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尼·紀登斯

Giddens著有超过34本书和200篇文章、论文和评论，对社会科学领域最显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除了研究设计和方法。他撰写了对大多数主要学派和人物的评论，并在微观社会学和宏观社会学中使用了大多数社会学范式。他的著作范围从抽象的、元理论的问题到非常直接和“接地气”的学生教科书。他的教科书《社会学》(第9版，Polity)销量超过100万册。[8][9] 最后，他还以跨学科的方法而闻名。吉登斯不仅评论了社会学的发展，还评论了人类学、考古学、心理学、哲学、历史、语言学、经济学、社会工作以及最近的政治学。鉴于他的知识和著作，人们可以把他一生的大部分工作看作是社会学理论的一种伟大的综合。

在1976年之前，纪登斯的大部分作品都对各种作家、流派和传统进行了批判性的评论。纪登斯反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结构功能主义(以塔尔科特·帕森斯为代表)，同时批评进化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1971)中，他考察了马克斯·韦伯、埃米尔·涂尔干和卡尔·马克思的著作，认为尽管他们的研究方法不同，但他们都关注资本主义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纪登斯强调了社会建构主义、现代性和制度的社会结构，并将社会学定义为:“[T]对过去两三个世纪的工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制度的研究。”

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1976)一书中，纪登斯试图解释社会学应该如何进行，并解决了一个长期存在的分歧:一些理论家优先考虑结构功能主义研究社会生活(着眼于社会的大局)，而另一些理论家则强调微观社会学-日常生活对个人意味着什么。在《新规则》中，他指出，迪尔凯姆发明的功能主义方法将社会视为自身的现实，而不是简化为个人。他拒绝了迪尔凯姆的实证主义范式，后者试图预测社会如何运作，而忽略了个人所理解的意义。[10]纪登斯指出:"社会只有形式，而这种形式只对人有影响，只要结构是在人们的行为中产生和复制的。 纪登斯对比了迪尔凯姆和韦伯的方法——解释社会学——侧重于理解能动性(哲学)和个人的动机。纪登斯比迪尔凯姆更接近韦伯，但在他的分析中，他拒绝了这两种方法，他指出，虽然社会不是一个集体现实，但个人也不应该被视为分析的中心单位。相反，他使用来自解释社会学的解释学传统逻辑来论证代理在社会学理论中的重要性，声称人类社会行为者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了解他们在做什么。因此，社会秩序是一些预先计划好的社会行为的结果，而不是自动的进化反应。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学家必须解释一个社会世界，而这个社会世界已经被居住在其中的行动者所解释。根据纪登斯的观点，存在着一种结构的二元性，通过这种二元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单位的社会实践既具有结构成分，又具有代理成分。结构性环境限制了个人行为，但也使之成为可能。他还指出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循环的存在。社会学概念一旦形成，就会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由于社会行为者具有自反性，并监测正在进行的活动和结构条件，他们根据自己不断发展的理解调整自己的行动。因此，社会科学知识实际上会改变人类的社会活动。纪登斯把社会科学知识和人类实践之间的这种双层的、解释性的和辩证的关系称为双重解释学。纪登斯还强调了权力的重要性，权力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因此与每个人的行为直接相关。权力是人们改变社会和物质世界的变革能力，它与知识和时空密切相关。[11]在“新规则”中，纪登斯特别写道:[12] . 社会学不是关于一个预先给定的对象的宇宙，宇宙是由主体的积极行为构成或产生的。

• 因此，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必须被视为社会成员的熟练表演。
• 人类能动的领域是有限的。个人创造了社会，但他们是作为历史定位的行动者，而不是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条件下这样做的。
• 必须将结构概念化，不仅作为对人类能动性的约束，而且作为推动者。
• 结构过程涉及意义、规范和权力的相互作用。
• 社会学观察者不能独立地把社会生活作为一种现象来观察，而不把他对社会生活的知识作为一种资源，在这种资源中，他把社会生活构成一个调查的主题。
• 沉浸在一种生活形式中是观察者能够产生这种特征的必要和唯一手段。

