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美尼亚种族灭绝

大屠殺前安那托利亞中東部及南高加索的亞美尼亞人聚居地區

亞美尼亞人口主要集中在帝國東部

在奧斯曼帝國內，根據伊斯兰教的齐米制度，作為基督徒的亞美尼亞人可享受有限度的自由，例如信奉原有宗教的權利，但是待遇有如二等公民。基督徒及犹太人不被視為與穆斯林平等，前兩者指控穆斯林的供詞不會被法庭接納。基督徒及猶太人被禁止攜帶武器或騎馬，他們的房屋与宗教建筑也不能高過穆斯林的，不准穿綠色衣服，宗教活動也要順從穆斯林的規定，此外還有其它法律上的限制。[8]違反這些法令的人可被處罰，輕則罰款，重者可被處死。

歐洲三大強國英國、法國及俄國（下稱「列強」）對奧斯曼帝國處理國內的基督徒少數族裔有異議，向奧斯曼政府施壓日增，要求它的所有公民都享有同等權利，但奧斯曼政府未做出多少有效行動。到了1870年代末，希臘及幾個巴爾幹國家已經不能忍受，在1877年俄羅斯帝國出兵干涉後，經1878年柏林會議先後擺脫了奧斯曼的統治，即塞爾維亞、黑山、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亞美尼亞人在這段時間沒有積極爭取獨立，使他們得到了「忠心米利特」（土耳其語：）的稱呼。[9]

從1860年代中期至1870年代初，亞美尼亞人開始要求奧斯曼政府改善他們的待遇。亞美尼亞人群體議會（Armenian Communal Council）從安那托利亞東部的農民收集簽名後，向奧斯曼政府請願，要求糾正被那些農民抱怨的事：库尔德人及切尔克斯人在亞美尼亞人市鎮搶掠和殺人；不依法收稅；政府官員的犯罪行為；拒絕在審訊時接納基督徒作為證人。[10]奧斯曼政府聽取了這些訴求，承諾會懲罰那些要對事件負責的人。[10]

1875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及塞尔维亚的基督徒起事被鎮壓後，列強援引1856年的《巴黎條約》，宣稱該條約容許它們介入以保護奧斯曼帝國的基督徒少數族裔。[11]面對日增的壓力，政府宣佈實行君主立宪制及與列強談判。與此同時，亞美尼亞人的君士坦丁堡牧首拿施斯二世（Nerses II）向列強提出亞美尼亞人的控訴，指他們遭受廣泛的「強奪土地……強迫婦女及兒童改變宗教信仰、縱火、強索保护费、强奸及謀殺」。[12]

在1877年至1878年的俄土戰爭以俄羅斯兵臨鄂圖曼首都結束後，亞美尼亞人開始更傾向以俄國作為他們安全的保證人。拿施斯於俄國領導人與奧斯曼人在聖斯特凡諾談判期間，接觸了俄國人，說服他們在《聖斯特凡諾條約》加入第16條，規定佔據亞美尼亞省份的俄軍會在奧斯曼完全落實改革後才會撤走。[13]英國不想俄國佔據大量奧斯曼領土，迫使俄國進行新談判，於1878年6月13日召開柏林會議。亞美尼亞人參與了談判，表明他們爭取的是自治，不是脫離奧斯曼帝國獨立。[14]他們取得部分成功，《柏林條約》第61條包括了上次第16條的同樣文句，但是刪去俄軍可留在那些省份的内容，取而代之是奧斯曼政府須定期把改革的進度知會列強。

1895年在埃尔祖鲁姆被屠殺的亞美尼亞人

在丈夫被殺後，一個亞美尼亞女人在1899年帶孩子離開家園尋求援助

1876年，新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登位。從《柏林條約》簽訂後的改革期開始，哈米德二世試圖擱置上述改革，聲稱亞美尼亞人在那些省份未佔大多數，又稱亞美尼亞人報告受苛待的事大多是誇大或不實。1890年，哈米德二世創建了一支準軍事隊伍「哈米迪耶」（Hamidiye），由庫爾德族非正規人員組成，任務是「隨他們想怎樣地去處理亞美尼亞人」。[15]^:40由於奧斯曼官員蓄意在亞美尼亞人聚居市鎮引發叛亂（通常因為稅收過重），例如1894年的「沙遜抵抗」（Sasun Resistance），這些部隊越來越多被用以壓制及屠殺亞美尼亞人。亞美尼亞人成功擊退這些部隊，於1895年请求列強關注這些越軌行為，而列強隨即譴責奧斯曼政府。[16]

