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U通用公共许可证

1989年2月25日發布的GNU GPL 版本1阻止了軟件經銷商限制自由軟件定義的兩個主要方式。第一個問題是經銷商可能僅發布二進位文件 - 可執行，但不能由人類讀取或修改。為了防止這種情況，GPLv1表示，任何分發二進位代碼的供應商還必須按照相同的許可條款（授權條款的第3a和3b節）提供可讀的原始碼。

第二個問題是經銷商可能會增加授權條款的限制，也可能會將軟件與其他具有其他分發限制的軟件相結合。兩套限制的聯合將適用於組合工作，從而增加不可接受的限制。為了防止這種情況，GPLv1表示，修改後的版本作為一個整體，必須按照GPLv1（授權條款第2b和4節）的條款分發。因此，根據GPLv1條款分發的軟件可以以更寬鬆的條款與軟件相結合，因為這不會改變整體可以分發的條款。然而，根據GPLv1分發的軟件不能與在更嚴格的授權條款下分發的軟件相結合，因為這與根據GPLv1的條款可以分發的要求相衝突。

根據理查德·斯托曼的說法，GPLv2的主要變化是“自由或死亡”（Liberty or Death）條款[21]。就如字面上所說，「被許可人只有在滿足所有授權條款的義務下」才可以分發包含GPL授權的軟體，儘管他們可能擁有任何其他法律義務。換句話說，就算有相互矛盾的義務，授權條款的義務也可能不被切斷。該條款旨在阻止任何一方使用專利侵權索賠或其他訴訟來損害用戶在授權條款下的自由。這章中的意思是，為了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和尊重其它一些人的自由和權益，無論任何人要發布源於GPL的軟體的時候，同時也須遵守強制的條款分享原始碼，否則他將根本無權發布該軟體。[註 1]

到1990年，越來越明顯的是，對於C函式庫來說，本質上已經跟受專利保護的軟件函式庫的功能表現相當，有一個限制較少授權條款對於自由軟體發展的策略上來說更為實用；因此，當GPL的版本2（GPLv2）在1991年6月發佈時，第二類別的授權條款：函式庫通用公共授權條款（英語：），也同時被引入，並從第二版編號開始，表明兩者是互補的。版本號在1999年發行，當時LGPL的版本2.1被發布，更名為GNU宽松通用公共授權條款（英語：），以反映其在哲學中的地位。

最常見的是“GPLv2並延伸到未來版本”的聲明，讓授權條款的用戶了解，得以允許升級到GPLv3。

GPLv3 logo

理查德·斯托曼起草了第一份GNU GPLv3草案，在美國麻州劍橋的麻省理工學院。在他右手邊站的是哥倫比亞法律教授伊本·莫格林，軟件自由法律中心主席

到2005年，GPL版本3開始由斯托曼起草，由伊本·莫格林和軟件自由法律中心（Software Freedom Law Center）提供法律咨詢[27]。2005年底，自由軟件基金會 （FSF）宣布了GPL（GPLv3）第3版的工作。2006年1月16日，公佈了GPLv3的第一個“討論稿”，公眾諮詢開始。公眾諮詢原計劃為九至十五個月，但最終延長至十八個月，其中出版四份草案。2007年6月29日，官方正式版GPLv3於由FSF發布。[28]

之後，理查德·斯托曼在2006年2月25日自由及開源軟體開發者歐洲會議的演講時談到最重要的四件事：

• 解決軟體專利問題；
• 自由軟體授權條款與其它商用許可的兼容性問題；
• 原始碼分割與組成的定義；
• 解决數位版權管理的問題，意即反軟體修改的硬體限制。

還有一些其他的更改涉及國際化，如何處理授權條款違規，以及版權所有者如何授予額外權限。[27][29]它還增加了一項規定，“剝離”（strips）其法定價值的數位版權管理（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縮寫DRM），所以人們可以合理的當在法院被視為侵犯DRM時，去破解運行GPL軟件的任何東西，而不會違反DMCA等法律。[30]

公共諮詢過程由自由軟件基金會在軟件自由法律中心、歐洲自由軟件基金會[31]和其他自由軟件組織的協助下進行協調。透過FSF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網站從公眾收集評論[32]。該門戶網站運行名為 stet的專用軟體。在公眾諮詢過程中，提交了第一稿的962條意見[33]。最後，共提交了2636條意見[34][35][36]。

第三稿於2007年3月28日發布[37]。該草案包括旨在防止與專利相關協議（如有爭議的Microsoft-Novell專利協議）的語言 ，並將反傾銷條款限於“用戶”或“消費品”。它還明確刪除了“地理限制”一節，確認公開諮詢開始時就提到可能會刪除的這一部分。

