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主義

1905年，托洛茨基提出了他的不断革命理论，后来成为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个决定性特征。直到1905年，一些革命者声称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假设认为，只有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才会导致社会主义革命。根据这一立场，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不可能在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发生，例如20世纪初的俄罗斯，当时它的资产阶级规模太弱小，几乎无能为力[10]。

不断革命理论解决了如何推翻这种封建政权的问题，以及在经济基础不发达的情况下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的问题。托洛茨基认为，在俄罗斯，资产阶级再也不能完成过去的革命任务（摧毁封建土地结构，建立资本主义所有制），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推翻封建阶级，并赢得农民的支持。此外，托洛茨基认为俄罗斯工人阶级不应该就此止步。他们将赢得自己的革命，反对软弱的资产阶级，在俄罗斯建立工人国家，并启发世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因此，全球工人阶级将帮助俄罗斯，而社会主义也将在全球范围内发展。

不断革命论有两个基本论点。第一，尽管俄国在历史上是落后的，通过革命可以在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就使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其次，这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权被无数资本主义敌人包围，前者所将碰到的那些矛盾，将在世界革命的战场上被解决。第一个论点是以对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正确理解作为基础的；第二个观点则依靠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的纽带的不可分割性具有正确的理解。

——列夫·托洛茨基，《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1]

在反对一国社会主义方面，托洛茨基主张胜利的无产阶级必须极力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先进国家推进革命，因为单独一个国家、特别是具有前资本主义关系的顽固因素有待克服的国家（如俄国）的范围内，不可能取得深远的社会主义成就。托洛茨基认为社会主义不应当只看作是工业化加上提高的生活水平，而应当看作是比最先进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也具有更高的生活水平的社会。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在世界经济的“制高点”夺取政权。

在反对二阶段理论方面，托洛茨基主张落后国家的民主任务可以直接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以此可以把社会主义任务提上日程。落后国家通向民主制的道路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民主制不是在数十年之内停滞不前的制度，而只不过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序幕。两者由一条牢不可破的链条互相联结在一起。因此，在民主革命和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间存在着革命发展的不断性。

17世纪英国和1789年法国的革命废除了封建主义，确立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条件。托洛茨基认为，这些革命不能与俄罗斯1905年的革命相比较。

托洛茨基在1906年撰写的《总结与前瞻》一书中详细阐述了他的理论，他认为：“历史不会重复。不论人们怎样把俄国革命同法国大革命相比，也决不能把前者变成后者的简单重复。19世纪并不是白白地度过的。[12]”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法国经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了一个政权，资产阶级推翻了法国现存的封建主义制度。然后，资产阶级开始建立民主议会制度。然而，虽然民主权利扩大到了资产阶级，但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扩大到所有公民（普选权则在很久以后被允许）。工人组织工会和罢工的自由，无不是在经过大量斗争的情况下实现的。

托洛茨基认为，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没有“开明、活跃”的革命资产阶级可以发挥同样的作用，工人阶级只占极少数。到1848年欧洲革命时，“资产阶级已不能起到类似的作用。它不打算也不敢承担起清除妨碍它取得政权的社会制度的革命责任。”

托洛茨基认为，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是由于中央集权的力量。由于俄罗斯幅员辽阔，西方（西欧）和南方（游牧民族：蒙古人、鞑靼人等）不断施加压力，俄罗斯封建阶级被迫建立一个非常强大的中央国家，以抵御外部威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国家变得不成比例，以至于它最终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民产品份额，并粉碎了社会中任何自主的社会发展，特别是通过限制贵族的权力和扼杀资产阶级的出现，而在欧洲，资产阶级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自主权。

因此，俄罗斯过去的社会改革基本不是社会斗争的结果，而是在沙皇的直接推动下，在西方之后，特别是在沙皇彼得大帝的领导下。这就是为什么托洛茨基认为，在资本主义出现的时候，由于俄罗斯没有资产阶级，大工业主要是由国家或欧洲的外国资本发展的。而资本主义是国家的产物，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发展资产阶级。但俄罗斯却形成了一个工业无产阶级。

不断革命论认为，随着时间推移，在尚未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许多国家，资产阶级反对创造任何革命局面。他们害怕煽动工人阶级为自己的革命愿望而战，反对资本主义对他们的剥削。在俄罗斯，工人阶级虽然在以农民为主的社会中占少数，但他们被组织在资产阶级拥有的大型工厂中，并进入大型工人阶级地区。在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资产阶级发现有必要与反动分子结盟，例如基本上是封建的地主，并最终与现存的沙皇俄国国家力量结盟。这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财产——工厂、银行等所有权不被革命的工人阶级没收。

