者廖建裕、中國學者查道炯、新西蘭學者杜建華、新加坡學者徐本欽等皆指出，暴亂期間中國政府無意爲受害的印尼華人提供救援和保護。在5月排華暴動之前，許多印尼以外的華人就批評中國政府應該保護印尼華人，然而北京拒絕進行干預，因為當時北京和雅加達的關係已經相當融洽，北京不想破壞這種關係。有中国駐美外交官私下表示，中国政府不可能向印尼提出抗议或派遣船只，因为在印尼的大部分華人都是印尼公民，因此没有充分理由这样做。5月排華暴亂的严重时期，北京的态度也没有改变。[34]中國政府確實有對在印尼工作和旅行的中國公民採取撤僑措施，並為尋求幫助的台灣和澳門旅行證件持有者提供領事保護，但與之有別的是，中國政府並不願意介入印尼華人的命運。[35]在公開和正式場合，雅加達的事務都不是北京的關注點。北京政府將華人稱為「印尼家庭的一份子」，並沒有義務保護他們。[36]臨近六四天安門事件週年日或許是北京政府保持低调的原因之一，因爲他們擔心中國學生的民族主義情緒會被激起，給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為首的中共領導層帶來壓力，特别是5月排華暴行或許會重新喚醒人民對六四屠殺的回憶。[37]

印尼5月暴亂期間，中國大多數的報紙和電視台都沒有進行相關報道。北京政府反應遲緩，只在國家控制的媒體上簡單提及，不作為外交政策事務來處理。試圖抗議的人則被噤聲，任何相關新聞報導也都被迅速壓制。[38]且直至6月上旬強暴案件被揭露后，雖然事件受到國際社會和各國媒體關注，但中國大陸傳媒的反應依舊滯後。[39]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社长张晓卿也于7月5日发表社論，不点名批评中国以不干涉内政为由而拒绝援助印尼华人的态度。[40]

據《国际新闻社》報道，中國直到暴亂發生2個月后才在外界輿論下打破沉默，改變原先「不干涉內政」的政策。[41]7月6日，首次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官員對印尼5月暴亂表態，即是新任中國駐印尼大使陳士球在東加里曼丹考察棕油投資期間接受印尼媒體採訪時所作。[42]他表示中國政府關注暴亂，要印尼政府徹查此事，並希望暴亂不會重演，但同時也表示保護印尼華人屬於印尼政府責任。北京官方沒有提出抗議。[43]

7月28日，中國官方媒體《人民日報》首次刊登印尼排華暴亂的新聞，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唐国强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中國政府對印尼华人妇女在5月骚乱中遭强暴表示强烈关注和不安，已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希望印尼政府彻底查处有关事件，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类似不幸事件的发生。[19][44]8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呼籲保護印尼華人的安全和合法權益，嚴懲不法之徒。[45]中國外交部长唐家璇在8月東協外長會議期間，要求印尼政府重視此事，盡速查處，確保華僑的安全和合法權益。[32][19][21]与此同时，在8月17日，有約200名北京的大学生组织遊行抗议行動，但被校方和警方勸阻制止。[46][47][48][49][50]

另一方面，從8月份起中國雖然有要求印尼政府徹查暴亂，但同時也對印尼保持了緊密的雙邊經濟聯繫。[51]根据印尼官方《安達拉新闻社》报道，在8月6日，中國政府同意向印尼出售5萬噸大米。[52]8月15日，中國如約爲印尼提供300萬美元的醫藥援助，同時繼續向印尼提供4月時承諾的2億美元經濟貸款。[53]11月26日，根據印尼《雅加達邮報》報道，中國經貿代表團如期訪問雅加達，以探討中國在印尼的投資項目。[54]

而在11月17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兼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出席亞太經合組織第六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時，於香格里拉酒店會見了印尼總統哈比比。期間，江澤民表示印尼是中國的友好近鄰，進一步發展兩國關係是中國政府的既定政策，對哈比比積極推動中國和印尼關係發展表示讚賞，同時對印尼華人的處境表達關注，表示华人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權益理應受到印尼政府的有效保護；而哈比比也感謝中國向印尼提供的珍貴援助，并表示5月發生的暴乱是犯罪行为，印尼政府将依法处理。[55]江澤民也表示中國絕不會嘗試利用印尼華人來謀取當地的政治和經濟利益。[56]之后，印尼5月暴动的新闻不复见于中国媒体上。[57]