社会学概念因此服从双重解释学。

总而言之，社会学分析的主要任务如下: 在社会科学的描述性元语言中对不同生活形式的解释学解释和调解。

1. 将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解释为能动性(哲学)的完成结果。

纪登斯的结构理论探讨的问题是，究竟是个人力量还是社会力量塑造了我们的社会现实。他回避极端立场，认为人虽然不能完全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行为，人的知识是有限的，但人是复制社会结构并导致社会变革的能动者。他的观点在现代主义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的哲学中得到了呼应，史蒂文斯认为，我们生活在世界作用于我们时所采取的形式与我们想象强加给世界的秩序观念之间的张力中。纪登斯写道，结构和行为之间的联系是社会理论的基本要素，結構與能動性是一种二元性，不能分开来构想，他的主要论点包含在他的表达“结构的二元性”中。在基本层面上，这意味着人们创造社会，但同时也受到社会的约束。动作和结构不能分开分析，因为结构是通过动作创造、维持和改变的，而动作只有通过结构的背景才被赋予有意义的形式。因果关系是双向的，因此不可能确定什么在改变什么。用纪登斯在《新规则》中自己的话来说:“社会结构既由人的能动性构成，又同时是这种构成的媒介。” 在这方面，纪登斯将结构定义为涉及人类行为的规则和资源的组成。因此，规则约束了行动，而资源使之成为可能。他还区分了系统和结构。系统显示结构属性，但它们本身不是结构。他在他的文章《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 après la lutte》(1976)中指出:“研究一个社会系统的结构，就是研究该系统通过应用生成规则和资源在社会互动中产生和再生产的模式。”

这种结构生产和再生产系统的过程被称为结构。这里的系统对纪登斯来说意味着“人类代理人的定位活动”("社会的构成")和"跨越时空的社会关系模式"。结构则是“个体行动者在再现社会系统的实践中所利用的规则和资源的集合”，“社会地图和秩序问题:对“社会人”的再评价”，《理论与科学》(2005)，实际上存在于"时空之外"。因此，结构化意味着在结构中形成的关系可以存在于时间和地点之外。换句话说，独立于创建它们的上下文。一个例子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当他们在另一种环境中相遇时，比如在街上，他们之间的等级关系仍然保持不变。

结构可以作为行动的约束，但它也可以通过提供共同的意义框架来实现行动。以语言为例:语言的结构由句法规则表示，这些规则排除了某些单词的组合。然而，该结构也提供了允许新动作发生的规则，使我们能够创建新的、有意义的句子。结构不应该被理解为"简单地对人类机构施加约束，而是作为实现"。纪登斯认为，结构(传统、制度、道德规范和其他期望——既定的做事方式)通常是相当稳定的，但它们是可以改变的，尤其是当人们开始忽视它们、取代它们或以不同的方式复制它们时，它们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演员或代理人采用与他们的文化相适应的社会规则，这些规则是他们通过社会化和经验学到的。这些规则连同它们所支配的资源一起用于社会互动。以这种方式使用的规则和资源不是确定性，但它们被有知识的参与者反射性地应用，尽管参与者的意识可能在任何给定时间仅限于他们的活动细节。因此，行动的结果是不能完全预测的。

结构在综合微观和宏观问题时非常有用。在微观层面上，个人的内在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考虑一个家庭的例子，在这个家庭中，我们越来越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伴侣，以及如何与他们相处，这创造了新的机会，但也带来了更多的工作，因为这种关系成为一种必须解释和维护的反射性项目。与此同时，这种微观层面的变化不能仅仅从个人层面来解释，因为人们并没有自发地改变他们对如何生活的看法，我们也不能假设他们是由社会机构和国家指导的。 在宏观层面上，主权国家和[[跨国公司][跨国资本主义公司]]等社会组织，以全球化为例，为投资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新机会，但危机——如亚洲金融危机——可以影响整个世界，远远超出它们最初发展的地方环境，最终但并非最不直接影响个人。对这些问题的严肃解释必须在宏观和微观力量的网络中找到某个地方。这些级别不应被视为互不相关，事实上它们彼此之间具有重要的关系。

