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夫连季·贝利亚

贝利亚出生于库塔伊西省苏呼米区梅尔赫乌里镇（格鲁吉亚阿布哈兹首府苏呼米附近的一座小镇）的明格列尔人家庭，父亲是农民，母亲是裁缝。弟弟在2岁时就得了重病而死，妹妹也因为患病失聪。在苏呼米高等小学学习俄语、东正教神学、数学和科学。1915年毕业后，来到巴库，进入“巴库中等机械建筑工程学校”。17岁时他的母亲与妹妹也搬到巴库团聚。1916年在诺贝尔石油公司实习时接受了初级军官培训。1917年3月在巴库加入了布尔什维克。[2]但同时，也曾为反布尔什维克的阿塞拜疆的穆沙瓦特党工作。1917年6月至12月，在俄军罗马尼亚方面军服役，在敖德萨、帕什卡尼等地担任军队的水利工程师。因患病而离开军队返回巴库。1919年毕业拿到了建筑学专业毕业证书和建筑师资格。

贝利亚与斯大林（左后）及斯大林之女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

苏俄内战时期

1918年2月至1919年，任布尔什维克巴库委员会秘书处工人代表。在米尔·贾法尔·巴吉罗夫的引荐下，加入契卡，并于1919年至1920年4月，任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肃反委员会代理主席。1918年7月布尔什维克地方政权被推翻至1920年4月28日红军重新攻占巴库期间，在布尔什维克巴库地下党工作。红军占领巴库后，贝利亚被捕，因红军没有足够时间才免遭处决。在监狱中与尼娜·泰穆拉佐夫娜·格格契科里结识，后一同逃走。1920年4月至1920年5月，任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高加索地区委员会委员兼苏俄红军第11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受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局和红军第11集团军司令部的指示，两次前往格鲁吉亚开展地下布尔什维克工作，当时的格鲁吉亚处于孟什维克统治。在与当地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取得联系后，为武装推翻孟什维克政府在格鲁吉亚做了许多准备工作。1920年由于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地下中央委员会被破获，贝利亚被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逮捕，并被投入库塔伊西监狱监禁几个月后，被时任苏俄驻格鲁吉亚全权代表的基洛夫的坚持下，被从格鲁吉亚派往苏维埃阿塞拜疆。

在阿塞拜疆肃反委员会

1920年8月至1920年10月，任阿塞拜疆共产党 (布)中央委员会行政处处长。1920年10月至1921年2月，任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肃反委员会执行秘书。1921年4月至1921年5月，任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肃反委员会秘密行动处副处长。1921年5月至1922年11月，任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肃反委员会副主席。

在格鲁吉亚政治保卫部门

1922年11月至1926年12月2日，俄共（布）外高加索区委员会的决定，贝利亚调任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秘密行动处主任兼军队特别处主任。1924年参与镇压了格鲁吉亚人的民族起义，处决了约10000人，因表现了“布尔什维克的无情”而获得红旗勋章。1926年12月2日至1931年12月3日，任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主席。在奥尔忠尼启则的引荐下结识斯大林，并为斯大林巩固权力出力甚多。任内摧毁了伊朗和土耳其在高加索建立的谍报网，并成功渗透伊朗和土耳其。1927年4月4日至1932年，兼任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1927年11月19日，任格鲁吉亚（布）共产党中央委员。1930年6月6日至1938年8月31日，任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局委员。1931年4月17日至1931年12月3日，兼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外高加索地区全权代表、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主席、红旗高加索集团军政治保卫部主任。1931年8月18日至1931年12月3日，兼任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团委员。

外高加索区党委书记兼格鲁吉亚党委书记

1931年10月31日至1932年10月17日，任联共 (布)外高加索区委第二书记。在涅斯托尔·阿波罗诺维奇·拉科巴的帮助下，1931年11月14日至1938年8月31日，任格鲁吉亚共产党（布）第一书记。1932年10月17日至1937年4月23日，任联共 (布)外高加索区委第一书记。1934年2月10日至1953年7月7日，任联共 (布)中央委员。1935年的发表著作《关于高加索地区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问题》。1937年5月至1938年8月31日，兼任第比利斯市委第一书记。1938年1月17日，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