列強迫使哈米德二世於1895年10月簽署新的一連串改革，以抑制「哈米迪耶」的權力，但與《柏林條約》規定的改革一樣，從未得到落實。1895年10月1日，2000亞美尼亞人在君士坦丁堡集會請願，要求落實改革，遭奧斯曼警察武力驅散。[15]^:57–8未幾，君士坦丁堡發生亞美尼亞人被屠殺事件，隨後席捲其他亞美尼亞人的聚居地如比特利斯、迪亚巴克尔、埃尔祖鲁姆、哈爾普特、錫瓦斯、特拉布宗及凡城。对遇害的亞美尼亞人數目有不同估計，但是歐洲人在稱為哈米德大屠殺的文件中把數字定於10至30萬人之間。[17]

雖然哈米德二世没有直接下令進行上述屠殺，但被懷疑予以默許且沒有进行制止。[18]因歐洲人漠視屠殺而感到愤怒的亞美尼亞革命聯盟成員於1896年8月26日佔據歐洲人管理的奧斯曼銀行。該事件為亞美尼亞人在歐洲帶來更多的同情，被歐美新聞界讚揚，他們把哈米德二世描繪成「大殺手」及「血腥蘇丹」。[15]^:35,115雖然列強誓言會採取行動及強制實施新的改革，但却因為政治及經濟利益的緣故而沒有实施。

1908年7月24日，哈米德二世被軍官發動政變推翻，恢復君主立憲制，再次使亞美尼亞人重燃在帝國內享有平等權利的希望。政變者來自青年土耳其党，欲改革帝國施政并推行現代化以追赶歐洲。該党由世俗主义的自由立憲主義者以及民族主義者组成。前者比較支持民主，願意接納亞美尼亞人加入其阵营；而後者則對亞美尼亞人经常向歐洲人求助不满。[15]^:140–1在1902年於巴黎舉行的一次青年土耳其党大會上，自由派领袖薩巴赫丁親王及艾哈邁德·里扎部份地說服民族主義者把「確保國內所有少數族裔享有某些權利」列入其政治目标。

在青年土耳其黨的眾多派系中，有一個叫「統一與進步委員會」的政治組織。該組織发端于一個薩洛尼卡的秘密軍官結社，其在軍队內的势力日漸壯大。

在1909年阿達納屠殺時遭受搶掠及破壞的一個亞美尼亞人城鎮

1909年4月13日發生反政變，一些奧斯曼軍官與伊斯蘭神學生聯手，意圖恢复蘇丹及伊斯蘭法的統治。新政府部隊与反動派部隊發生戰鬥，并最终平息叛亂，并将反動派領導人送交军事法庭。

該叛乱雖然主要針對新成立的青年土耳其黨政府，亞美尼亞人却被視為支持立宪而惨遭殺戮。[19]在許多記載中，到达现场的新政府軍隊不但沒有試圖制止暴行，反而加入搶掠阿达纳省的亞美尼亞人飛地的行列。[20]約15000至30000亞美尼亞人在「阿達納屠殺」中被杀害。[21][22]

1915年2月25日，戰爭部長恩维尔下令解除军队內所有亞美尼亞人的武装，并将其编入勞動營。恩維爾将其解釋為「以防与俄國人串通」。傳統上，奧斯曼陸軍徵召20至45歲的男性非穆斯林入伍，年幼（15至20歲）及年老（45至60歲）的非穆斯林士兵则編入勞動營作為後勤支援。2月以前就已经有入伍的亞美尼亞人被变成了勞工，最終也難逃一死。[23]

把部隊中的亞美尼亞士兵改编到無武裝的後勤部門是隨後的種族滅絕的重要一步。根據《The Memoirs of Naim Bey》所述，消滅勞動營中的亞美尼亞人是以「統一與進步委員會」名義進行的計劃的一部分，勞動營中的許多亞美尼亞士兵最终被當地的土耳其人團夥殺害。[15]^:178

1915年5月，亞美尼亞武裝平民及士兵在凡城抵抗土耳其部隊的进攻

1915年4月19日，凡城省長傑夫戴特·貝伊（Jevdet Bey）以徵兵為理由，要求凡城立即向他提供4000人。亞美尼亞人認為有诈，沒有依從。傑夫戴特在此之前已在附近村莊以搜查武器為由展開屠殺。[24]亞美尼亞人提議先交500人再加豁免金以豁免其他人以換取時間。于是傑夫戴特指控亞美尼亞人「叛亂」，并称将不惜任何代價予以「粉碎」。他宣稱：「如果叛亂分子敢開一槍，我就殺掉每個基督徒男人、女人以及（指向自己膝蓋）這麼高的小孩。」[25]