抗議群眾用「黑漆」塗抹位於銅鑼灣禮頓道的「印尼總領事館」大門洩憤。民主黨李柱銘7月寫給繼任的總統哈比比的信中，將暴動比為納粹黨的猶太人大屠殺。[58]^:165

中華民國外交部發言人烏元彥曾在5月14日表示，目前尚無華商和旅客傷亡消息，還不到實施撤僑時刻。[59]中華民國駐印尼代表陸寶蓀也指出，過去數天發生的動亂沒有特別針對台商或華裔印尼人，目前僅有五、六家台商被波及，沒有人員受傷，因此並不打算撤僑。[60]行政院長蕭萬長則指示外交部和僑委會儘速舉行保僑、護僑的應變會議，務必做到維護當地僑胞與台商的生命財產安全。[61]

5月16日，政府指派緊急指派專機飛往印尼疏散受難者，並且安排5架C-130運輸機於國內待命，以及派遣艦隊至峇里島海域隨時進行撤僑。[62]爲疏運在雅加達機場的數千名台商和僑民，長榮加開的第一班專機在台北時間5月15日上午9時20分起飛，機上載有238名旅客返回。第二班華航專機則在10時許起飛。隨後華航在下午4時30分又開出第二班雅加達加班機，凌晨2時50分再開出第三班加班機。長榮在凌晨1點鐘也加開一班泗水加班機。[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期間有歸僑台商不滿航空公司哄抬票價，以及政府的撤僑行动效率低下。[81][82][83][84][85][86][87][88][89][90][91][92]

5月17日，外交部長胡志強表示印尼政府向台表達希望勿撤資撤僑，當時他也擔心政府如果动作太大會激怒印尼政府，後果難以掌握。[93] 至7月29日，中華民國政府公開召見印尼駐台代表提出「最嚴正的抗議」，並向受害者提供援助。[50]政府也威脅要撤回在印尼約130億美元的投資，以及禁止約1萬5千名印尼勞工入境。[58]^:1668月3日，上百人向印尼駐台北經濟貿易代表處拋擲雞蛋抗議印尼華人女性被強暴。[50]8月8日，印尼投資部長韓扎哈茲飛往台灣提倡投資印尼時，也因此為此事件道歉。[58]

新加坡航空公司5月15日改用大型客機以滿足從雅加達飛新加坡的需求，新加坡政府5月16日派人到雅加達機場協助新加坡人撤離，到5月19日已有2900名新加坡人順利撤離。[94][95][96][97]

1998年5月15日，美国联邦政府敦促在印尼美国公民立即离开该国，理由是该国发生了30多年来最严重的政治暴力事件[98]，同时美国与欧洲国家推迟了一项针对印尼价值为14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付款，取消了该国高级军事代表团计划前往印度尼西亚的任务，并撤离了使馆非必要雇员[99][100][101]。美国政府于《1998年印度尼西亚国家人权报告》中指责苏哈托政府“严重侵犯人权”[102]。聯邦政府批准七千名華人的避難請求，並接受了這批華人居留。[103][104]《紐約時報》率先大量報導了排華暴行[105]，使得此事在全球各地廣為傳播。同年7月開始，華裔美國人於全美各地展開抗議行動。8月7日和8日達到顛峰，全美13座大城同步舉行譴責印尼暴民罪行的示威抗議行動，近兩萬名華人群集全美各地印尼使領館前，要求立即停止排华暴行和严惩凶犯等。8月8日上午，在华盛顿特區的印度尼西亞駐美國大使館前，愤怒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近千名華裔聚集抗議，並向駐印尼的美國官員遞交抗議信函。[106][107][108][109]

同年7月後，泰國首都曼谷和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民众上街示威游行，抗议印尼反华暴行。[110]

由於局勢轉差，荷蘭皇家空軍派出KDC-10空中加油機撤走當地僑民（尤其是仍保有荷籍的華人）[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