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6月18日香港暴雨

自1960年代始，英屬香港政府有鑑於官地上的非法木屋日增，遂決定設置「安置區」，即臨時房屋區之前身。這些安置區有限定面積與搭建物料，並由徙置事務署管理，居民平均居住三至五年則可獲徙置。位處翠屏道觀塘新區北面，曉光街西南山坡下方之秀茂坪安置區即為其中之一，於1970年設立，進行建設排水系統等工程後，於1971年供居民入住；該安置區佔地約36,000平方呎，山泥傾瀉事件前，居民總數估計為394人[2]。

早於1972年6月16日，已有安置區內最接近西北面建築地盤（按考即今觀塘瑪利諾書院[3]）的木屋居民發現屋前堆滿了豪雨沖刷下來的泥土，因感不便及不安而報警求助。警方雖飭令地盤須確保泥土不再下瀉，惟成效不彰，山泥下瀉情況至6月17日反趨惡化。[4]

6月18日上午11時，受低壓糟，强烈對流性天氣和冷锋雨勢頗大；至12時30分，翠屏道已為一呎水深之雨水淹沒。12時40分，安置區北部山坡上之基堤有小量山泥瀉下；至1時10分，曉光街與秀麗街交界的一段基堤崩塌，像「一塊地毡」般瀉下安置區。[5] 瀉下的山泥埋沒大部份安置區木屋，部份木屋甚至被沖過翠屏道，推至觀塘新區。山泥傾瀉亦令附近一輛運載煤油的貨車漏出火水，發生爆炸並焚燒。[6]

事發後，徙置事務處工人盧崇新立即報警，惟電話無法接通。休班警員胡忠成將事件報告警方。1時25分，警長黃廣鴻及6名警員接報到達災場，目睹焚燒中的火水貨車及另一列焚燒中的損毀木屋。警方不斷要求增援下，消防隊及救護車先後到場，惟均因道路水浸、壞車處處而略受阻延。除政府外，數百名市民在現場協助救援，亦有巴士司機將傷者送往伊利沙伯醫院（當時基督教聯合醫院尚未啟用）。

警方於當日下午4時設立專責登記失蹤人士的小組，並設指揮站登記、保管災場中發現的災民財物。[8]消防事務處、民眾安全服務隊、醫療輔助隊、駐港英軍（包括黑衛士兵團）、香港義勇軍參與救援，連日搜救傷者及搜索死者[8]。是次災難造成71死52傷[9][10]。

6月19日，徙置事務處處長下令馬上安置生還的災民。香港政府亦於6月22日按照《調查委員會條例》（香港法例第86章）成立一九七二年雨災調查委員會，以地方法院法官楊鐵樑為主席，於世界信義宗觀塘職業訓練中心舉行公開聆訊，傳召證人30人；調查委員會於同年8月17日向當時輔政司、署理香港總督羅樂民爵士呈交《一九七二年雨災調查委員會中期報告書》，詳細報告是次災難。[11]調查委員會認為，災難的主要成因，是因為6月16日至18日連日豪雨，雨水由填塞山谷而建成的基堤的斜面滲入[12]，使基堤建築物料軟化，引致山泥傾瀉。

同日晚上8時55分，香港島半山區寶珊道亦發生山泥傾瀉，一幅受強烈風化的火成岩山坡，在連綿大雨下滑動，首先沖毀了寶珊道一座兩層高的洋房，並順勢把干德道一座六層高的樓宇沖塌，洪水及山泥混和樓宇瓦礫，形成泥石流，衝向樓高12層的旭龢道20號旭龢大廈。旭龢大廈即時應聲折斷倒塌，並波及在山坡下的景翠園最高四層被撞毀。

在旭龢大廈內，大部分住客未能及時逃生，被埋在瓦礫之下。駐港英軍奉召到場救災，其後交由消防員接手處理。經過日以繼夜的挖掘，搜救人員成功拯救不少生還者，其中包括前大法官列顯倫，消防員依循列顯倫收音機的歌聲將他救出。旭龢道意外共證實67死19傷[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