为了说明这种关系，纪登斯讨论了发达国家对婚姻态度的变化。Giddens, 1999， <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伦敦:简介。他声称，任何仅仅从宏观或微观层面的原因来解释这一现象的努力都会导致一个因果循环。社会关系和可见性行为(微观层面的变化)与宗教的衰落和理性的兴起(宏观层面的变化)有关，但也与婚姻和性行为相关法律的变化(宏观层面的变化)有关，日常生活层面的不同实践和态度的变化(微观层面的变化)。实践和态度反过来会受到社会运动(例如，妇女解放和平等主义)的影响，这是一种宏观现象。然而，这些运动通常源于日常生活中的不满——一种微观现象。

所有这些都越来越多地与大众媒体联系在一起，大众媒体是我们主要的信息提供者之一。媒体不仅反映社会世界，而且还积极塑造社会世界，是现代反身性的核心。写道: 媒体在宣传许多现代生活方式方面的重要性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媒体提供的生活方式(社会学)或理想生活方式的范围可能是有限的，但与此同时，它通常比我们期望在日常生活中“偶然遇到”的范围更广。因此，现代媒体提供了可能性，颂扬了多样性，但也提供了对某些角色或生活方式的狭隘解释——这取决于你从哪里看。

纪登斯探讨的另一个例子是浪漫爱情的出现，吉登斯(《亲密关系的转变》)将其与自我认同的自我类型叙事的兴起联系起来，他说:“浪漫爱情将叙事的概念引入了个人的生活”。尽管性的历史清楚地表明激情和性不是现代现象，但据说浪漫爱情的话语是从18世纪后期发展起来的。浪漫主义，18 - 19世纪欧洲宏观层面的文化运动，促成了小说——一种相对较早的大众传媒形式的出现。小说的识字率和受欢迎程度的提高反馈到主流生活方式中，浪漫小说在微观层面上丰富了理想浪漫生活叙事的故事，使浪漫爱情在婚姻型关系中发挥了重要而公认的作用。 再考虑一下亲密关系的转变。纪登斯断言，亲密的社会关系已经变得民主化，因此伴侣之间的联系——即使是在婚姻中——与外部法律、法规或社会期望关系不大，而是基于两个人之间的内在理解——一种基于情感交流的信任纽带。在这种关系不复存在的地方，现代社会通常对这种关系的消失感到高兴。因此，我们拥有“日常生活中情感的民主”(Runaway World, 1999)[13]

情感的民主——日常生活的民主化——是一种理想，或多或少可以在日常生活的不同背景中近似实现。在许多社会、文化和背景中，性压迫仍然是一种日常现象，这与现实相去甚远。在《亲密关系的转变》一书中，纪登斯介绍了可塑性行为的概念——从与生殖的内在联系中解放出来的性行为，因此对创新和实验开放。随着大规模避孕措施的出现[14][15] ，曾经只对精英开放的东西变得普遍起来，因为性取向和身份认同比过去变得更加灵活。这些变化是影响自我和自我认同的更广泛转变的一部分。

纪登斯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所有的社会变革都源于微观和宏观层面力量的混合。

吉登斯说，在后传统秩序中，自我认同是反射性的。 它不是一瞬间的品质，而是对一个人生命的描述。 吉登斯写道: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获得信息，使我们能够反思我们行为的原因和后果。与此同时，我们面临着与我们的行动和我们对专家知识的依赖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有关的危险。我们创造、维护和修改一套传记叙事、社会角色和生活方式(社会学)——关于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如何来到现在的地方的故事。我们越来越自由地选择我们想做什么和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尽管吉登斯认为财富给了我们更多的选择。然而，更多的选择既可以让人解脱，也可以让人烦恼。解放的意义在于增加一个人自我实现的可能性，而烦恼的形式是增加情绪压力和分析可用选择所需的时间，并将我们日益意识到的风险最小化，或者吉登斯总结为制造的不确定性。在早期的传统社会中，我们会有这样的叙述和社会角色，在后传统社会中，我们通常被迫自己创造一个。正如吉登斯所说:“该怎么办?如何行动?是谁?这些都是生活在晚期现代环境中的每个人的焦点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人都可以通过话语或日常社会行为来回答这些问题。