所以，根据不断革命论，经济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是软弱的，没有能力进行革命变革。因此，他们在许多方面与封建地主有联系和依赖。托洛茨基认为，由于俄罗斯大多数工业部门都是在政府措施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有时甚至得到政府的大量津贴，资产阶级则与统治精英联系在一起或屈从于欧洲资本[13]。

不断革命论进一步认为，农民作为一个整体不能承担进行革命的任务，因为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小块土地上，形成了一个异质的群体，包括雇佣农业工人的富农，地主，以及渴望拥有更多土地的贫农。托洛茨基认为：“整个历史经验说明，农民完全没有能力起独立的政治作用。[14]”

但托洛茨基并没有轻视农民的革命作用，更不是不要农民。托洛茨基认为革命是在农民的支持下夺取政权。农民参加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政权——无产阶级专政。

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今天的忠实程度上有所不同，部分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倾向于认识到20世纪末农村穷人起义中的一个新发展：无地者自我组织的斗争，以及许多其他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工人阶级战斗性、团结、有组织的斗争，这在不同程度上不具有以前时代农民斗争典型的阶级分裂的痕迹。然而，正统托洛茨基主义者今天仍然认为，以城镇为基础的工人阶级斗争是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核心。正统托洛茨基主义者们认为，工人阶级从工厂和工作场所的社会条件中认识到进行集体斗争的必要性，例如在工会中；由此产生的集体意识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15]。

托洛茨基认为，只有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才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1905年，俄罗斯的工人阶级，从相对孤立的农民生活中走出，并聚集在大型工厂的一代人，将其劳动的结果视为巨大的集体努力，也将集体努力视为反抗压迫的唯一手段，在那一年的革命过程中成立了工人委员会（苏维埃）。托洛茨基在1906年提出：

现代工业制度把无产阶级推到了最前列 [...] 无产阶级迅速成为集中而广大的群众，而在这些群众和专制政府之间存在着为数不多的大资产阶级，他们孤立在「人民」之外，一半是外国的，没有历史传统，激励他们的只是对利润的贪欲。

——列夫·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16]

例如，普地洛夫工厂在1900年有12,000名工人，而根据托洛茨基的说法1917年6月有36,000名工人[17]。

尽管无产阶级在俄罗斯社会中只占少数，但他将领导一场解放农民的革命，从而确保农民的支持，作为革命的一部分，他将依靠农民的支持[註 1][18]。然而，为了改善自己的条件，工人阶级将发现有必要创造自己的革命，这将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然后建立工人国家。

不管个别国家中革命的最初插曲性阶段的情况如何，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联盟，只有在组织为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领导下才有可能实现。这也就是说，民主革命只有通过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为基础并且首先解决民主革命的所有任务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列夫·托洛茨基，《不断革命》[19]

托洛茨基也指出需扩大工人阶级在联共（布）中的占比。

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俄罗斯等以农民为基础国家的革命最终只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基础，因为解放的农民将成为小业主、生产者和贸易商。这会导致商品市场的增长，由此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只有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条件才能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

托洛茨基同意在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经济体系将无法抵御敌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压力，也无法抵御其落后经济的内部压力。托洛茨基认为，这场革命必须迅速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展开，带来一场在全世界传播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革命是“不断的”。从资产阶级革命到工人革命的不间断，到欧洲和世界革命的不间断。

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中有一种关于不断革命的国际主义观点。“不断革命”一词取自马克思在1850年3月讲话中的一句话：“我们的利益和任务”，马克思说：

[...]我们的利益和任务是使革命永久化，直到所有或多或少的有产阶级都被赶出他们的统治地位，直到无产阶级夺取了国家政权，直到无产阶级联合体（不仅在一个国家，而且在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取得了足够大的进展，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竞争才会停止，至少这些国家的决定性力量会停止。生产集中在工人手中。
[...]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卡尔·马克思，《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20]

1923年，托洛茨基和其他布尔什维克左派看到革命政权的官僚化，并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三驾马车发生冲突。托洛茨基在《新路向》一书中分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演变，并提出通过确保党内更大的民主，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来遏制新出现的官僚化倾向的措施。

要克服闭关的集团作风，克服官员们的等级精神，除了实现民主之外，别无他法。

——列夫·托洛茨基，《新路向》[21]

托洛茨基认为，政权官僚化是由于党内缺乏充分的民主，广大党员干部长期脱离生产实践，人民不同集团利益之间的歧异，工业发展缓慢，以及俄罗斯的特殊情况，革命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取得了胜利，但在其他欧洲国家（德国、匈牙利等）革命失败后被孤立，加上战争的损耗，在物资匮乏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官僚阶层[22]。

