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

1974年11月，陳若曦在香港《明報月刊》107期發表短篇小說《尹縣長》，將陝西一位接受招降並當上縣長的前國民黨上校在文革時被逼害致死的故事，以小說形式寫出，細膩的刻劃出文革時期對人性的扭曲及對百姓的迫害。該小說是第一篇以中共文革為背景的小說，成為「傷痕文學」的先聲，甫一刊載，便引發極高的關注與討論，並在1999年入選《亞洲周刊》「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5][6][7][8]

1977年11月，刘心武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当时评论界认为，《班主任》主要价值是揭露“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内伤”，有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9][10]

1978年8月11日，复旦大学一年级新生卢新华在《文匯報》上发表的小说《傷痕》。這小說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11]

1979年，白樺發表反映文革苦難的電影劇本《苦戀》，寫了名畫家凌晨光一生的遭遇。1949年後他從海外返國，在文革期間全家受到逼害，他被打致遍體鱗傷，無處容身的女兒決定和華僑男友離開中國，她問凌晨光：「爸爸！您愛我們這個國家，苦苦地留戀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這劇本深刻反映文革苦難，被認定為傷痕文學的代表作，並於1980年被拍成電影《太陽和人》，但電影引起政治批判風波，成為內地禁片。[12]

• 伤痕文学使当代文学重新回到“人学”的正常轨道；它摆脱了“假、大、空”，使文学重新回到真实的艺术世界；它一反空洞说教的文艺观，而强调了感情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它用真实感人的艺术人物与“三突出”模式的脸谱化人物作出强烈比照。
• 伤痕文学以清算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完成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采用文革历史中缺席的无辜的受害人、勇敢的抗议者、清醒成熟的智者（包括“真正的共产党人”）与邪恶、非人的恶势力出演的惨烈悲剧为素材，以改写历史，进行文化遮蔽，是一次成功的意识形态实践。[20]

• 伤痕文学作品也有明显的不足。当年许多作品有的因情节离奇、有的因片面渲染鲜血淋淋而引起过争议和非议。
• 由於很多作品的主要內容在描寫苦難和痛苦，中共官方態度認為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違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其中鄧小平又曾批評傷痕文學是「哭哭啼啼，沒有出息」。[21][22] 相比起文革时期和之前，当时官方劣评一般就故事内容批判，并不针对作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