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屬明時期

安南屬明時期（1407年－1427年）[注 1]，又稱為第四次北屬時期（越南语：／?）、屬明時期（越南语：／?），是越南（安南）被明朝永樂、洪熙、宣德三代皇帝統治的歷史時期，共20年，是越南北屬時期的一部分。在此一期間，明朝消滅越南胡朝，改稱越南為「交址」（又作「交阯」及「交趾」，當時國境相當於現今的中部及北部），掃平意圖恢復陳朝統治的後陳朝勢力，建立起府、州、縣的中央直轄方式，採取移風易俗及推行儒學教化的政策。但明朝的統治激起越南人民反感及叛變，尤以藍山豪族黎利最具影響力，並於抗明十年戰爭後結束屬明時期。後世歷史學家，如中國的郭振鐸、張笑梅，指出明朝佔領越南之舉實屬「非正義」，不過該時期裡，中越兩國的文化、經濟、科技等方面的交流，对越南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交趾等处承宣布政使司
交趾布政使司
大明承宣布政使司
1407年－1427年

明朝統治下的安南
首府東關城
政府
 • 类型君主制
大明皇帝 
• 1407年－1424年
明成祖
• 1424年－1425年
明仁宗
• 1425年－1427年
明宣宗
歷史 
• 明朝攻滅大虞
1407年
• 擊敗後陳朝勢力
1413年
• 藍山起義爆發
1418年
• 黎利建立後黎朝
1427年
前身		继承
胡朝
後陳朝
後黎朝

名称

安南屬明時期亦称为「第四次北屬時期」，因为在汉朝和隋唐时期有过越南第一次北屬時期（前111年－39年）、越南第二次北屬時期（43年－544年）和越南第三次北屬時期（602年－905年）。

歷史

背景
明成祖

安南從秦漢至隋唐是中國版圖一部份，但五代十國時安南人吳權叛亂，據安南稱王，脫離南漢自立。宋元兩代，安南皆為宋元的藩屬國。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為與鄰近政權保持長久的和睦關係，便在其所主編的《皇明祖訓》中開列十五個「不征諸夷國名」，以警戒後世子孫切勿「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越南（安南國）便是其中之一[1]。其後，明朝之所以攻打安南，與越南內部鬥爭有著密切關係。建文二年（1400年） ，越南陳朝被權臣胡季犛（本名黎季犛）奪位，建立胡朝，改國號為「大虞」。不久黎季犛自稱太上皇，由兒子胡漢蒼（即胡𡗨[注 2]）即王位。由於前朝陳氏原是向明朝稱臣，世世受明冊封，憑著篡奪得國的胡氏為免惹起明朝猜疑，便於永樂元年四月丁未（1403年4月21日[2]）遣使赴明，向剛起兵奪位的明成祖聲稱陳氏「宗嗣繼絕，支庶淪滅，無可紹承。臣，陳氏之甥，為眾所推」[3]，欲藉此聲稱自己具有統治資格，要求明朝冊封。明成祖派楊渤到越南觀察後，當地陪臣耆老跟隨他向成祖上奏稱「眾人誠心推𡗨權理國事」[4]，明廷一時再沒有懷疑的理由，便封胡漢蒼為「安南國王」[5]。

永樂二年八月乙亥（1404年9月10日[2]），陳朝遺臣裴伯耆到明廷，控訴胡季犛父子「弒主篡位，屠害忠臣」，要求明朝出兵「擒滅此賊，蕩除奸凶，復立陳氏子孫」[6]。八月丁酉日（西曆10月2日[2]），有一位自稱陳氏子孫，名叫陳天平的人（越南史籍寫作「陳添平」，《大越史記全書》稱他的身份本是「陳元輝家奴阮康」[7]），從老撾入明，亦向明帝訴說胡氏篡位的經過，要求恢復陳氏統治[8]。其後，明成祖當著胡朝的來使面前，安排陳天平與他們會見，使一眾來使都錯愕下拜，甚至涕泣，適值裴伯耆在場，向來使責以大義，場面緊張[9]。明廷於是對越南政局多所干涉，派員查核實情，胡朝明白勢不得已，唯有承認責任，要求「迎歸天平」[10]。

另外，明越兩國又因領土問題出現外交風波。永樂三年 (1405年)，廣西省思明土官及雲南省寧遠州土官向明廷控訴，轄境猛慢、祿州等地被越南所佔。為此，明廷於該年農曆二月，遣使責難胡朝，要求取得祿州，胡朝便被迫將古樓等五十九村交給明朝政府。[11]

胡朝雖然願意息事寧人，但兩國關係仍然緊張。其後，胡朝所派到明廷的使節，都遭扣留，不許回國。明廷又派員入越，查探山川道路險要之地，以為日後南征的準備[12]。另外，胡朝的南鄰占城，曾於1404年遣使入明，聲稱遭到胡氏「攻擾地方，殺掠人畜」，並進一步「請吏治之」[13]，這亦引起了明廷的注意。

不過，明成祖仍未敢輕言出兵。永樂三年（1405年）年底，雲南將領沐晟建議出兵，卻遭明成祖反駁說：「爾又言欲發兵向安南。朕方以布恩信，懷遠人為務。胡𡗨雖擾我邊境，令已遣人詰問，若能攄誠順命，則亦當弘包荒之量。」[14] 至於陳天平的處置，明廷則決定送歸越南，並要求越人「以君事之」，奉為國主。[15] 越南方面，胡朝有感於對明關係緊張，亦積極防備，重編軍制，在多邦城（陳仲金說位於山西省先豐縣古法社）加強防守，於各個河海要處裝插木樁陷阱，整頓軍庫，招募人民有巧藝者入伍。但胡朝君臣對明主戰或主和，意見分歧甚大，有官員認為只好「從他（明朝）所好，以緩師可也」，左相國胡元澄則認為只決定於「民心之從違耳」，對明作戰並無十足把握。[16]

明軍南下

永樂四年 (1406年)，明朝派鎮守廣西都督僉事黃中領五千士兵（《大越史記全書》稱領兵十萬），護送陳朝「前國王孫」陳天平（陳添平）回越南（《明實錄》把事件列在該年農曆三月丙午，即西曆4月4日；《大越史記全書》則列入農曆四月八日，即西曆4月26日[2]）。當進入越南境內的支棱隘時，遇上胡軍截擊，明軍不敵，陳天平及部份士兵被俘。陳天平經胡朝審訊後，被處「陵遲罪」。明成祖得悉後大怒，便「決意興師」。[17]

