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流感大流行

在1999年，由病毒學家約翰·奧福德帶領的英國研究團隊，發布了一項研究。在硏究中，研究人員理論上認為，英國主要的部隊和醫院營地位於法国埃塔普勒 ，而該地被認為是西班牙流感的核心[37]。在1917年末，軍隊病理學家报告一種致死率高新型的疾病，而後被證實為流感。當時的醫院每天需治療成千上萬因戰事受傷的軍人，而營地每日有十萬名士兵經過，極度擁擠的營地和醫院成為了傳播病毒的理想溫床。另外，那裡也是養豬場，定期從附近的村莊帶來家禽，及用作食物供應。奧福德和他的團隊假設了一種重要的前體病毒，原本是藏在鳥類上，後經突變後移動至豬隻上[38][39]。

2016年，一份發布在《中華醫學會期刊》的研究發現，有證據顯示在1918年大流行時，病毒已在歐洲的軍隊中傳播了數月甚至數年之久[40]。

2003年，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表示，这种流感起源于堪萨斯州[41]。2004年，通俗作家约翰·M·巴里将堪萨斯州哈斯凯尔县描述为疫情的起源点[16]。2017年，历史学家也曾表示，圣地亚哥马塔很有可能是原发疫源地。统计表明，到1917年底，至少14个美国军营中已经发生了第一波流行病[42]。

2018年，进化生物学教授迈克尔·沃罗贝（Michael Worobey）领导的研究团队发现了疾病并非源于堪萨斯州的证据，因为堪萨斯州与同期纽约市情况相比，病例更加温和、死亡人数更少。此外，该研究通过系统发生学分析发现了该病毒可能起源于北美，但仍待进一步研究证实[43]。

2020年2月14日，美国国务院阐述美国对全世界外交政策的平台ShareAmerica刊登《美国历史系列165：1918年流感疫潮》一文指出：“1918年流感疫情的最初爆发地点及时间迄今尚无公认的结论，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记载，美国境内最初发现的病例在1918年春季，疫情则是由源自禽鸟基因的H1N1病毒引起的。”[44]。

一些观点认为，流感其中一個受影響最少的地區是中國，而那裡正經歷相對溫和的流感季節。有多项研究顯示中國的死亡人數比全球其他地區低[45][46][47]，并因此懷疑病毒源頭是中國[48][47][49][50][51]。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认为，當時中國較低死亡率及溫和的流感季節，可以解釋為當時的中國人已經獲得對流感病毒的免疫力[52][49][48]。1993年，巴斯德研究院專家克勞德·漢農，提出此次流感很可能來自中國，而那流感之後在美國波士頓附近變異，並透過盟軍士兵和水手，傳播到法國布雷斯特、歐洲及世界各地。他亦提出其他可能的發源地，例如是西班牙、美国堪薩斯州和布列斯特，但他認為可能性不大[53]。2014年，歷史學家馬克·韓福瑞斯指出，在英國及法國戰線工作的九萬六千名的中國勞工，可能是此次流感的源頭；中國的死亡率低於其他國家，這顯示中國人口可能因為之前已感染病毒而產生了免疫力；韓福瑞斯在進行新的研究時發現的檔案顯示，中國北方1917年11月曾發生呼吸道疾病疫情，和隔年西班牙流感完全一樣[54][55]。

然而在2006年，一份由香港中文大學梁秉中教授及鄭景輝博士發表的研究指出，這可能是因為傳統草藥在預防和治療中起著重要作用，所以令感染程度較低[49]。另一方面，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研究认为，由于当时西方得知中国流感疫情的渠道主要来自在华外国学者在主要大城市的观察，且有关文献资料较为分散，使疫情发病率与死亡率的统计不完整[56]。2016年，《中华医学会期刊》刊载的一篇论文指出，没有找到1918年病毒通过中国和东南亚士兵和工人输入欧洲的证据，反而发现了流感病毒在大流行前就已在欧洲传播的证据。研究指，在欧洲的中国和东南亚工人人群中流感死亡率较低（1/1000），这意味着1918年流感大流行不可能起源于这些工人[40]。2018年，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演化生物學教授邁克爾·沃羅貝發表的研究發現，有中國勞工傳播此流感，但勞工是透過其他渠道進入歐洲，且未造成可检测的传播。这表明，中國勞工不太可能成為原始宿主[43]。

2008年，政治學家安德魯·普萊斯‑史密斯發布了奧地利檔案館的數據，顯示出在1917年初奧匈帝國爆發流感前，還有一個更早的起源地[57]。

紐約、倫敦、巴黎和柏林在1918年6月至1919年3月的死亡率，單位：每千人。

美國在1918年流感大流行與普通流感的死亡率在不同年齡分佈，單位：每十萬人；虛線為1911至1917年普通流感，實線為1918年流感大流行[63]

1918–1919年英國的三波大流行：每周流感和肺炎的死亡率[64]