1938年8月，贝利亚担任副内务人民委员，在叶若夫指挥下开始了大清洗。当大清洗对国家的各个方面造成的危害越发明显时，叶若夫落马，贝利亚开始负责（斯大林考虑过让卡冈诺维奇接任，但政治局多数选择了秘密警察专业出身的贝利亚），尽管贝利亚的名字总是和大清洗联系在一起，但是他正式主管内务人民委员部时大清洗已经开始缓和，有十万人从劳改营裡被释放。此时内务部已经是一支拥有几个师内务部队和数十万保卫工作者。但由于叶若夫“错误”地枪决了大批优秀的驻外特工，对外情报网遭受重大破坏，但后来贝利亚重建了它。

1938年8月22日至1938年11月25日，任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此间，1938年9月8日至1938年9月29日兼任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总局局长。1938年9月11日，授予国家安全一级委员军衔。1938年9月29日至1938年12月17日，第一总局改称国家安全总局，兼任局长。

1938年11月25日至1945年12月29日，接替叶若夫任内务人民委员。1939年3月22日至1946年3月18日，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9年9月10日至1941年4月9日，任国防人民委员部委员。1941年1月30日，晋升国家安全总委员。1941年2月3日至1946年3月15日，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1年2月3日至1941年3月21日，任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委员。1941年3月21日至1944年5月15日，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1940年在第三次盖世太保－内务人民委员部会议召开后，3月5日贝利亚提交报告说现在关在乌克兰的波兰犯人都是苏联的敌人，然后经斯大林批准，执行卡廷大屠杀。

贝利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争所做出的贡献被后来的官方故意遗忘。他曾是战时国家最高权利机关国防委员会成员，其任务从情报、外交到组织修造防御工事、工厂后撤和武器生产等，他也组织了游击队在德军后方活动。莫斯科保卫战时期，他寸步不离斯大林。战后随着整个苏联警察系统全面采用军阶。

1941年6月30日至1945年9月4日，任国防委员会委员，主管工业设施与农业向大后方疏散、后方保卫和建设。1942年12月8日至1945年9月4日，任国防委员会执行局委员。1943年8月21日，任苏联人民委员会解放纳粹占领地区经济复苏委员会委员。1943年9月30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表彰其“在伟大卫国战争最困难时期，为加强武器和弹药的生产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决定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同时授予镰刀锤子金星奖章和列宁勋章各一枚。1944年5月16日至1945年9月4日，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兼执行局主席，任务包括监督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交通人民委员部和水路运输人民委员部、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和有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煤炭工业人民委员部、石油工业人民委员部、化学工业人民委员部、橡胶工业人民委员部、造纸-纸浆工业人民委员部、电力工业和电站人民委员部的一切工作。因此，从那时起，贝利亚即开始领导苏联全国的战时经济。。1945年7月9日，授苏联元帅。斯大林从来没有象对其他元帅那样，公开表扬他对战争的贡献或是授予官方荣誉（最常见的是胜利勋章）。

1944年，当刚把德军赶出苏联国土，贝利亚就着手开始以通敌的罪名迫害少数民族的行动。主要对象是卡拉恰伊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克里米亚鞑靼人、伏尔加德意志人，他们都被流放到中亚。

二战后，抢夺德国专家和研发核武器等首要任务，均由贝利亚负责。事实上他负责组织犯人开采的第一座铀矿早在1939年就在科雷马河附近建立了。在那里犯人等于没有任何辐射防护措施，二战末期起他更建立了更大规模的“核子古拉格”，大量的犯人被集中起来开采铀矿或是建设相关设施。[3]在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試爆成功後，贝利亚的名氣一时达到顶峰。[4]