同年年中，明成祖派總兵官朱能，（並由他佩「征夷將軍」印。後來在行軍時病卒，由副將張輔代替）、左副將軍沐晟、右副將軍張輔、左參將李彬、右參將陳旭等領兵[18]（《大越史記全書》稱共有八十萬人，中國學者郭振鐸、張笑梅認為可能有誇大[19]），分兵兩路，開進越南的白鶴江會師，一邊向越南腹地步步推進，一邊發出檄文向越人呼籲胡季犛父子的行為是「肆逞凶暴，虐于一國」，並列出胡氏「兩弒前安南國王以據其國」、「賊殺陳氏子孫宗族殆盡」、「淫刑峻法，暴殺無辜，重斂煩徵，剝削不已」等二十大罪，又稱明軍的到來是「吊爾民之困苦，復陳氏之宗祀」[注 3][20]，以使民心動搖。果然，不少越人「厭胡氏苛政，罔有戰心」，有助明軍前進更為順利。農曆十二月丙申十一日（西曆1407年1月19日[2]），胡軍的主力退守多邦城，明軍亦看準該城位於河邊，有較大面積的沙灘可供搶灘，於是分兵進攻，成功以火銃擊退胡軍象兵。其後，明軍攻入越南的重要城市東都昇龍，並大肆掠奪，「擄掠女子玉帛，會計粮儲，分官辦事，招集流民。為久居計，多閹割童男，及收各處銅錢，驛送金陵」。[21]

征服越南
明佔越南形勢圖

永樂五年 (1407年) 年初，明軍攻破昇龍後，向胡朝首都清化繼續前進，胡氏皇子胡元澄領軍退守黃江（在今越南河南省的一段紅河），與胡季犛、胡漢蒼會合。明將沐晟則進駐木凡江（在今越南河內市，與黃江相接）預備出擊。農曆二月，沐晟沿江兩岸擊敗胡元澄軍，追擊至悶海口（在今越南南定省），因軍中爆發疾疫，明軍移師到鹹子關立塞備戰。農曆三月，胡軍集合水步大軍七萬，號稱二十一萬，與明軍爆發鹹子關之戰。結果胡軍潰敗，大批兵士溺斃於該處河流，無數船隻及軍糧沉沒，胡氏父子敗逃，最終在農曆五月十一日（西曆6月16日[2]）在奇羅海口（在今越南河靜省奇英縣）被明軍俘獲，胡朝滅亡，領土被明朝佔領。據當時的統計，越南土地人口物產資料為：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六十八、戶三百一十二萬九千五百、象一百一十二、馬四百二十、牛三萬五千七百五十、船八千八百六十五[22]。（※此統計數字，按《明實錄》記載的1408年農曆六月的計算，則是「安撫人民三百一十二萬有奇；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有奇，糧儲一千三百六十萬石，象、馬、牛共二十三萬五千九百餘隻，船八千六百七十七艘，軍器二百五十三萬九千八百五十二件。」[23]）

在明軍出征胡朝期間，占城國亦乘越人不遐南顧，由王子鄂克（Ṅauk Glauṅ Vijaya／Ngauk Glaun Vijaya）領兵，以收復以往被越人所奪之地[24]。胡朝思義州等地的守將制麻奴㐌難（前占城國王制蓬峩之子）力抗占軍，不敵而死。該地遂為占城所據[25]。

胡朝亡後，明成祖在農曆六月癸未朔（西曆7月5日[2]）下詔，聲稱這次軍事行動是為了越南原本的陳氏王室著想，「期伐罪（指胡朝）以吊民，將興滅而繼絕」，並打算對「久染夷俗」的越人「設官兼治，教以中國禮法」，以達致廣施一視之仁，永樂太平之治。明廷又以陳朝子孫被胡氏殺戮殆盡，無可繼承，於是在越南設置「交址都指揮使司」、「交址等處承宣布政使司」、「交址等處提刑按察使司」等都布按三司，將之直接管轄，越南於焉收復。[26]

政治與經濟

地理建置

永樂五年 (1407年) 農曆六月，明朝消滅越南胡朝後，聲稱為了回應當地官吏耆老「原復古郡縣」的請求，便將之改名「交址」[27]（又寫成「交阯」及「交趾」），依照明朝內地的行政區劃模式，設置都指揮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等「三司」。接著，明廷在交址設十五府、三十六州、一百八十多個縣，以及五個直隸布政司的州，分轄二十九縣，在要地則設十一衞、三所，一市舶司。[28]（各府州縣的詳情見此[注 4]）

戶口管理

明朝對交址人口，採取與內地相同的黃冊制度來辦理。官府把交址人丁的姓名、年齡和籍貫，記載到簿冊，並按這些資料，製成證件，由人丁持有，以備官府查核。若發現某人的證件與簿冊所載不符，便須抓去當兵。

明人官府的薄冊，會登記交址境內每一里（在鄉村，則設立里甲制，以一百一十戶為一里，十戶為一甲，里有里長，甲有甲首）、一坊（城市）及一廂（城郊）的所有丁數及田數。孤寡殘疾者則另用稱為「畸零」的簿冊來登記。這些簿冊又會在卷首繪畫地圖。簿冊編製完畢後，即抄成一式四份，一份黃色封面的交到中央戶部，其餘三份封面為青色，交給交址承宣布政使司及各府、縣保存。每十年更新田丁的數目。[29]

經濟賦役

明朝對交址採行多項稅務及賦役制度。負責徵收的官員，在府州縣有稅課司、河泊所副使等，另外有本場局使副等名目。1414年，明廷規定交址每畝田徵粟五升，植桑沙每畝徵絲一兩，每一斤絲徵絹一匹。明政府又設鹽稅，交址人民每月煮鹽若干，送交提舉司收藏，待承宣布政使司檢驗後，才可發賣。若私煮或私賣，則會被判罪。

明朝又加緊開取交址資源，運回中國。凡是金銀礦產，都設官督民開採。在山林地區，令人民尋找象牙、犀角。在海濱地區，令人民到下海採集珍珠。另外，土產如胡椒、香料，以及珍禽異獸如鹿、象、龜、雀、猿、蛇等，都大肆搜刮，以帶回中國，以致民不聊生。[30]

貨幣制度
曾由明人引入越南地區的永樂通寶

越南自陳朝晚期起，由於主政者胡季犛廢除銅錢，遂使貨幣流通出現混亂，未能滿足實際需求。明朝佔領越南後，就須要處理此一問題，明人便將中國鑄造的永樂通寶引入使用，同時又在越地鑄造永樂通寶，但其式樣與中國內地所鑄的不盡相同，越地鑄的是徑小，字樣為真書。現時越南發現甚多數量的永樂通寶，大概是明朝官府在越地大規模鑄錢使然。[31]

文教及選拔

明朝政府在交址開設學校，訪求有在儒學、醫術、僧道方面有才能的，都委以官職，並使之教授有關才藝。而在交址人的學習課程方面，明廷把中國儒家典籍中的《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等書頒發給各州縣做讀本，並派僧道傳布佛教、道教。[32]