最後的第四個討論草案[38]於2007年5月31日發布。它引入了Apache授權條款版本2.0兼容性（以前的版本不兼容），澄清了外部承包商的作用，並提出了一個例外，以避免充滿爭議的Microsoft-Novell專利協議再度發生，在第11節第6段中說：

這旨在使未來像這樣的交易無效。該授權條款還意味著Microsoft將其授予Novell客戶的專利授權條款擴展到使用GPLv3軟件的所有用戶，使用GPLv3軟件；除非當Microsoft合法地是GPLv3軟件的“傳送者”時，才有可能[39][40]。

此外，GPLv3的早期草案讓許可方添加了一個Affero類的需求，將會填補GPL中的ASP漏洞[41][42]。由於擔憂該附加要求的代碼檢查所需要的額外行政費用，決定將GPL和Affero授權條款分開[43]。

值得留意的是Linux核心的一些高調的開發人員 ，例如林納斯·托瓦茲、葛雷格·克羅哈曼和安德魯·莫頓，向大眾媒體發表了評論，並就討論草案1和2的部分內容作了公開聲明[44]。核心開發人員提及關於DRM/Tivoization、專利和“附加限制”的GPLv3草案條款，並警告會產生“開源宇宙”（Open Source Universe）的巴爾幹半島式分裂[44][45]。林納斯·托瓦茲決定不採用GPLv3作為Linux核心，仍然使用GPLv2授權[15]，甚至在幾年後重申了他的批評[46][47]。此事曾引起理查德·斯托曼的不滿。

GPLv3提高了與許多開放原始碼軟件授權條款（如Apache授權條款版本2.0）和GNU Affero通用公共授權條款（GPLv2無法組合）的兼容性[48]。但是，如果所使用的GPLv2授權條款具有可選的“或更高版本”子句，並且軟件升級到GPLv3，GPLv3軟件只能與GPLv2軟件組合並共享代碼。雖然FSF認為“GPLv2並延伸到未來版本”條款是許可GPLv2軟件的最常見形式[49]，诸如Toybox開發商Rob Landley將其描述為「救生艇條款」（lifeboat clause）[50][51]。使用可選“或更高版本”條款許可的軟件專案包括GNU專案，而沒有該子句的最明顯的案例是Linux核心[52]。

授權條款文本的最終版本於2007年6月29日由自由軟體基金會正式發布[28]。

GPL授權版本的修改後作品的發行權不是無條件的。當有人分發GPL的作品又加上自己的修改時，分發整個作品的要求不能大於GPL中的要求。這個要求被稱為Copyleft。它透過軟件程序使用版權獲得法律權力。由於GPL的作品受版權保護，被許可人無權重新分發，即使是以修改形式（除合理使用 ）外，除了許可條款外， 如果希望行使通常受版權法限制的權利，例如重新分配，只需遵守GPL的條款。相反，如果在不遵守GPL條款（例如保留原始碼秘密）的情況下分發作品的副本，則原始作者可以根據版權法提起訴訟。因此，「Copyleft使用版權法來完成」與常見法律的設定目的相反，不是施加限制，而是「賦予其他人權利，以確保權利不能隨之被剝奪的方式。」如果在Copyleft聲明中找到任何法律缺陷，它也可以確保不給予無限的重新分發權限。

許多GPL程序的經銷商將原始碼與執行檔捆綁在一起。滿足Copyleft的替代方法是提供書面報價，以便在物理介質（如CD）上提供原始碼。實際上，許多GPL的程序透過Internet進行分發，原始碼透過FTP 或 HTTP提供。對於互聯網分發，這符合授權條款。只有當一個人試圖重新分發程序時，Copyleft才適用。只要不將修改後的軟件分發給任何人，開發人員可以製作私有修改版本，無需洩露修改。請注意，Copyleft僅適用於軟件，而不適用於其輸出（除非該輸出本身是程序的衍生作品[註 3]</ref>）。

例如，運行GPL內容管理系統（CMS）修改版的衍生產品之公共門戶網站不需將其更動分發給底層軟件，因為其輸出不是衍生產品。

有人辯論，如果以程式碼混淆形式發布原始碼是否違反GPL，例如在作者不太願意提供原始碼的情況下。普遍認為雖然這是不道德的，但無法認為是違法行為。這問題已得到澄清：當授權條款被更改為v2時，就需要提供原始碼的「首選」版本。[57]

GPL被設計為授權條款 ，而不是契約[58][59]。在一些普通法（Common Law）司法管轄區，授權條款和契約之間的法律區別是重要的：契約可以透過契約法執行，而授權條款是根據著作權法執行的。然而，這種區別對於契約和授權條款之間沒有區別的許多司法管轄區（如民法系統）並不適用[60]。

