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江淮水災

華中地區1930年冬季大雪，1931年從春季開始就下大雨，降雨量在7、8月達到高峰。華中7月就發生了7次颱風(一年平均兩次)，長江沿岸4個氣象站7月的降雨量為60cm，西藏高原的融雪使長江水量更大。

8月6日重慶錄得洪水，8月19日漢口錄得高水位警戒線，水位超過標準53英呎，比汉口江滩高平均5.6英呎。長江水災延伸到下游，9月16日洪峰抵南京。長江以北的淮河同時發生水災，導致京杭大運河在高郵湖附近的堤防崩潰，其中一個估計指8月26日凌晨有20萬人在睡夢中淹死。[12]

1931年8月10日上海《申报》报道：「5月至8月（註：至8月9日），苏皖鲁豫诸省发生特大洪灾，江苏16县受灾面积17,424平方公里，受灾户数410750户，受灾人口1,035,551人，迁移人口38,200人，死之908人，财产损失24,871,118元。」

德國報章拍得的水災難民

江蘇泰州城淹水4米，城里半年才退尽了洪水；而里下河平原（江蘇中部平原）到第二年春天才退尽了洪水。

1932年4月23日《申报》载：“江淮云汉诸区，经洪水浩劫后，孑遗之民，无以为生，入春以来，又遭久旱，蔓青不发，即高阜之地，潦退较早，种麦者，亦必待至6月方能收获；种稻者至9、10月，始有收割，在此数月间饥馑殆不可免。安徽、江苏、湖北等省荒情共同，地方元气既伤，人民生机几绝，迩值春荒，于是饿殍遍野。因去岁禾穀被水漂没，无粟可食，乃剥取树皮，磨成粗粉，掺以水藻、草根、树叶等物，蒸而食之，虽难下咽，聊胜枵腹。各河溪沼，凡生产水藻之处，均有主管者昼夜看守，不许他人偷采。水藻上市，每斤售至二百文之多。暮春之时，以树皮、水藻采食殆尽，灾民乃联群结队，纷往田间，剥取大麦苗，回家煮食，因缺乏滋养性，食后面皮无不浮肿。尸骸遍野，无人掩埋，加以天气亢旱不雨，以至时疫流行。穷乡僻壤之所，卫生毫不设备，一旦染疫，速于瓜蔓，一人得病，传染一家，死者无棺盛殓，往往弃尸田野，种种惨情，目不忍睹。棺木出售一空，大小木店概改制棺木。”[13]

1932年5月爆發霍亂。[14]

1932年6月2日《大公报》报道：「蝗患，则更形剧烈。至霍乱症传播更广，据国民政府卫生署公布之材料及其他有关报道，受疫者多达30余市县，占全国各省疫区之首者计：上海、南京……泰县、东台、淮阴、淮安、阜宁、盐城、南通、高邮、宿迁、铜山、沭阳等。上年水灾最重之高邮、邵伯两县，受疫亦最惨烈。江苏水灾以江北为最惨，延至次年（註：1932年）春间，水犹未退，农民均栖息于水中，寒暑侵凌，湿气内蕴，加以水中尸骸积久腐坏，一经烈日之薰蒸，疫疠随之发生。高邮、邵伯、泰县、东台、泰兴等处，霍乱流行，传染甚速，尤以高邮、邵伯为最惨，救治稍一俄延，甚至全家毙命。南京下关、徐州（铜山）亦发生虎疫，患之者数小时即行毙命。他如无锡，7月半月中染虎疫者一千八百余人，死者约六七百人。」[5]

1932年10月20日《申报》报道：「由于1928年至1930年的酷旱，1931年的大水，饿殍盈途，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以霍乱症为主的大瘟疫，这是本年灾情的重要特点。上海、南京皆甚猖獗，江西尤烈。陇海线沿路俱有疫，潼关最重，蔓延东西，西安一带同受传染，豫西近亦波及。天津扰攘月余，今仍未退，而平绥路之包头、绥远，皆成疫区焉。然此仅著名都会有人注意之地而已，一般内地城乡，虽有疫亦不闻于全国。即概累计算，今夏全国死于虎疫之人民，已将以数十万计。据国民政府卫生署公布至7月底止，山西之霍乱疫区达25县；据该省当局统计，最严重者有16县，仅次于江苏，占全国各省之第二位。5月淮阴、淮安一带，忽发现一类害虫，长约一英寸，体软，有腹足多对，色分青褐，昼伏土中，夜出啮食秋禾及麦叶麦穗，农田秋禾及二麦遭虫伤害者，日益扩大，江苏继上年大水之后，本年转为亢旱，徐海10余县及苏南无锡、常州一带，数月不雨，农田干裂，禾苗枯萎；苏北害虫丛生；霍乱更形猖獗，全境被疫之县镇居全国首位，灾民多达210余万人。江苏系上年被水最重的省分之一，至本年春间，苏北大批灾民仍露宿山岗，无家可归。迨水退之后，又复亢旱不雨，灾祸连结。山东南部江苏北部8月间发生蝗蝻，遍野皆是。秋禾树苗均为食尽，农产物已无收望。津浦列车行经苏鲁，竟为蝗飞满所阻，其灾情之凶猛就可想见了，死者达千人。徐海十二县，亢旱成灾，豆类枯萎，江北不雨，已届三月，刻下江北淮阴、淮安、涟水、泗阳、沐阳、宿迁各县，天晴亢旱，晚麦仍未播种，乡农极盼霓。江北运河逐渐干涸，水运益形不便，而火警频传，日必数起。江南一带，如无锡亦两月不雨，天时亢旱，农田龟裂，常州、南通等属同被干旱。因水旱相继，天时不正，致使虫害丛生。」