而官僚主义所带来的影响就是，毁坏党的内部团结，党内利益小集团形成，减弱党对国家机关的影响力，新老党员的对立，扼杀党的创意精神，等等。

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的第十章第三部分《民主制与党》中指出，要允许给苏联民众以“爱选举谁就选举谁”的自由，苏维埃人民有权利从中央或地方的候选人中挑选出他们的“代表者”。苏维埃初期布尔什维克所实行的垄断和禁止反对党派存在，只是当时迫于无奈下采用的一种临时办法，是内战、封锁、干涉、饥荒等条件所造成的，而当时党内派别的争斗，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党派斗争。禁止其它党派本来在列宁看来只是一种临时措施，但在斯大林时期却成为了原则，甚至共产主义青年团也被取消了讨论政治问题之权利。苏维埃初期制订的“公民凡年满18岁者，即享有选举权”也在斯大林制订的1936年苏联宪法中废除了。一个阶级有好多个部分组成，同一个工人阶级就可以产生多个政党了，如果认为一个阶级只能同一个政党相对应，这在整个政治史上是找不到先例的。而在社会主义已经胜利的国家内，拥护资本主义的人只是一些类似于唐·吉诃德的滑稽可笑的人，绝无能力组织成政党颠覆社会主义，苏联现在已经没有理由禁止不同政党存在，恰恰应该是取消“一切对自由的限制”的时候了。[6]

中國大陸的著名托洛茨基主義者有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朱其华、严灵峰、王凡西、陈其昌等。从历史渊源上看，中国托洛茨基主義組織实际上也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权力斗争的产物[31]，其可被分為堅定認可托洛茨基的觀點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以彭述之等人為代表）和情感上支持托洛茨基但未必認可其觀點的托洛茨基派人士（以陳獨秀等人為代表）[32]。奉行斯大林主義的中國共產黨所批評的大多是後一類人士[33]。

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上，斯大林主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而托洛茨基则“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中山舰事件后，托洛茨基主张中共退出国共统一战线。四·一二事件后，斯大林无法解释他促成的国共统一战线的优越性，又不敢承担指导方针失误的责任，导致在苏留学的部分中国学生的强烈不满。而后那些拥护和追随托洛茨基的中国留学生被开除党籍和团籍，并被遣送回中国。

1928年12月，上述人等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洛茨基主義组织——“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并选举产生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史唐任总干事长。这标志着托派在中国的形成。1929年4月，该组织机关刊物《我们的话》创办，因而这一组织也被称为“我们的话派”。

1929年9月，陈独秀创办托洛茨基主義组织“无产者社”。1930年1月1日，刘仁静牵头的托洛茨基主義组织“十月社”成立；1930年夏，赵济等人牵头的托派组织“战斗社”成立。

1931年5月，在陈独秀的号召下，无产者社、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十月社、战斗社等4个托洛茨基主義组织在上海召开了统一大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陈独秀为总书记。但由于内部人员告密，该组织成立不久便遭到中国国民党当局的严重破坏[34]。

1932年10月15日，由于托洛茨基主義勢力内部叛徒的出卖，陈独秀被国民党特务捕获。

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出狱后公开宣布：“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以此撇清与托洛茨基主義者之間的关系。失去了陈独秀的影响，中国托洛茨基主義勢力出现严重分裂，一部分人死在狱中，一部分人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还有一部分为了生存流落社会，只有极少部分成员还挣扎着进行托派事业。

1942年，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分裂成以彭述之为首的多数派和以王凡西、郑超麟为首的少数派“国际主义派”[35]。

一些毛派人士聲稱在侵華戰爭進行時，托洛茨基派人士反對共同抗日，無意中縱容日軍侵華[36]，但部份托洛茨基主義者宣稱他們支持馬克思主義者參與抗日戰爭[37]。在抗戰時期, 「托派」一詞被等同於「漢奸」一詞，經常被用作誣陷他人的罪名，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上將的許世友在延安受到批評時曾説：「老子説了幾句話就成了托洛茨基，啥球托洛茨基，老子不懂，盡放狗屁。」[38]

1948年9月，以彭述之为首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多数派将其组织改组为“中国革命共产党”，产生了以彭述之为书记的中央机构，不久彭述之等人逃至香港，该党机关也随之迁移。1949年4月，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少数派也将其组织改组为“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选举王凡西为书记，郑超麟等为中央委员，党员100余人，不久该党也将机关迁往香港。逃亡香港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创办了《新方向》、《叛逆者》等刊物，继续从事托洛茨基主義的宣传活动。[3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斯大林对毛泽东不放心，担心毛是“中国的铁托”，是“人造黄油”，而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需要斯大林的支持，不但宣布“一边倒”，而且采取行动证明给斯大林看。1952年12月22日，毛发动“大肃托”，有五百多人（一说一千多人）被認為是托派份子而被逮捕和被关押，一些骨干分子被判刑，从此后，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大陆断绝了将近二十余年的时间。托派领导人郑超麟一直被关押到1979年6月，出狱后任上海市政协委员。[40][41]