GPL原理很簡單：在著作權法下，你不遵守GPL的條款和條件你就没有相對應的權利。而作品在没有GPL的情况下，著作權法作为默認條款發生效力，而不是作品進入公有領域。那些不接受GPL條款和條件的人根據版權法沒有許可複製或分發GPL許可軟件或衍生作品。然而，如果他們不重新分發GPL的程序，他們仍然可以按自己的喜好使用組織內的軟件，使用該程序構建的工程（包括程序）不需要被該授權條款覆蓋。

艾里遜·蘭德爾認為，GPLv3作為授權條款對於讀者來說是不必要的混亂，可以在保留相同的條件和法律效力的情況下進行簡化。[61]

據FSF稱，“GPL不要求您發布修改版本，或其任何部分，您可以自由地進行修改和留作私人使用，而無需發布。”然而若是向公眾發布GPL許可的實體，則有連結的問題：換言之，「使用GPL函式庫的專利程序是否違反了GPL ？」

這個關鍵的爭議的重點是「非GPL軟件是否可以合法地連結或動態地連結到GPL函式庫」。這個問題有不同的看法。GPL清楚地表明，GPL下的所有衍生作品代碼都必須屬於GPL。關於使用GPL函式庫和將GPL軟體捆綁到更大的包中（可能透過靜態連結混合成二進位文件），會出現歧義。這最終不是GPL 本身的問題，而是版權法如何界定衍生作品。有以下觀點存在：

自由軟體基金會（其擁有若干著名的GPL軟體產品和授權文字本身的版權）聲稱，使用動態連結函式庫的可執行檔確實是衍生作品。然而，這不適用於彼此通信的單獨程序。自由軟體基金會還創建了LGPL，LGPL與GPL極為相似，但額外允許以“使用函式庫”為目的的連結。理查德·斯托曼和自由軟體基金會特別鼓勵函式庫作者根據GPL來進行授權，以便專有程序無法使用GPL函式庫，透過為自由軟體世界提供比專有世界更多的工具來保護自由軟體世界。

有些人認為，當靜態連結產生衍生作品時，不清楚動態連結到GPL代碼的可執行檔是否應被視為衍生作品（請參閱Weak Copyleft）。Linux作者Linus Torvalds同意動態連結可以創建衍生作品，但在這種情況下不一致。一位Novell律師寫道，動態連結不算是衍生作品的觀點合理但是不夠明確，專有的Linux核心驅動程式就是善意的動態連結的一大明證。在Galoob對任天堂案中，美國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將衍生作品定義為具有“形式”或“永久性”，並指出“侵權作品必須以某種形式包含一部分受版權保護的作品”，但是沒有明確的法院裁決來解決這一特定的衝突。

根據Linux Journal的一篇文章， Lawrence Rosen （一次性開源計劃總顧問）認為，連結的方法與一個軟件是否是衍生作品的問題大不相干；更重要的是關於軟件是否旨在與客戶端軟件和/或庫連接的問題。他指出：“新程序是否是衍生工作的主要指示是原始程序的原始碼是否以[複製貼上方式]使用，以任何方式進行修改，翻譯或以其他方式更改新程序，如果沒有，那麼我會認為這不是衍生工作“，並列出了關於意圖，捆綁和聯動機制的許多其他觀點。 他進一步在他公司的網站上論證，這種“以市場為基礎”的因素比連結技術更重要。

還有一個具體問題是，一個插件或模組（如NVidia或ATI 顯示卡核心模組）是否也必須是GPL，如果它可以合理地被認為是自己的工作。這個觀點表明，如果工作是GPLv2，則可以根據任意授權條款，為設計使用插件的軟件提供合理的單獨插件或插件。特別感興趣的是GPLv2段落：

GPLv3有一個不同的條款：

作為一個案例研究，一些據稱為GPLv2 CMS軟件（如Drupal和WordPress）的專有插件和主題/外觀已經受到打擊，雙方均被採納[63][64]

FSF區分插件如何被呼叫。如果透過動態連結呼叫插件，並且它對GPL程序執行函數呼叫，那麼它很有可能是衍生工作。[65]

與其他程序通訊的行為本身並不要求所有軟件都是GPL；也不用GPL軟件分發GPL軟件。但是，必須遵循較小的條件，確保GPL軟件的權利不受限制。 以下是gnu.org的 GPL FAQ，該常見問題解答介紹了允許軟件與GPL程序進行通訊和綁妥的程度：

因此，FSF想在“函式庫”和“其他程序”之間透過以下兩種方式劃清界線： 1）信息交換的“複雜性（complexity）”和“親密程度（intamacy）”；2）信息交換的“機構（mechanics）“，而不是“語義（semantic）”。但讓問題不明確，而又複雜的情況下，交由判例法來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