據高邮市委副书记倪文才的專書考證，有三大直接原因，加上政府管治失當等遠因。[15]

1. 淮河流域连续降雨，高邮湖水暴涨。六七月间遭遇三次大暴雨：6月17-23日，在淮河上游，雨量200毫米以上；7月3-12日，在淮南及高邮湖一带，雨量400毫米以上；7月18-25日，仍在淮南及高邮湖一带，雨量300毫米以上。致使高邮湖、大运河水位暴涨，据运河高邮御码头水位：7月25日8.3米，8月1日9.06米，8月15日9.46米（正常年份为5-6米）。
2. 大风。水借风势，风助水力。8月2日开坝前及26日破堤前，都突然刮起西南风或西北风，26日凌晨高邮湖面西北风达6.3级，发生湖啸，推波助澜，湖水扑打运堤，运堤不堪承受。
3. 运堤失修，春修夏防严重疏忽。治运经费按规定年计40万元（当时货币，下同），而层层截留，上缴很少，虽几经整顿，到大水前的1930年仅收到8.1万元，而且不少并未用在水利上。

其它如水政腐败、体制弊端、人员渎职等也有直接影响，而南京国民政府當時主要精力、财力用于打第三次江西剿共戰爭（發生於同年7-9月，與水災同期），被倪文才批評未能全力组织抗灾。[15]

高郵湖缺堤泱及泰州，美南長老會駐江蘇泰州傳教站首席牧師何伯葵（Thomas Harnsberger）给上海华洋义赈会写了报告，建议堵住高邮决口，不然下游水患不得解決。[16][17][18][19]华洋义赈会董事局同意，1932年2月何伯葵作为义赈会委派的灾后复建的总监，带着40万银元到高邮，工作到該年深秋才离开。[20]佛教徒林隱居士大力資助。由水利工程博士兼國民黨大老王叔相督導。[21]。王叔相召集了15000名工人，純手工（没機器）把堤建起來了。[22]

• 淹死：金陵大學農業經濟教授、美國人卜凱在水災後的1932年考察報告指有15萬。1933年官方報告14萬。[25]
• 「睡夢中（床上）淹死」：1931年8月30日《漢口先驅報》（Hankow Herald）報道在漢口約2,000人在睡夢中被淹死。[26]2006年高邮市委副書記倪文才在專書指在高邮19,300人在睡夢中淹死。[27]

• 有案可查的死亡數：最廣為引用的說法是422,499人，出自清史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校長李文海的《中國近代十大災荒》（1994年）。[3]高級工程師骆承政提供了水利部的兩個說法。一，34.5万人死，出自《中国历史大洪水调查资料汇编》（2006年）。[28]二，约40.0万人死，出自《中国大洪水—灾害性洪水述要》（1996年）。[29]

• 考慮到漏報而估計的死亡數：1933年官方報告估計200萬人[4]。西方比較誇張的估計為370萬人。[30][31][32]

• 受災人口。史學家5,311萬（李文海等 1994，第230-231頁），另一估計為5,000-6,000萬（Courtney 2018，第198頁. 該頁腳註10）。1933年官方報告2,500萬人。[25]高級工程師骆承政提供了水利部的兩個說法。一，4800萬人，出自《中国历史大洪水调查资料汇编》（2006年）；二，5,127万人，出自《中国大洪水—灾害性洪水述要》（1996年）

因飢荒死亡，最多為安徽北部和河南。水災淹死，以江蘇最多。兩者合算總非正常死亡數字，為安徽、江蘇、河南。李文海等 1994，第230-231頁

• 仅安徽一省就死亡112288人，灾民960余万人[33]
• 長江流域的泄洪區的死亡人數達14.5万人，受災人口2850万人。[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