對交址知識份子，明廷在佔領之初便致力招攬。如在1407年農曆六月癸卯（西曆7月25日[2]），明成祖向交址總兵官張輔等下令，將該地「懷才抱德、山林隱逸、明經能文、博學有才、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聰明正直、廉能幹濟、練達吏事、精通書算、明習兵法、武藝智謀、容貌魁偉、語言便利、膂力勇敢、陰陽術數、醫藥方脈之人，悉心訪求，以禮送赴京擢用。」[33] 後來更制定了歲貢生進入國子監的措施：起初規定府學每年兩名入選，州學每兩年三名入選，縣學每年一名入選。後來改為：府學每年一名入選，州學每三年兩名入選，縣學每兩年一名入選。由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及府州縣地方官員負責，安排生員在入選後第二年的農曆正月一日進京朝覲。至於入選為歲貢生進入國子監的條件，則是「不拘入學年月淺深，擇有學行者」。[34]

習俗風尚及社會民生

明朝統治交趾期間，曾實行與越人習尚及生活有關的措施。越南史家陳仲金认为，明廷是企圖「使安南人同化於中國人」；[35]而中國學者郭振鐸、張笑梅认为，此举是「穩定社會秩序」。具體措施为：

  • 祭祀：永樂十二年 (1414年) 農曆九月，下令設立文廟、風雲、山川等神壇壝，依時進行拜祭。[36]
  • 衣冠服飾：永樂十二年 (1414年) 農曆九月，男女不許剪髮，婦女必須穿短衣長裙，與中國衣冠制度相同。[37]
  • 民眾待遇：在戰事中死亡的將士民眾，均予以妥善安葬；年邁有聲威者，給以禮遇；鰥寡孤獨無依者，設養濟院收容。又對被胡朝迫害慘死的陳朝貴族，給以追贈謚號及修理墳墓。[38]

驛站制度

永樂十三年 (1415年) 農曆十月，明廷聽從總兵官張輔的建議，從中國欽州地區至東關城（今越南河內）一帶，建立驛站系統。於是，明政府於東關城至慈山府嘉林縣（今越南北寧省嘉平縣）設置馬驛；另外，明政府又在至靈縣（在越南清化省）、東潮縣（在越南海陽省）而到與中國欽州接壤的萬寧府，設置水驛，以便公文傳遞。[39]

兵制

永樂十四年 (1416年) ，明總兵官張輔在交址抽調人民當兵，方法是：在設有衞所的地方，每戶抽三丁當兵，而清化以南，因人口較少，每戶只抽二當為兵。在沒有設立衞所的地區，則在險要處設立堡柵，由民兵負責把守。[40]

交址歷任三司、征夷將軍及總兵官表

承宣布政使司：

在任者在任時間任內情況
黃福永樂五年農曆六月癸未朔至永樂二十二年農曆九月丙子（1407年西曆7月5日至1424年9月26日）黃福為首任交址承宣布政使司，兼任提刑按察使司。《明史》卷一百五十四《黃福列傳》記載，黃福曾酌定賦稅，設衞所，置驛站，編氓籍，定賦稅，興學校，置官師等等，務求鎮之以靜。明廷群臣藉著細故貶謫越人，黃福多加以拯恤，簡選當中具賢德者來共事。《大越史記全書》亦盛讚他「為人聰慧，善應變，有治民才，人服其能」。[41]
陳洽永樂二十二年農曆九月丙子至宣德元年（西曆1424年9月26日至1426年）農曆十一月陳洽兼任提刑按察使司。《明史》卷一百五十四《陳洽列傳》記載，在任時已是越人屢起抗明。1426年十一月，陳洽在對黎利作戰的崒洞之役當中戰死（該役越南史籍稱發生於十月）。

提刑按察使司：

在任者在任時間任內情況
黃福永樂五年農曆六月癸未朔至永樂二十二年農曆九月丙子（1407年西曆7月5日至1424年9月26日）黃福為首任交址提刑按察使司，兼任承宣布政使司，其任內情況請參見上表「承宣布政使司」有關黃福部份。
陳洽永樂二十二年農曆九月丙子至宣德元年（西曆1424年9月26日至1426年）農曆十一月陳洽兼任承宣布政司使，其任內情況請參見上表「承宣布政使司」有關陳洽部份。

都指揮使司：

在任者在任時間任內情況
呂毅永樂五年農曆六月癸未朔至永樂六年農曆十二月丁酉（西曆1407年7月5日至1409年1月9日）呂毅為首任交址都指揮使司。在任時後陳朝勢力起兵抗明，呂毅征討時戰死。

征夷將軍、總兵官：

在任者在任時間任內情況
朱能永樂四年農曆七月辛卯至永樂四年農曆十月戊子（西曆1406年7月18日至1406年11月12日）據《明實錄·太宗實錄》，明成祖命朱能為「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又稱「征討安南總兵官」）出征越南胡朝，途中病死。
張輔永樂四年農曆十月丁未至永樂十三年農曆二月癸未（西曆1406年12月1日至1415年3月25日）；
永樂十三年農曆四月戊辰至永樂十四年十一月丙午（西曆1415年5月9日至1416年12月7日）		據《明實錄·太宗實錄》，張輔本是朱能的副官。朱能死後，明成祖命張輔為「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其後成功征服越南，滅胡朝。永樂十三年農曆二月回明朝京師，同年農曆四月明成祖再命他「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鎮交址」。《明史》稱「交人（越人）所畏惟輔」。
沐晟永樂六年農曆八月乙酉至永樂十三年農曆二月癸未（西曆1408年8月30日至1415年3月25日）1408年農曆八月，後陳朝勢力反抗明朝統治，沐晟任「佩征夷將軍印」討之。據《明實錄·太宗實錄》卷86，沐晟又任「交址總兵官」。與後陳簡定帝交戰，敗績，明廷遣張輔「充總兵官」協助沐晟征討。1415年農曆二月，與張輔一起回明朝京師。其後，沐晟還曾與柳升征黎利，但失敗而回。
李彬永樂十五年二月丁卯至永樂二十年正月壬申（西曆1417年2月26日至1422年2月5日）受明成祖任命他「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往鎮交址」，征討抗明的越人。後來在任內病死。
王通宣德元年四月乙丑至宣德三年農曆閏四月戊申（西曆1426年5月8日至1428年6月9日）受明宣宗任命「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征討黎利等為主的越人起義，後來被越人所敗。明廷命柳升與王通同為「充總兵官」。到明軍徹底敗於黎利後，宣德三年閏四月，王通返回明朝京師。
柳升宣德元年十二月乙酉至宣德二年農曆九月二十日（西曆1427年1月23日至1427年10月10日）因王通向明廷提出越人「叛寇猖獗」，明宣宗命柳升「佩征虜副將軍印，充總兵官」。宣德二年農曆九月二十日在支棱之役中戰死（柳升戰死時間據吳士連等《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實錄·黎紀·太祖高皇帝》，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542頁。此外，越史籍作「柳昇」）。