1945年8月20日至1953年6月26日，贝利亚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从1946年3月19日起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特设委员会主席，主抓原子弹与导弹研制，直至被捕。1945年9月6日至1946年3月20日，兼任部长会议铁路公交委员会主席。1945年12月29日至1952年10月18日，任政治局外事常设委员会委员。1946年3月18日至1952年10月16日，任政治局委员。1946年3月20日至1953年6月26日，任部长会议主席团委员。1946年3月20日至1947年2月8日，任部长会议主席团常务委员。

斯大林、贝利亚和米高扬预言中國共產黨将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打敗中国國民黨，并设法将东北地区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避风港，还安排大量提供主要是缴自关东军的武器给解放军[5]。

1947年2月8日至1947年2月27日，贝利亚兼任燃料发电部部长。1947年2月27日至1950年2月13日，兼任燃料运输部部长。1950年2月13日至1951年3月15日，兼任燃料工业部部长。

1952年10月的苏共十九大上，斯大林批评了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揚和卡冈诺维奇。1952年10月18日，贝利亚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国防常设委员会委员。1952年12月11日至1953年3月5日，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外事常设委员会委员。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有人认为斯大林是被贝利亚所毒死，[6]据赫鲁晓夫的说法，在斯大林刚失去知觉时，贝利亚立刻大骂斯大林，等斯大林一醒来马上跪下吻他的手，之后见史達林又昏过去了，就在地上吐了一口痰。[7]事实上当斯大林一断气，贝利亚第一个扑上去亲吻其尸体，“动作之快，有如在抢夺大行皇帝的戒指”。[8]

3月5日，苏联国家安全部和苏联内务部合并成一个部——苏联内务部，贝利亚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部长。3月13日，贝利亚发布《关于成立侦查小组重新审理一些特大案件的命令》、《关于成立苏联公民被强制迁出格鲁吉亚案件审理委员会的命令》，将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妻子波林娜·谢苗诺夫娜·热姆丘任娜释放回家。3月17日，提交《关于移交苏联内务部一些单位的报告》。3月18日，提交《苏联部长会议关于移交内务部一些单位的决议草案》。3月21日，提交《关于重新审议1953年一些基建项目的报告》，在朱可夫元帅的要求下，贝利亚发布《关于重新审理控告苏联空军和航空工业部前领导人案件的命令》，释放了亚历山大·诺维科夫、格里戈里·沃罗热伊金，让谢尔盖·胡佳科夫被流放西伯利亚的家属返回莫斯科。 为卷入医生案件、明格列尔人事件、列宁格勒案件、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的几个和自己关系密切的同僚予以平反，并留彼得·沙利亚、维克托·阿巴库莫夫在內務人民委員部担任要职，打倒针对自己的米哈伊尔·留明，同时让刚担任中央书记的谢苗·伊格纳季耶夫失势下台，之后又借平反对格鲁吉亚负责安全部门的官员进行更换。

3月25日，贝利亚提交《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修改1953年建设计划的决议草案》，并开始市场化尝试和机构改革，使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作用日益凸显。[9]3月26日，提交《关于实行大赦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3月27日，提交《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大赦的决议草案》。3月28日，提交《关于移交劳动改造营的报告》、《关于将劳改营和劳改队由苏联内务部移交苏联司法部的决议草案》。

贝利亚违反大赦令的规定，下令将几个劳改集中营关闭，数百万犯人（规定一般拘留期不得超过5年，儿童、怀孕妇女和老人、绝症患者立即释放，但是政治犯被排除在外）获释，这些人流窜到莫斯科和其它城市，社会治安迅速恶化激起很大民愤，贝利亚以维护公共秩序为托辞，在莫斯科保留了自己的武装力量。

4月4日，贝利亚发布《关于禁止对被捕人员采取任何强制和体罚措施的命令》、《关于重新审理公民被强制迁出格鲁吉亚案件的命令》，[10]将弗拉基米尔·捷卡诺佐夫提拔为格鲁吉亚共和国内务部长。

5月20日，递交《关于立陶宛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在同民族主义分子地下活动作斗争中存在缺点的意见书》。