吉登斯最近的研究一直关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制度的特征。吉登斯也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些非常具体的变化。然而，他认为这不是一个后现代时代，而只是一个“激进的现代性时代”。(2013)。现代性的后果。约翰威利父子公司。ISBN 9780804718912。(类似于[齐格蒙特·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的概念)，由塑造前一个时代的相同社会力量的延伸产生。尽管如此，吉登斯区分了前现代、现代和晚期或高度现代社会，并没有否认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而是对这些变化采取了中立的立场，他说这些变化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危险。他还强调，我们并没有真正超越现代性，因为它只是一种发达的、去传统化的、激进化的晚期现代性。因此，对吉登斯来说，一些被称为后现代的现象只不过是发达现代性的最极端的例子。与乌尔里希·贝克和斯科特·拉什一样，他赞同“反思性现代化”这一术语，认为这是对与第二次现代性相关的过程的更准确的描述，因为它在早期的版本中反对自己，而不是反对传统主义，危及它所创造的制度，如民族国家、政党或核心家庭。

吉登斯专注于传统(前现代)文化与后传统(现代)文化的对比。在传统社会中，个人行为不需要广泛考虑，因为可用的选择已经确定(由习俗、传统等)。相比之下，在后传统社会中，由于法律和舆论的灵活性，人们(演员或代理人)对前几代人的先例的关注少了很多，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10]然而，这意味着个人行动在采取之前需要更多的分析和思考。社会更多的是反身性(社会理论)和意识，这是吉登斯着迷的，他用从国家治理到亲密关系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吉登斯特别研究了三个领域，即身份体验、亲密关系和政治制度。[10]

根据吉登斯的说法，现代性最具决定性的属性是我们脱离了时间和空间。在前现代社会中，空间是人们活动的区域，时间是人们在活动时的体验。在现代社会中，社会空间不再受到人们活动的空间所设定的界限的限制。人们现在可以想象其他空间是什么样子，即使他从未去过那里。在这方面，吉登斯谈到了虚拟空间和虚拟时间。现代性的另一个独特属性在于知识领域。

在前现代社会，拥有知识的是长者，因为他们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可定义的。在现代社会，我们必须依靠专家系统<!这篇文章不应该与专家系统的文章联系在一起，因为这篇文章的含义与Giddens和其他人的不同。——>。它们不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中，但我们必须相信它们。即使我们相信他们，我们也知道有些事情可能会出错，因为我们必须承担风险。即使是我们使用的技术，以及将约束转化为手段的技术，也存在风险。因此，在当代社会中总是有一种高度的不确定性。也正是在这方面，吉登斯使用了一个庞然大物的形象，因为现代性被说成是一个在太空中旅行的无法控制的庞然大物。

人类试图引导它，但只要现代制度存在着所有的不确定性，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影响它的进程。这种不确定性可以通过将专家系统重新嵌入到我们习惯的结构中来管理。

另一个特点是在个人和机构层面上的反身性增强。后者需要解释，因为在现代制度中，总有一个部分是为了提高制度的有效性而研究制度本身。随着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语言变得越来越抽象，并在大学中制度化，这种增强的反身性得以实现。也正是在这方面，吉登斯谈到了双重解释学，因为每个行动都有两种解释。一种来自演员自己，另一种来自试图赋予他所观察的行为意义的研究者。然而，执行动作的行为人可以了解调查者的解释，从而改变他自己的解释，或者他进一步的行动路线。

根据吉登斯的观点，这就是实证科学在社会科学中永远不可能存在的原因，因为每次研究者试图确定行为的因果顺序时，参与者都可以改变他们进一步的行动路线。然而，问题在于，社会科学中相互矛盾的观点导致了人们的不感兴趣。例如，当科学家不同意温室效应时，人们就会退出这个领域，否认存在问题。因此，科学发展得越多，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就越多。在这方面，正如吉登斯所说，这款庞然大物变得更加无舵: 解放政治是生活机会的政治，生活政治是生活方式的政治。生活政治是一种反射性动员秩序的政治——晚期现代性体系——在个人和集体层面上，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活动的存在参数。这是一种在反射性有序的环境中自我实现的政治，在这种环境中，反射性将自我和身体与全球范围的系统联系起来……生活政治关注的是在后传统背景下自我实现过程中产生的政治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化的影响深深地侵入了自我的反思项目，相反，自我实现的过程影响了全球战略。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一书中，吉登斯总结道: 不存在必要的社会变革的整体机制，不存在像阶级冲突那样的普遍的历史动力。 社会发展没有普遍的阶段或分期，这些被社会间系统和“时空边缘”(永远存在的外生变量)以及人类的能动性和社会固有的历史性(哲学)所排除。