※以上各項，主要依據《明實錄·太宗實錄》、《明實錄·仁宗實錄》、《明實錄·宣宗實錄》、《明史》卷一百五十四製成。[42]

反抗事件

越人抗明的原因

明朝攻佔越南不久，越人便奮起抵抗，雖然多次遭明軍平定，但起兵潮流仍此起彼落，持續了二十年，最後更成功驅逐明人。越人之所以要發動抗明，越南近代史家陳仲金簡單歸納為兩點：「陳朝宗室還有人企圖恢復舊業，況且我國尚有許多人不願做中國的奴隸」。[43] 詳細而言，則有如下因素：

  • 明朝官府的壓迫：明廷在越南實行的統治措施當中，無可避免地擾亂了越人的生活，加上派往越南的官員，往往以高壓控制，使當地人大感困苦，《明史》記載「交人（越南人）苦中國約束，又數為吏卒侵擾，往往起附賊，乍服乍叛。」[44] 較顯著的例子是侵漁當地百姓的中官馬騏，連交址承宣布政使司也無法禁制，「馬騏貪暴，洽不能制，反者四起」；[45]「中官馬騏以採辦至，大索境內珍寶，人情騷動，桀黠者鼓煽之，大軍甫還，即並起為亂」，但是明政府仍不恤當地民情，刑罰嚴酷，使起事者有增無已。[46] 抗明勢力之一的清化藍山豪族黎利（亦是後來的黎朝建立者），曾憶述他的起兵，本是不得已地被明人迫出來的：「及其（明朝）賊虐愈甚，民命弗堪，凡有智識者，皆被其害。朕雖罄家所有以奉事之，冀其免禍，而彼害朕之心曾不少恕，義兵之舉，朕實出於不得已焉耳。」[47]
  • 陳朝支持者的企圖恢復舊業：永樂五年 (1407年) 十月，明朝滅胡朝後不久，便有簡定帝陳頠的起兵，務求「興復陳室」，歷史上稱為後陳朝。[48] 到重光帝陳季擴領導時，更是「豪傑從風響應」，聲勢浩大。[49]
  • 民族因素：越共學術機關越南社會科學委員會提出，越人起義抗明與民族氣節有關，「我國（越南）人民仍然保持了象徵著民族的崛起和自豪的英雄氣概。從明軍侵犯我領土、踐踏民族獨立的時候起，我國人民就在全國各地拿起武器跟敵人進行了激烈的鬥爭。」[50] 到後來黎利得勝後發佈的《平吳大誥》，便提出中越本為兩個不同的國家：「惟我大越之國，實為文獻之邦。山川之封域既殊，南北之風俗亦異。自趙、丁、李、陳之肇造我國，與漢、唐、宋、元而各帝一方。」此種概念，成為越人起兵抗明的動力之一。[51]

陳氏遺裔起事

永樂五年 (1407年) ，明軍佔據交趾後，訪求陳氏子孫，但近代越南學者陳仲金卻認為這只是故意欺騙，以便殺害，因此無人敢出。到該年的農曆十月初二（西曆11月1日[2]）陳頠（舊號簡定，據越南史載是陳藝宗的次子），在謨渡（在今越南寧平省安謨縣安謨村）與陳肇基起兵，自稱「簡定帝」，建元興慶，是為後陳朝，在乂安、化州一帶活動，曾降明軍的鄧悉改投陳頠，於是軍勢逐漸強大，更於1408年農曆六月的日麗海口之戰擊敗明軍，收復了乂安以南的國土，這令交趾的明人官署感到難以收拾，向明廷上奏「逆賊簡定、鄧悉等聚眾，請益兵剿之。」[52] 到農曆十二月中（約為西曆 1409年1月），陳頠會合順化、乂安、清化等地軍隊，準備進攻東都。明廷派大將沐晟與都指揮使司呂毅所率領的四萬雲南兵討伐，並在逋姑杆（在今越南南定省）與陳軍爆發激戰，結果明軍大敗，呂毅戰死，沐晟退至古弄城（在今越南南定省懿安縣平格村）。陳頠正想乘勝追擊時，被鄧悉勸阻，於是後陳朝發生內鬨，鄧悉被誅，鄧悉之子鄧容到清化，並找到陳藝宗之孫陳季擴，於支羅縣（在今越南河靜省）尊立為帝，年號重光。其後，陳季擴乘著陳頠忙於跟明軍作戰之機，俘擄陳頠，尊為太上皇，以圖一同抗明。

明廷調兵遣將，務求鎮壓交址的動亂。永樂七年 (1409年) 農曆二月，派張輔為總兵，王友為輔，率軍進入交址救援。張輔先追擊陳頠，於美良縣將之擒獲，俘送金陵。陳季擴則逃回乂安。張輔軍所到之處又多行殺戮，甚至積屍為山、抽腸繫樹、煎肉取膏、炮烙為戲等等，尚生存的則被掠為奴婢而轉賣。

永樂八年 (1410年) 以後，陳季擴軍與明軍周旋後，始終無力抵禦，向明廷求封請和又不被接納。永樂十一年 (1413年) 農曆四月，張輔軍攻打乂安，陳季擴軍缺乏糧食，殘存者僅十分之三四。最終，張輔攻破化州，陳季擴潛逃不遂就擒，被押解燕京途中投海自盡。後陳朝告終。[53]