中国大陆在1970年代毛泽东逝世后，由邓小平主持改革开放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恢复了私营企业雇佣制度，取消计划经济，大规模工人下岗，引起新的工人抗争包括被镇压的野猫罢工[42]。在后毛改开时期的大陆对中共制度不满的左派人士中有少数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如被当局抓捕的前北大讲师柴晓明[43]。作为现存国际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国际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大陆有地下支部“中国劳工论坛”[44]并发行《社会主义者》杂志[45]。中国新的托派大多年轻并活跃在网络，参与左派内部讨论。現今有些托洛茨基主义者“对毛泽东及前30年社会主义的实践持有不同程度的肯定”[46]。

雖然托洛斯基主義者在世界各地都遇到不幸，但這種意識型態在香港這個過去還是英國殖民地的土地上奇蹟地掙扎求存。1970年代，是香港「火紅的年代」。當時的大學生由於在「中國共產黨」安排的「回鄉探親」時看到中國親友在生活上的「大逆轉」，認為共產主義是未來世界的出路，所以當時一些香港大學生都以奉行社會主義為正宗。也有為數不多的大學生都自發的去認識共產主義思想，而當中亦有一些人認同托洛茨基的思想。他們一般都在集會中舉起黑旗，以作識別。後來這些人還在香港成立了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盟（簡稱“革馬盟”）。當年的革馬盟在香港大學生中頗為知名，當時組織中的不少人，后来均成為香港的著名人物，包括：梁國雄、梁耀忠、施永青、吳仲賢、岑建勳、刘山青。但革馬盟被左派、右派和親西方派共同排斥，且是警局常客。因此除梁國雄外，其他人先后離開该組織。后来，梁國雄参与创建了四五行動，还担任过社会民主连线主席，但社会民主连线只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从2005年起，梁國雄自稱民主社会主义者，但他又宣称自己仍坚持托洛斯基主義理想。

香港的托洛斯基主義者雖然在1970年代不斷受到其他親中派人士的排擠，但一直都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包括歷屆的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儘管不少人其實對他們的政治背景一無所知。所以，到了已回歸中國的今天，托洛斯基主義者仍得以在香港生存下去。只是組織已湮沒在歷史的塵土之中。2010年，托洛斯基主義國際性组织工人国际委员会設立香港支部社会主义行动（现为国际社会主义替代香港支部）。该组织活躍於各大型民主和勞工抗爭運動。每兩個月出版一期的《社會主義者》為香港少有的馬克思主義刊物之一。而第四国际中国支部中国革命共产党（1974年起该党以“十月评论社”的名义公开活动）仍由少数老人维持，出版刊物《十月评论》。香港还有其它几个小型的托洛斯基主義组织，如1980年分裂自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盟的先驱社[47]。

台湾的托洛斯基主義者组织史可以追溯到1947年成立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台湾支部。在白色恐怖期間，楊碧川、江漢津等人也因托洛斯基主義遭逮捕至綠島服刑。1999年，杨伟中等人创建了托洛斯基主義组织工人民主協會，其政治立场接近于第四国际和香港的先驱社；2007年后，由于内部矛盾，该组织的活动基本停止。目前，台湾还有三个托洛斯基主義组织：国际社会主义前进、国际社会主义道路（台湾）（国际社会主义道路台湾支部）和火花（革命共产国际台湾支部）[48]。

一些左翼政治派系和团体起源于托洛斯基主義陣營，但后来自成派系与托洛斯基主義陣營决裂。最出名的例子是，1980年代，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与第四国际决裂，并放弃托洛茨基主义，转向卡斯特罗主义，另组探路者倾向。在法国，第四国际原成员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脱离托派建立“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组织，转向更加左傾的左翼共产主义。在美国，约翰逊–弗雷斯特倾向产生於托洛斯基主義陣營内的异议者（包括托洛茨基的前秘书杜娜叶夫斯卡娅），他们和“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组织的相同点在于都将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共产主義国家归类为国家资本主义，与托洛茨基观点不同。另一部分脱离托派的团体则相反，逐渐拥护斯大林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并抛弃托洛斯基主義，如工人世界党及从其中分裂出来的争取社会主义和解放党。

有些托洛茨基主義者或托洛茨基主義組織完全抛弃左翼思想，转向右翼和新保守主义。多名原属于“纽约知识分子”群体的人士后来在政治上变节倒戈成为保守主义代表人物，如欧文·克里斯托等。1978年在英国成立的革命共产党是现今的保守主义杂志《尖刺》的前身[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