1915年4月20日，一個亞美尼亞女人遭到調戲，兩個出手相救的亞美尼亞男人被土軍殺死，凡城的武裝衝突開始。亞美尼亞防守者有1500名槍手，配備300支步槍、1000支手槍及其它陳舊武器，保護了亞美尼亞居民3萬人及難民1萬5千人。随后尼古拉·尤登尼奇的俄軍前來救援，衝突才結束。[26]

1914年的奧斯曼當局已經開始在政治宣传上把帝國內的亞美尼亞人形容為帝國安全的威脅。戰爭部一個海軍軍官這樣形容該宣传：

爲了使這個巨大的罪行正當化，君士坦丁堡精心準備了一份宣傳材料。上面宣稱“亞美尼亞人與敵人結盟，他們將在伊斯坦布爾暴動，殺死統一與進步委員會領導人，並開放達達尼爾海峽。”[27]

1915年4月24日晚，奧斯曼政府一夜之間逮捕了二百多位君士坦丁堡的亞美尼亞知識分子及社區領袖，[15]^:211–2很多人後來被殺害。

1915年5月，內政部長穆罕默德·塔拉特帕夏（穆罕默德·塔拉特）要求內閣及大維奇爾薩伊德·哈里姆帕夏立法准許将亞美尼亞人重新安置到其它地方，理由是「國內有些地方出現了亞美尼亞人的暴亂及屠殺」。塔拉特特別提到凡城事件，并將措施擴展至可能影響高加索戰區安全的「暴亂及屠殺」地區。後來遷徙範圍又擴大至其它省份。1915年5月27日，奧斯曼議會通過《特西爾法》（Tehcir Law，或稱《臨時驅逐法》），容許政府及军队驅逐任何認為威脅國家安全的人，但是設有保障被驅逐者財產權的條款。当年9月又出台《關於被驅逐者遺留的財產、債務及資產法》（又稱《徵用及充公臨時法》），根據該法，亞美尼亞人所有「遺留」的物品及財產均歸政府所有。奧斯曼議會代表艾哈邁德·里扎反對該法，他說：

把亞美尼亞人的資產定為「遺棄物品」是非法的，因為亞美尼亞人物主不是自願放棄他們的財產；他們是被迫、被強制離開自己的居所或被流放的。現在政府卻企图去變賣他們的财产……如果我們是一個依據憲法運作的立憲政體，我們就不可以這樣做……不論是奧斯曼人的良知還是法律都不允許這些事發生。[28]

1915年9月13日，奧斯曼議會通過该法，亞美尼亞人的所有財產可被政府充公。[29]

各個屠殺地點、驅逐及滅絕中心

《特西爾法》實施後，亞美尼亞人惨遭殺戮及財產被充公的事在許多西方國家激起不滿。雖然奧斯曼帝國的戰爭盟友们沒有多少反对声音，但德國及奧地利的许多歷史文件中仍記載了目擊者目睹食不果腹的亞美尼亞人惨遭殺害的可怕經歷。[30][31][32]美國《紐約時報》在1915年間有上百篇關於亞美尼亞人被集體杀害的文章，形容屠殺是「有系統」、「獲得許可」及「政府組織的」。老羅斯福後來說那是「最大的戰爭罪行」。[33]

歷史學家Hans-Lukas Kieser指出，根據塔拉特帕夏的聲明，[34]土耳其官員很清楚的意識到驅逐命令即是種族滅絕。[35]

亞美尼亞人被押往敘利亞的代尔祖尔及周圍的荒漠。很多證據顯示奧斯曼政府在驅逐過程中沒有向亞美尼亞人提供任何補給設施或物資，即使抵達目的地之后也是如此。[36]1915年8月，《紐約時報》引用一份出處不明的報告，称「流浪者横尸载道并布满幼發拉底河，那些逃过一劫的人最终也是定死路一條，這是一個滅絕全部亞美尼亞人的計劃。」[37]

負責押送亞美尼亞人的奧斯曼軍隊不僅縱容其他人搶劫、殺害及強姦那些亞美尼亞人，很多时候也参与其中。[36]被奪去財物趕入荒漠的亞美尼亞人，死者數以十萬計。

很自然，饑餓和疾病而造成的死亡率非常高，而奧斯曼當局的野蠻對待進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除了少數例外，沒有提供任何形式的遮蔽，那些從寒冷地方被赶來的亞美尼亞人被遗弃在荒漠的灼熱太陽之下，無水無糧。只有少數有能力付錢給官員的人才可得到暫時救助。[36]

強姦也是種族滅絕的一部分。[38]土耳其军队指揮官告訴部下「可以（對那些女人）為所欲為」，於是性侵變得相當普遍。有些地方，如摩蘇爾（據當地德國領事報告），有些被驅逐的妇女被當成性奴販賣，成為押送的士兵的重要收入來源。[39]