民變蠭起

除陳氏遺族的反明抗爭外，尚有其他多股起事勢力，情況如下：

起事者戰況
同墨永樂八年 (1410年) ，清化人同墨自稱「擄掠將軍」，曾擊破明軍，俘獲明軍指揮，並獲陳頠授任「清化郡府管」，但最終亦潰散。[54]
阮銀河勢力較次於同墨，但「亦諸豪之尤者」，最終亦潰散。[54]
黎蘃清威人黎蘃殺明軍都司盧旺，據慈廉縣，明人愄懼，後來潰散。[54]
黎康清潭人，擁眾拒敵，最終潰散。[54]
杜檜長安人，擁眾拒敵，最終潰散。[54]
阮囂長安人，擁眾拒敵，最終潰散。[54]
「紅衣」起義軍起源於太原省的少數民族起義軍，常常身穿紅衣，開始活動於永樂八年 (1410年) 。「紅衣」起義軍後來擴大到越南北部、西北部和清化省及乂安省山區，對明政府所造成的損失甚大。[55] 據《明實錄》所載，到1426年農曆三月，太原、宣化二府仍有一批「紅衣黑胸」，號稱「紅衣賊」的抗明起事部隊（明人稱這與「交址宣化、嘉興等府賊首周莊等糾合雲南寧州紅衣賊」有關而且太原、宣化鄰近雲南的寧遠州），每當明軍征討，便逃入山林，明軍撤去便再出來繼續行動。[56]
陳月湖在清化磊江糾合「蠻人」起事，自稱月湖王，1415年農曆十月被明軍擊敗俘獲，送到南京處死，餘黨郭元慶相繼被殲滅。[57]
阮貞阮貞等人在陸那縣地區起事，1417年農曆閏五月被明軍平定，處死。[58]
黎核、潘強等順州人黎核、潘強、土官同知陳可論、判官阮昭、主簿范馬緩、千戶陳惱、百戶陳吾儕、南靈州判官阮擬、左平縣知縣范伯高、縣丞武萬、百戶陳巴律等起事，參與人數達千餘人，1417年農曆六月被明軍所平。[59]
楊進江永樂十五年 (1417年) 農曆十月，楊進江在北晝等寨起事，遭明軍平等，楊進江等被處斬，餘眾潰散。[60]
潘僚永樂十七年 (1419年) 農曆七月，乂安知府潘僚（亦為當地人）因明政府逼取金銀，便起兵包圍乂安。後來被明將李彬擊敗，逃到哀牢。[61]（《明實錄》稱事件發生於農曆八月，又稱潘僚失敗後到玉麻州投靠當地土官，被李彬遣人追捕[62]）其後，潘僚於十一月集合「紅衣賊」千餘人對抗明軍，戰敗，逃入老撾。[63]
范軟永樂十七年 (1419年) 農曆十月，范軟等在俄樂縣巨勒冊聚眾起義，被明軍擊破，處斬范軟。[64]
陳直、武貢等永樂十七年 (1419年) 農曆十一月，乂安府偈江縣地區的陳直自稱「金吾將軍」，與「紅衣賊」聯合起兵。另外，該縣的淘金戶武貢、耆老黃汝典，以及丘溫縣人農文歷、武定州人陳大果、快州人阮特、善誓縣人吳巨來均起事反明，不久被明軍剿捕。[65]
鄭公證、黎行等永樂十七年 (1419年) 農曆十一月，鄭公證、黎行、范善、阮持、阮多構、陳芮等，見東關城（即東都）防守薄弱，一同起兵，但均被明將李彬所敗。[66]
陶強永樂十七年 (1419年) 農曆十一月，嘉林州善才縣人陶強起事，曾一度打敗明軍，但最後亦被李彬遣將擊破，[67] 最終，陶強被明軍擒殺。[68]
丁宗老永樂十七年 (1419年) 農曆十二月，建平府大灣縣丁宗老等起兵，不久被明軍所平。[69]
范玉安老縣（在今越南海防地區）涂山寺僧人范玉聚眾起兵，自稱「羅平王」，建元「永寧」，建置官屬，於東北沿海一帶活動。 永樂十七年 (1419年) 農曆十二月，明軍擊破范玉軍隊，范玉脫走。[70]
黎餓永樂十八年 (1420年)農曆六月，出身家奴的黎餓，在諒山一帶詐稱陳睿宗玄孫，糾合數萬人起兵，自稱「天上皇帝」，改元「永天」，攻打昌城、平灘柵等地。後來被明將李彬以大軍擊敗，黎餓逃去，不知所終。[71]

黎利藍山起義與屬明的終結
藍山起義的領導人物黎利

永樂十六年 (1418年) 農曆正月，清化梁江藍山鄉的豪族黎利發動起義，自稱「平定王」，盤踞該地與明軍對抗。明軍征討數年，還未能將之消滅，便嘗試採取利誘策略。據《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實錄·黎紀·太祖高皇帝》的記載，1423年農曆四月，明將陳智、山壽等給黎利軍送來大批牛、馬、魚、鹽，及穀物農器，目的在於招誘黎利。黎利亦派人贈送金銀回禮，並暗中作出防範。明軍了解到黎利不願妥協，便扣留黎軍來使，此舉反令黎利更堅定信念，「帝（黎利）怒，遂絕之，將士發憤，皆誓死戰」。[72]

永樂二十二年 (1424年)，黎利聽從少尉黎隻的建議，制定了「先取茶隆（在今越南乂安省），略定乂安，以為立脚之地，資其財力，然後返斾東都」的方略，在越中地區日漸坐大，包圍西都，進佔順化、新平等地，明廷也不得不多派兵員赴越增援。宣德元年 (1426年) ，黎利軍進迫河內，明夷將軍王通會合十萬大軍迎敵。農曆十月，在崒洞之役（又作𡨧洞。《明實錄》記載戰事發生於農曆十一月，《大越史記全書》則記載在農曆十月）中，王通擬定設置伏兵，引誘黎利軍隊，但因軍中的偵察人員被黎軍所擒獲，因而早有準備。黎利軍便故意引誘明軍，時值大雨滂沱，道路難行，明軍遭黎利軍四面夾擊而大敗。據《大越史記全書》所說，此役中明軍陣亡者有五萬餘人，被俘者萬餘人。[73]

明朝征夷將軍王通在崒洞之役大敗後，便爭取機會重整軍力，又佯作與黎利議和。黎利明白這一點，便繼續進兵，攻取東都（河內）附近城池。到宣德二年 (1427年) 正月務求把一部份明軍部隊圍困在內，使之孤立無援。明廷派柳升（越南典籍作「柳昇」）再加兵十萬前來增援。柳升抵達邊境時，黎利曾要求「罷兵息民，立陳氏之後主其地」，唯柳升沒有即時處理，只把信函原封不啟，送交明廷，自己則領兵再戰。黎利軍則採取誘敵深入的方法，在支棱之役中擊殺柳升（時在宣德二年 (1427年) 農曆九月二十日，西曆10月10日[2]），明軍又遭黎利軍從各路進攻，陷於總潰敗的狀態。[74]

明朝征夷將軍王通見援兵戰敗，知道大勢已去，便與黎利議和，並向明廷通知實況。明宣宗皇帝亦考慮到「數年以來，一方不靖，屢勤王師」，[75] 便允許撤兵。黎利得勝後，就發佈阮廌所起草的《平吳大誥》，稱他自己的抗明鬥爭是「仁義之舉，要在安民，吊伐之師，莫先去暴」；提出中越兩國是「山川之封域既殊，南北之風俗亦異」，因而有必要脫離明朝統治，自行建國，於是建立後黎朝。[76]

其後，宣德六年農曆正月五日（西曆1431年2月12日），黎利接受明朝冊封，安南從此朝貢不絕。[77]

《平吳大誥》《平吳大誥》《平吳大誥》《平吳大誥》
阮廌《平吳大誥》

文化交流

書籍文獻的流傳

越南在屬明期間，中越兩地的書籍，因明政府的政策關係而有所流通。明廷下令將《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等中國思想文化要籍頒行交址各地，以供人民學習。[61] 另外，明朝政府又曾將一批越南書籍文獻帶到中國。這批文獻的情況見如下表：