西班牙流感造成當時世界人口約四分之一的5億人感染[5]。關於有多少感染者死亡的估計差異很大，但無論如何西班牙流感被認為是歷史上致死人数最多的流行病之一[65][66]。根據1991年的估計表示，該病毒殺死2500至3900萬人[58]。2005年的一項估計顯示，死亡人數可能約為5000萬人（不到全球人口的3％），甚至可能高達一億人（超過5％）[59][67]。但是一份在2018年重新評估的研究，估計總數約為1741萬人[12]，儘管遭人質疑[68]。在當時世界人口為18到19億的情況下[69]，這些估計相當於總人口的1%至6％。這場流感在24週內造成的死亡人數比艾滋病24年殺死的人數還要多[70]。

世界許多地方的人因此大流行而死亡。印度約有1200至1700萬人死亡，約佔當地人口的5％[71]。英属印度的死亡人數為1388萬人[72]。在荷屬東印度（現為印度尼西亚），3000萬居民當中有150萬人被假設死亡[73]。在伊朗，死亡率非常高：死亡人數據估計介於902,400至2,431,000之間，佔總人口的8％至22％[74]。

在臺灣，當時造成約4萬餘人的死亡。第一波流感於1918年6月初在基隆開始出現，然後蔓延全島，至9月下旬消失，沒有特別顯著的死亡率。10月下旬，第二波流感又開始從基隆出現，並順著縱貫鐵路往南擴散至新竹、台中、台南、打狗（今 高雄）及阿猴（今 屏東）等地，並藉由海運傳入花蓮港和澎湖，至12月中旬結束，造成約77萬人感染，25,394人死亡。1919年12月，第三波流感又從基隆開始出現，1920年2月底結束，造成約14餘萬人感染，19,244人死亡[75]。日本內地人社群最先爆發疫情，再傳給台灣人；先在城鎮發生，再往鄉村擴散。當時台灣醫療資源缺乏，在台灣367萬人中，只有732名受過4年醫學教育的西醫師。日本人患者較具醫療衛生觀念，因此死亡率較低，死亡率為1.1%；台灣漢人為3.3%、台灣原住民則為3.5%[75]。在日本，據統計有2300萬人感染、至少39萬人死亡[76]。

1918年，中國從南到北多個地區都爆發了疫情。1918年5月，溫州有萬余人感染流感。6月，在廣東學校、郵政局雇員中首先發現了流感病人，緊接著，精神病院、神學院等地方也陸續發生流感。7月，雲南个旧突然暴發疫情，而且十分嚴重，絕大多數居民都患了病，其它地方的疫情也相繼暴發。北京疫情“傳染甚速”，上海死亡400多人。疫情嚴重時，浙江紹興死亡人數高達10%，當時報載：“一村之中十室九家，一家之人，十人九死，貧苦之戶最居多數，哭聲相應，慘不忍聞。”棺木所售一空，“枕尸待裝不知其數”[77]。在中國，死亡人數的估計差異很大[78][58]，這現象反映了由於軍閥時期而缺乏收集健康數據。帕特森和派爾（Pyle and Pyle）於1991年對中國的死亡人數進行了首次估計，估計中國的死亡人數在500到900萬之間。然而這項1991年的研究後來因方法有缺陷而遭到後來的研究批評，而新的研究則發表中國的死亡率遠低許多的估計[45][78][79]。例如，飯島涉於1998年根據中國港口城市提供的有效資料，估計中國的死亡人數在100到128萬之間[78]。正如飯島涉所指出的[80]：

而關於中國死亡人數較低的估計，是根據在中國港口城市發現的低死亡率資料，並基於交通不發達使流感無法傳播到中國內陸的假設[78]。但是一些當時報紙、郵局的報告以及傳教士的報告表明，流感確實有滲透到中國內陸，並且在中國農村的某些地區很嚴重[81]。

在大溪地，一個月內有總人口中13％的人死亡。同樣在薩摩亞，總人口3.8萬中有22％的人在兩個月內死亡[82]。在紐西蘭，流感在六週內殺死大約6,400名紐西蘭白人和2,500名原住民毛利人，而毛利人的死亡率是紐西蘭白人的八倍[83][84]。

在美國，總人口1.05億中約有28％的人感染，有500,000至675,000人死亡（佔人口的0.48％至0.64％）[85]。美國原住民部落受到的打擊比較嚴重。在四角落地區，有3,293名登記為美國原住民死亡[86]。整個因纽特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在阿拉斯加领地的自然村落滅亡[87]。在加拿大，有50,000人死亡[88]。在巴西，包括總統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在內有30萬人死亡[89]。在英國，多達25萬人死亡；在法國，則超過40萬[90]。

在加納，流感大流行導致至少10萬人喪生[91]。之後成為衣索比亞皇帝的海尔·塞拉西一世是衣索比亞當地染上流感但倖存下來的之一[92][93]，但他的許多國人並沒有倖存；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死亡人數估計在5,000至10,000之間，甚至可能更高[94]。在英屬索馬利蘭，一位官員估計7％的當地居民死亡[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