据信曾有25個大集中营存在，聽令於塔拉特的一位左右手Şükrü Kaya。[40]这些營多數位于現代土耳其、伊拉克及敘利亞三国的接壤附近，有些是臨時中轉營。[40]其它的，諸如Radjo、Katma及阿扎茲，據稱只是臨時作為亂葬崗之用，這些地方在1915年秋之后被空置。[40]有些作者也認為在Lale、Tefridje、Dipsi、Del-El以及艾因角的營是特地為那些只能再多活几天的人而建。[40]

幾乎所有集中营，包括那些大集中营，都是露天的。在較小的營發生的集體屠杀不僅有直接殺害，也有集體燒死。Eitan Belkind是一位滲透入奧斯曼軍隊擔任軍官的Nili成員，被派往Camal Pasha的總部，宣稱曾目睹5000名亞美尼亞人被活活燒死。[41]奧斯曼軍隊的Hasan Maruf中尉描述有一條村的居民被集中到一起，然後被燒死。[42]奧斯曼第三軍團司令韋希布于1919年3月29日在特拉布宗連串審訊時，其主要起訴書內包含的12頁書面供詞（日期為1918年12月5日），[43]称穆什附近也發生過一宗全村人被集體燒死的情况。

在阿勒頗附近，一名亞美尼亞婦女跪在死去孩子的尸体旁

在埃爾津詹被屠殺的亞美尼亞人的骸骨[44]

「團結與進步委員會」建立了一個称为「特別組織」的特別部隊，也參與到了摧毀亞美尼亞人的行列中。[45]從1914年底到1915年初，奧斯曼政府從監獄釋放了數以千計的囚犯加入該組織，這些人後來負責押送被驱离家園的亞美尼亞人群。奧斯曼第三軍團司令韋希布·帕夏曾稱「特別組織」的成員都是些「人屠」。[46]

1919年，蘇丹穆罕默德六世下令其軍事法庭就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責任對「統一與進步委員會」成員展開審訊。軍事法庭认为「統一與進步委員會」進行了一場不符合米利特的戰爭，并以亞美尼亞人相关事件进行指控。這些審訊记录後來大多被移交到國際法庭。1919年1月，审讯报告上呈给穆罕默德六世，報告列出了超過130名嫌犯，多为高官。軍事法庭認定「統一與進步委員會」蓄意通過「特別組織」在肉體上消滅亞美尼亞人。

1919年，君士坦丁堡軍事法庭下令解散「統一與進步委員會」，判处缺席的「三大帕夏」死刑，将获罪人员資產充公。

「三大帕夏」均在一戰結束后逃到國外，塔拉特和傑馬爾後來被亞美尼亞復仇者刺殺，恩维尔则在帕米尔高原参加巴斯玛奇运动时被苏联红军击毙，而当时击毙恩维尔的苏联红军将领雅科夫·梅爾庫莫夫恰巧也是一位亞美尼亞人。

《穆德洛斯停戰協定》签署以後，在巴黎的初步和平會議於1919年1月成立「責任制裁委員會」，由美國國務卿罗伯特·蓝辛任主席。該委員會对《色佛尔条约》增加了數項條款，奥斯曼帝国代理政府、蘇丹穆罕默德六世及大維奇爾Damat Adil Ferit Pasha被召出席審訊。

《色佛爾條約》规定于1920年8月进行審訊以決定誰為「野蠻、非法的戰爭方式……（包括）違反戰爭法與慣例及人道原則的行为」負責。[49]同时第230條規定奧斯曼帝國須向盟國移交那些盟國認為应对屠殺負責的人。

多名奧斯曼的政客、將領及知識分子被移送到了马耳他并扣留了約3年。與此同時，相关檔案調查工作在君士坦丁堡、倫敦、巴黎及華盛頓進行。[50]但《色佛爾條約》規定的審訊最終沒有實現，被扣留者被遣返土耳其，以換取土耳其凱末爾新政府釋放被扣留的英國公民。

遇刺身亡的塔拉特帕夏

1921年3月15日，前大維奇爾穆罕默德·塔拉特帕夏在光天化日下在德國柏林被亞美尼亞人所羅門·特利里揚刺殺，後者在德國法庭以謀殺罪受審。特利里揚承認殺人，律師以被告精神狀況受亞美尼亞種族大屠殺影響为由辯護，最後陪審團以其有「暫時性精神錯亂」而判罪名不成立。

土耳其刑法典第301條禁止「侮辱土耳其」，有检察官据此法律要求國內知識分子不得再提起奧斯曼帝國末年亞美尼亞人遭受的暴行。[69]相关被告人通常會遭受隨之而來的仇恨宣傳及人身安全威脅。2007年被謀殺的亞美尼亞裔土耳其知識分子赫蘭特·丁克就是一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