作者著作
李太宗《刑書》三卷
陳太宗《國朝通禮》十卷
《刑律》一卷
《建中常禮》十卷（※范宏科指出，《建中常禮》實際應為一卷。[78]）

《課虛集》一卷
《御詩》一卷

陳聖宗《貽後錄》二卷
《箕裘錄》一卷
《詩集》一卷
陳裕宗《陳朝大典》二卷
陳仁宗《中興實錄》二卷
《詩集》一卷
陳明宗《詩集》一卷
陳英宗《水雲隨筆》二卷（※范宏科指出，《水雲隨筆》其實早在陳英宗臨終前已焚毁。[78]）
陳藝宗《葆和殿餘筆》八卷
《詩集》一卷
陳興道《兵書要略》一部
《萬劫秘傳》一部
朱文貞《四書說約》一部
《樵隱詩》一集
威文王陳國遂《岑樓集》一卷
昭明王陳光啟《樂道集》一卷
司徒陳元旦《冰壺壑集》一卷
阮忠彥《介軒詩集》一卷
范師孟《峽石集》一卷（※范宏科指出，《峽石集》應為《峽山集》。[78]）
陳元璹《菊堂遺草》二卷
胡宗鷟《討閒效顰》一卷
《越南世志》一部
《越史綱目》一部
黎文休《大越史記》三十卷
阮飛卿《溪詩集》一卷
韓詮《披砂集》一卷
李濟川《越甸幽靈集》一卷

※以上各項，參見《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三，[79]、陳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三章。[80]，以及明崢著、范宏科译的《越南史略》[78]

工、商及技術的交流

明朝統治交趾時，曾吸納當地的技術人員。永樂五年農曆九月癸酉（西曆1407年10月23日[2]），交趾總兵官張輔遣送當地「諸色工匠」七千七百人入明。[81] 在永樂十一年 (1413年) 農曆正月，明政府選取匠人，攜同其家眷送到燕京，負責造船。二月，明政府招攬商客，將粟航運到中國廣東、福建、浙江、四川、雲南等地售賣。[82]

在明廷吸納的技術專才當中，還包括越南胡朝的皇子胡元澄。胡元澄曾替胡朝領兵作戰，在火藥及武器方面有較深的認識。據《明實錄》的記載，胡元澄被俘到明廷後，得到明成祖的赦免，並獲「授以官，督造兵仗局銃箭、火藥」。[83]《明史》亦記載了明廷得到新的火炮技術後加以應用的情況：「至明成祖平交阯，得神機鎗礮法，特置神機營肄習。製用生、熟赤銅相間，其用鐵者，建鐵柔為最，西鐵次之。大小不等，大者發用車，次及小者用架、用樁、用托。大利於守，小利於戰，隨宜而用，為行軍要器。」[84][注 5]

胡元澄為明朝政府效力，推動了火器軍事的發展，獲得明人的肯定，甚而尊之為「火器之神」。[85]

屬明時期的歷史意義

在越南，古今大都把屬明時期視為一個亂世及亡國階段。如《平吳大誥》便歷數明朝的罪狀是「狂明伺隙，因以毒我民。惡黨懷奸，竟以賣我國。焮蒼生於虐焰，陷赤子於禍坑。欺天罔民，詭計蓋千萬狀。連兵結釁，稔惡殆二十年。敗義傷仁，乾坤幾乎欲息。」[86]後黎朝史家黎嵩說當時是「明人肆虐，生民塗炭，未有甚於此時也。」[87]越共學者亦認為明朝統治時越南「國土遭到蹂躪、社會受到箝制、人民的生活和人格遭受踐踏」，但這段飽遭外侮的歷史，也喚醒了當時的越南人民認識到自身正「面臨著一場十分嚴峻的考驗。這就是祖國的存亡、民族的獨立、人民的生存權利和人的尊嚴」。[88]

中國學者郭振鐸、張笑梅則提到「明朝對安南的佔領是非正義的」，但同時亦指出，「明朝在安南二十餘年裡，推行中國的封建中央集權政治制度、封建經濟模式以及科技文化等，均對安南封建社會的發展起重大作用，這是無法否認的客觀事實。」[89]

對於明王朝而言，佔領安南時適值是鄭和下西洋的年代，《明史》就提到佔領安南有助於招倈諸國：「是時，交阯已破滅，郡縣其地，諸邦益震讋，來者日多。」[90] 不過，明王朝亦為佔領安南付出了一定的代價，學者陳學霖便提到明成祖罔顧明太祖把安南列為不征之國，將之佔領後所帶來的問題：「永樂帝不顧這種祖訓，錯誤地認為安南的內部事件威脅著明帝國的安全，於是他想把安南併入帝國的版圖。這一決定造成了明代初年政治上和軍事上最大的災禍。」[91]

相關文藝作品
梁潛《平安南頌》

在中越兩國，有若干以安南屬明時期這段歷史為素材的文藝創作如下。

  • 《皇越春秋》：為越南的歷史演義小說，分成初、中、下三集，每集二十回，共六十回，作者姓氏年代無考，內容講述1400年胡氏篡陳至1428年黎利復國稱帝期間越南人民與明朝抗爭的故事。[92]
  • 《後陳逸史》：越南歷史小說，二十世紀初潘佩珠所著，全書二十二節，內容講述後陳朝勢力對抗明朝的故事，當中大部份人物是虛構，作者要通過他們來號召越南國民抗法救國。[93]
  • 明朝群臣《平安南頌》：明成祖出兵佔領安南後，朝中官員都各自撰文，以歌頌明成祖對安南用兵及實施直轄統治的事跡，例如姚廣孝[94]、夏原吉[95]、楊榮[96]、梁潛[97] 等也有撰文。
  • 《明史演義》，中國歷史小說，蔡東藩所著，全書一百回，其中的第二十八回《下南交殺敵擒渠》、第三十一回《二豎監軍黎利煽亂》及第三十二回《棄交趾甘隳前功》，便是以明朝佔領及管治越南的歷史作為素材。[98]

注釋
  1. 本條目的「安南屬明時期」一名，參考自郭振鐸、張笑梅《越南通史》第四編第十一章第二節及附錄大事年表（年表裡將之列為1407年至1427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版，389頁及656頁。
  2. 上大下互
  3. 關於檄文中的二十個罪狀的原文，據《明實錄·太宗實錄》載錄如下：
  5. 有關這段文字的現代漢語譯文如下：
    「到明成祖平定交阯時，得到了神機槍炮法，特地設置神機營練習。用生、熟赤銅相混製做，那些使用鐵的，建地（「建」為地名）鐵最為柔韌，西鐵差一點。炮大小不等，大的用車發射，次一點及小的用架、用樁、用托來發射。大的利於防守，小的利於征戰，根據適宜而選用，是軍隊的重要武器。」（現代漢語譯文參考自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三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版，1814頁。）