6月15日，提交《关于限制苏联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权力的报告》、《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苏联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的决议草案》、《苏联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条例草案》。内务部一国家安全部机构，其分支机构和特工人员广布于全国上下所有的组织和部门之中。此外，保护克里姆林宫以及所有苏维埃政府大员和中央主席团成员的卫队也均属贝利亚统领。内务部负有边防警戒的职责，因而还拥有不少于 10 个师的直属部队。

贝利亚改变对南斯拉夫政策，他通过内务部渠道同南斯拉夫方面秘密接触，后来在搜查他的办公室时，发现了一份亚历山大·兰科维奇的信，信中表示可举行一次他与铁托的秘密高级会晤，地点可以是莫斯科或贝尔格莱德。

贝利亚对东德则采取放弃政策，以换取西方向苏联支付抵偿金，为了把东德的声势搞大，不惜策划动用秘密警察参与，于是威廉·蔡塞尔、鲁道夫·赫恩施塔特将罢工和集会升级为“暴动”，终于酿成了东德六一七事件。[11]1953年6月2日，《关于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形势健康化》的决议通过，莫洛托夫建议应该反对东德“强制”共产主义化，而在最后贝利亚则指示删除“强制”一词。

莫洛托夫等一众苏联元老认为贝利亚有交出东德以换取个人利益、及将外交政策“去布尔什维克化”、主张对美屈服的倾向，促成了拿下他的决心。

1953年6月26日上午，苏共中央召开部长会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朱可夫按照约定带领士兵們在外等候。会议室内，当赫鲁晓夫将贝利亚召来，斥其是“混进党内的、投机钻营的野心家”时，他惊讶地说：“怎么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你怎么抓起我裤子里的虱子来了？”之后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等顯貴纷纷痛斥他，当他向马林科夫求救时，这位好友别过头去。众人中只有米高扬緩頰说：“（贝利亚）只要接受批评，并能坚决改正，不是不可挽救的”。之后马林科夫按下电铃，朱可夫便带着一群军人进来将他抓走，传说，朱可夫说：“以苏联人民的名义，你被捕了，杂种同志。”之后从他公文包中搜出一张纸条，上面用红色铅笔写着“警报！警报！警报！”，这是他在意识到危险后立即写下的（可能想交给他的克里姆林宫卫队）。[12]在事先布置人手时，朱可夫特别调用了他自己和布尔加宁的两辆黑玻璃轿车，将人手运进克里姆林宫去。[13]《真理报》发表《党、政府、苏联人民牢不可破的团结》社论。同日，贝利亚被指控为“修正主义、反社会主义和英国间谍”而被逮捕。

7月2日马林科夫在全会上的《〈关于贝利亚反党叛国的罪行〉的报告》指出：“……贝利亚灵活巧妙地利用自己在内务部的地位……以便把内务部置于党和政府之上……企图把党中央和政府置于内务部的监督之下，简直令人不能容忍……”。1953年7月7日，贝利亚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2月17日，塔斯社宣布，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於1953年6月26日決定撤銷拉·巴·貝利亞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職務，並將其案件送交法院審理。[14]1953年12月23日，被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同时开除苏联共产党党籍和剥夺其所有财产、褫夺苏联元帅军衔和所有国家奖励。1953年12月23日，贝利亚在莫斯科的克格勃总部盧比揚卡大樓被帕·费·巴季茨基秘密處決[15]，罪名是：“背叛祖国，为外国资本家卖力，纠集仇视苏维埃国家的叛徒阴谋团伙，妄图夺取国家政权，推翻工农苏维埃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和重建资本家的国家。”其母亲、岳母、妻子、妹妹和儿子等20人被流放。

1953年12月31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正式发布命令，决定开除贝利亚的苏联共产党党籍、褫夺其苏联元帅军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和所有国家奖励。安葬于莫斯科顿河修道院公墓。

1998年，在贝利亚位于莫斯科“花园环路”的旧居整修玫瑰花园水管时发现了五具年轻女子的遗骸。[16]

蘇聯解體後貝利亞的家人曾要求為貝利亞平反，但在2000年5月時被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駁回[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