1. 社会除了个人的需求之外没有其他需求，因此适应等概念不能恰当地应用于社会。

前资本主义社会是有阶级划分的，但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有阶级社会，其中有地方性的(生态)地方性的阶级冲突，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分离，作为资本可以自由转让的财产，以及“自由的”劳动力和劳动力市场。 虽然阶级冲突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没有目的论可以保证工人阶级作为普遍阶级的出现，也没有本体论可以证明否认以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官僚化、监视和工业化为代表的现代社会的多重基础是正当的。 社会学，作为一门与现代性密切相关的学科，探讨了反身性社会理论反射性现实。

在晚期和反思性现代性以及后稀缺经济的时代，政治学正在发生转变。吉登斯指出，“生活政治”(自我实现的政治)有可能比“解放政治”(不平等的政治)更加明显;新的社会运动可能比政党带来更多的社会变革;自我的反思性工程以及性别和两性关系的变化可能会通过“民主的民主化”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对话民主”，在这个时代，通过话语而不是暴力或权威的命令来解决分歧和安排实践。布莱克威尔 依靠他过去熟悉的反身性和系统整合的主题，将人们置于彼此之间和政府之间的信任和依赖的新关系中，吉登斯认为，左翼政治和右翼政治的政治概念现在由于许多因素而崩溃，最重要的是，缺乏一个明确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基于社会阶级的政治机会逐渐消失，而基于生活方式选择的政治机会取而代之。

吉登斯不再解释事物是怎样的，而是更努力地倡导事物应该是怎样的。在《超越左右》(Beyond Left and Right, 1994)中，吉登斯批判了市场社会主义，并为重构的激进政治构建了六点框架:

1. 修复受损的团结。
2. 认识到生活政治的中心地位。
3. 接受积极的信任意味着生成政治。
4. 拥抱对话民主。
5. 重新思考福利国家。
6. 直面暴力。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1998)提供了第三条道路的框架，吉登斯也将其称为激进中心，<参考b>吉登斯，安东尼(1998)。《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政体出版社，44-46页。ISBN 9780745622668</ref>对齐。此外，《第三条道路》提供了广泛的政策建议，目标是吉登斯所说的英国政治中的“进步主义b|进步主义中左翼”。根据吉登斯的说法:“第三条道路政治的总体目标应该是帮助公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革命中领路:全球化、个人生活的转变以及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吉登斯对人类的未来仍然相当乐观:“没有任何一个个体、团体或运动，像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那样，能够承载人类的希望，但政治参与的许多方面都为乐观主义提供了很好的理由。”布莱克威尔 吉登斯抛弃了单一的、全面的、所有联系的意识形态或没有二元结构的政治纲领的可能性。相反，他主张从人们可以直接影响他们的家庭、工作场所或当地社区的小照片开始。对吉登斯来说，这是毫无意义的乌托邦主义和有用的乌托邦现实主义之间的区别，他将乌托邦现实主义定义为设想“可选择的未来，其传播可能有助于实现”(“现代性的后果”)。通过乌托邦，他的意思是这是一种新的和非凡的东西，通过现实，他强调这种想法植根于现有的社会进程，可以被视为他们的简单推断。这样一个未来的核心是更加社会所有权社会化，非军事化和关心地球的全球世界秩序，这些秩序在绿色、妇女与和平运动以及更广泛的民主运动中得到了不同的表达。布莱克威尔

第三条道路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理论的作品，因为它影响了世界各地的一系列中左翼政党——在欧洲、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亚。安东尼·吉登斯(2001)。“全球第三条道路之争”。译林出版社。虽然与英国的新工党关系密切，但吉登斯与日常政治领域中对第三条道路的许多解释相分离。对他来说，这不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屈服，也不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导地位的屈服。[参考文献]安东尼·吉登斯(2000)。“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者”。译林出版社。32页。关键是要超越市场原教旨主义和传统的国家社会主义，使中左翼的价值观在全球化世界中发挥作用。他认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是世界经济中最紧迫的问题”，“全球对自由贸易的承诺取决于有效的监管，而不是不需要监管”。安东尼·吉登斯(1998)。《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译林出版社。148 - 149页。ISBN 0745622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