参考文献

引用
  1. 朱元璋《皇明祖訓》，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264冊，齊魯書社，第167–168頁。
  2. . [2012-03-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6-15）.
  3. 《明實錄·太宗實錄》卷十九，永樂元年夏四月丁未朔條，茲參考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版，574頁。
  4. 《明實錄·太宗實錄》卷二十五，永樂元年十一月戊午條，茲參考 李國祥 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版，第575頁。
  5. 陳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一章，北京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34頁；潘清簡等《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二，胡漢蒼開大元年，「明使來」條。
  6. 《明實錄·太宗實錄》卷三十三，永樂二年八月乙亥條，茲參考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版，577–578頁。
  7. 吳士連 等《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全書·陳紀附胡漢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488頁。
  8. 《明實錄·太宗實錄》卷三十三，永樂二年八月丁酉條，茲參考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版，578-579頁。
  9.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安南》，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76頁。
  10. 《明實錄·太宗實錄》卷四十三，永樂三年六月己丑條，茲參考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版，580頁。
  11. 吳士連 等《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全書·陳紀附胡漢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485頁；《明實錄·太宗實錄》卷三十，永樂二年四月癸酉條，以及《明實錄·太宗實錄》卷三十九，永樂三年二月壬申條；茲同參考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版，576及580頁；潘清簡等《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二，胡漢蒼開大三年二月，「漢蒼遣黃晦卿割地于明」條；陳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一章，北京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34頁。
  12. 陳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一章，北京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34頁。
  13. 《明實錄·太宗實錄》卷三十三，永樂二年八月庚午條，茲參考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版，577頁。
  14. 《明實錄·太宗實錄》卷四十八，永樂三年十一月丙申條，茲參考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版，581頁。
  15. 《明實錄·太宗實錄》卷四十九，永樂三年十二月庚辰條，茲參考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版，581頁。
  16. 吳士連等《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全書·陳紀附胡漢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485-487頁；潘清簡等《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二，胡漢蒼開大三年九月，「漢蒼復定軍制」、「築多邦城」、「會內外文武官議戰和之策」條；陳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一章，北京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34-135頁。
  17. 《明實錄·太宗實錄》卷五十二，永樂四年三月丙午條，以及《明實錄·太宗實錄》卷五十三，永樂四年四月辛未條，茲同參考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版，582頁；吳士連等《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全書·陳紀附胡漢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487-488頁；潘清簡等《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二，胡漢蒼開大四年四月條；陳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一章，北京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35頁。
  18. 《明實錄·太宗實錄》卷五十六，永樂四年七月辛卯條，茲參考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版，583-584頁。
  19. 《越南通史》第四編第十一章第二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版，394頁。
  20. 《明實錄·太宗實錄》卷六十，永樂四年十月乙未條，茲參考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版，588-590頁。
  21. 《明實錄·太宗實錄》卷六十二，永樂四年十二月丙申條，以及《明實錄·太宗實錄》卷六十二，永樂四年四月丁酉條，茲同參考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版，592-593頁；吳士連等《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全書·陳紀附胡漢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489-490頁；潘清簡等《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二，胡漢蒼開大四年九月至十二月條；陳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一章，北京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35-136頁。
  22. 吳士連等《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全書·後陳紀·簡定帝》，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493-495頁；潘清簡等《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二，陳帝頠興慶元年二月至六月條；陳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一章，北京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36-137頁。
  23. 《明實錄·太宗實錄》卷八十，永樂六年六月己丑條，茲參考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版，613–6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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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喬治·馬司培羅《占婆史》，臺灣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03–104頁。
  26. 《明實錄·太宗實錄》卷六十八，永樂五年六月癸未條，茲參考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版，597-602頁。
  27. 《明實錄·太宗實錄》卷六十八，永樂五年六月癸未條，茲參考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版，598頁。
  28. 郭振鐸、張笑梅《越南通史》第四編第十一章第二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版，398頁。
  29. 潘清簡等《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三，黎平定王二「明給州縣戶帖」條；陳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三章，北京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46-147頁。
  30. 吳士連等《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全書·屬明紀》，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508-509頁；潘清簡等《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二，屬明永樂十三年八月條；陳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三章，北京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47頁。
  31. 《越南歷史貨幣》，中國金融出版社，27頁。
  32. 陳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三章，145頁。
  33. 《明實錄·太宗實錄》卷六十八，永樂五年六月癸卯條，茲參考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版，603頁。
  34. 吳士連等《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全書·屬明紀》，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511頁；潘清簡等《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二，屬明永樂十五年「明定歲貢生員例」條；陳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三章，北京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46頁。
  35. 陳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三章，北京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44頁。
  36. 吳士連等《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全書·屬明紀》，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509頁；潘清簡等《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二，屬明永樂十二年九月條；陳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三章，北京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45-146頁。
  37. 吳士連等《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全書·屬明紀》，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509頁；潘清簡等《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二，屬明永樂十二年十月條；陳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三章，北京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45頁。
  38. 《明實錄·太宗實錄》卷六十八，永樂五年六月癸未條，茲參考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版，598頁；郭振鐸、張笑梅《越南通史》第四編第十一章，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版，400頁。
  39. 吳士連等《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全書·屬明紀》，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510頁；潘清簡等《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二，屬明永樂十三年十月條；陳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三章，北京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46頁。
  40. 吳士連等《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全書·屬明紀》，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510頁；潘清簡等《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二，屬明永樂十四年二月條；陳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三章，北京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46頁。
  41. 吳士連等《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全書·後陳紀·簡定帝》，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496頁。
  42. 《明實錄》諸帝實錄，茲參考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版；張廷玉《明史》卷一百五十四，北京中華書局校注本。
  43. 陳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二章，北京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39-140頁。
  44. 張廷玉等《明史·張輔列傳》，北京中華書局校注本，4222頁。
  45. 張廷玉等《明史·陳洽列傳》，北京中華書局校注本，4230頁。
  46. 張廷玉等《明史·外國列傳·安南》，北京中華書局校注本，8320頁；郭振鐸、張笑梅《越南通史》第五編第十二章第一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版，415頁。
  47. 吳士連等《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實錄·黎紀·太祖高皇帝》，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565頁。
  48. 吳士連等《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全書·後陳紀·簡定帝》，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493及497頁。
  49. 吳士連等《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全書·後陳紀·重光帝》，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502頁。
  50. 越南社會科學委員會《越南歷史》第二部份第六章，北京人民出版社中譯本，269頁。
  51. 吳士連等《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實錄·黎紀·太祖高皇帝》，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546頁。
  52. 《明實錄·太宗實錄》卷八十二，永樂六年八月乙酉條，茲參考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版，619頁。
  53. 吳士連等《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全書·後陳紀》及《屬明紀》，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497-508頁；潘清簡等《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二，陳帝頠興慶元年十月至屬明永樂十二年四月；陳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二章，北京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40-142頁。
  54. 吳士連等《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全書·後陳紀》，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502頁；潘清簡等《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二，陳帝季擴重光三年五月條。
  55. 越南社會科學委員會《越南歷史》第二部份第六章，北京人民出版社中譯本，271頁。
  56. 《明實錄‧宣宗實錄》卷十五，宣德元年三月丁酉條，茲參考李國祥《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692頁。
  57. 《明實錄‧太宗實錄》卷一百六十九，永樂十三年十月乙丑朔條，茲參考李國祥《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651頁。
  58. 《明實錄‧太宗實錄》卷一百八十九，永樂十五年閏五月丙寅條，茲參考李國祥《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657頁。
  59. 《明實錄‧太宗實錄》卷一百九十，永樂十五年六月丁酉條，茲參考李國祥《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657─658頁。
  60. 《明實錄‧太宗實錄》卷一百九十三，永樂十五年十月癸未條，茲參考李國祥《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658─659頁。
  61. 吳士連等《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實錄·黎紀·太祖高皇帝》，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517頁；潘清簡等《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三，黎平定王二年七月條。
  62. 《明實錄‧太宗實錄》卷二百一十五，永樂十七年八月癸未，茲參考李國祥《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666-667頁。
  63. 《明實錄‧太宗實錄》卷二百一十八，永樂十七年十一月丙午，茲參考李國祥《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669頁。
  64. 《明實錄‧太宗實錄》卷二百一十七，永樂十七年十月壬申條，茲參考李國祥《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668頁。
  65. 《明實錄‧太宗實錄》卷二百一十八，永樂十七年十一月辛丑條，茲參考李國祥《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668頁。
  66. 吳士連等《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實錄·黎紀·太祖高皇帝》，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517頁；潘清簡等《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三，黎平定王二年十一月條。
  67. 《明實錄‧太宗實錄》卷二百一十八，永樂十七年十一月戊辰條，茲參考李國祥《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669頁。
  68. 《明實錄‧太宗實錄》卷二百一十九，永樂十七年十二月戊戌條，茲參考李國祥《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671頁。
  69. 《明實錄‧太宗實錄》卷二百一十九，永樂十七年十二月戊寅條，茲參考李國祥《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670頁。
  70. 《明實錄‧太宗實錄》卷二百一十九，永樂十七年十二月乙酉條，茲參考李國祥《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670頁；潘清簡等《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三，黎平定王二年十一月條；越南社會科學委員會《越南歷史》第二部份第六章，北京人民出版社中譯本，270頁。
  71. 吳士連等《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實錄·黎紀·太祖高皇帝》，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518頁；潘清簡等《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三，黎平定王二年十一月條；越南社會科學委員會《越南歷史》第二部份第六章，北京人民出版社中譯本，271頁。
  72. 吳士連等《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實錄·黎紀·太祖高皇帝》，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516-521頁；潘清簡等《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三，黎平定王元年正月至六年四月；陳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四章，北京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48-151頁。
  73. 吳士連等《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實錄·黎紀·太祖高皇帝》，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522-529頁；《明實錄·宣宗實錄》卷二十二，宣德元年十一月乙未條，茲參考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版，701頁；潘清簡等《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三，黎平定王七年九月至九年十月；陳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四章，北京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51-155頁。
  74. 吳士連等《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實錄·黎紀·太祖高皇帝》，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529-543頁；《明實錄·宣宗實錄》卷三十一，宣德二年九月乙未條，茲參考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版，709頁；潘清簡等《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三，黎平定王九年，至卷之十四，黎平定王十年；陳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四章，北京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55-161頁。
  75. 《明實錄·宣宗實錄》卷三十二，宣德二年十月癸未條，茲參考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版，711頁。
  76. 吳士連等《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實錄·黎紀·太祖高皇帝》，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546-549頁；潘清簡等《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四，黎平定王十年，十二月「明王通自引兵北還」條及「王以天下大定布誥中外」條；陳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四章，北京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61-167頁。
  77. 吳士連等《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實錄·黎紀·太祖高皇帝》，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563頁；《明實錄·宣宗實錄》卷三十二，宣德二年十月癸未條，茲參考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版，711頁；陳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四章，北京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67-168頁。
  78. 明峥《越南通史》，范宏科译 三联书店 1958年
  79. 潘清簡等《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正編卷之十三，黎平定王二年二月條注。
  80. 陳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三章，北京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45-146頁。
  81. 《明實錄·太宗實錄》卷七十一，永樂五年九月癸酉條，茲參考李國祥主編《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武漢出版社版，607頁。
  82. 吳士連等《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全書·後陳紀·重光帝》，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506頁。
  83. 《明實錄‧憲宗實錄》卷六十六，成化五年四月甲子條，茲參考李國祥《明實錄類纂‧人物傳記卷‧黎叔林》，567頁。
  84. 張廷玉等《明史·兵志四》，北京中華書局校注本，22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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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吳士連等《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實錄·黎紀·太祖高皇帝》，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546-547頁。
  87. 黎嵩《越鑑通考總論》（《大越史記全書》卷首），92頁。
  88. 越南社會科學委員會《越南歷史》第二部份第六章，北京人民出版社中譯本，268-269頁。
  89. 郭振鐸、張笑梅《越南通史》第四編第十一章第二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版，404頁。
  90. 張廷玉《明史》卷三百四《宦官列傳一·鄭和》，北京中華書局校注本，7767頁。
  91. 《劍橋中國明代史》第四章《建文、永樂、洪熙和宣德之治，1399─1435年》（作者：華盛頓大學陳學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譯本，254頁。
  92. 《皇越春秋》《出版說明》，收錄於《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一輯第三冊《歷史小說類》，臺灣學生書局校點本，第3頁。
  93. 潘佩珠《後陳逸史》《出版說明》，收錄於《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二輯第三冊《歷史小說類》，臺灣學生書局校點本，第287-288頁。
  94. 陳子龍等輯《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三《榮國恭靖公集·平安南頌》，收錄於《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22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07-208頁。姚廣孝《平安南頌》原文見此。
  95. 陳子龍等輯《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四《夏忠靖公集·平安南頌》，收錄於《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22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17-218頁。夏原吉《平安南頌》原文見此。
  96. 陳子龍等輯《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七《楊文敏公文集·平安南頌》，收錄於《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22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247頁。楊榮《平安南頌》原文見此。
  97. 梁潛《泊菴先生文集》卷一《平安南頌》（有序），收錄於《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100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325頁。梁潛《平安南頌》原文見此。
  98. 蔡東藩《明史演義》第二十八回《下南交殺敵擒渠　出北塞銘功勒石》，160-163頁；第三十一回《二豎監軍黎利煽亂》，178-180頁；及第三十二回《棄交趾甘隳前功　易中宮傾心內嬖》，文化圖書公司出版，185-188頁。

来源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明史·安南列傳》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大越史記全書》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平南露布》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平安南詔》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平吳大誥》
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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