矯正強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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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強姦（英語：Corrective rape），又稱治癒性強姦（英語：Curative rape）或恐同強姦（英語：Homophobic rape），是一種針對非異性戀者或性別表現不符傳統社會期望者的仇恨罪行。聯合國婦女署將此定義為針對女性的一種暴力形式，加害者通常為異性戀男性，聲稱要透過性暴力來「治癒」或改變受害者的性傾向與性別認同^[2]。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則建議使用「恐同強姦」一詞，以免該詞彙暗示受害者的性傾向是需要「糾正」的疾病^[3]。

這類犯罪在全球多個國家均有記錄，包括南非、津巴布韋、烏干達、肯亞、牙買加與印尼等^[4][5][6][7]。在部分地區，黑人女同性戀者經常成為此類犯罪的目標，無性戀女性與跨性別男性同樣面臨威脅^[8]。社會學與性別研究學者指出，這類暴力的根源在於父權體制、異性戀霸權以及對多元性別的偏見，加害者往往藉強姦來懲罰偏離傳統性別角色的人^[9]。

矯正強姦對受害者造成嚴重的生理與心理創傷，包括增加感染愛滋病毒的風險、非預期懷孕、創傷後壓力症及抑鬱症^[10]。儘管部分發生這類犯罪的國家擁有保障性傾向平等的憲法，但因缺乏專門的仇恨罪行法律、執法人員敏感度不足等因素，此類案件的定罪率普遍偏低^[11]。國際人權組織與聯合國已將這種行為定性為酷刑及殘忍待遇，並呼籲各國政府制定具體的法律與社會干預措施^[12]。

「矯正強姦」一詞最早出現於21世紀初，並在2008年南非國家女子足球隊前國腳兼女同性戀平權運動者尤迪·西梅拉內遭輪姦及謀殺後，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13][14][15][16]}。聯合國婦女署指出，這類行為屬於針對女性的暴力，加害者試圖透過強姦來改變受害者的性傾向^[2]。除了女同性戀者，無性戀女性與跨性別男性也面臨較高風險，部分加害者認為這些人拒絕男性的性要求，就是挑戰傳統的性別二元論與男性權威^[8]。

然而，該詞彙的使用在國際上引發了爭議。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在其術語指南中強調，「矯正強姦」一詞字面上可能暗示受害者的行為有所偏差而需要「糾正」，這種說法可能掩蓋了犯罪背後的厭女症與恐同本質。因此，該機構建議改用「恐同強姦」來準確描述這類基於性傾向仇恨的性暴力^[3]。

南非的憲法雖然是全球首批明文禁止性傾向歧視的憲法之一，也是非洲首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但社會底層仍然存在嚴重的恐同情緒^[17]。在開普敦外圍的古古萊圖與卡雅利沙等城鎮，傳統的性別階級觀念賦予男性控制女性身體的權力，社會普遍期望女性扮演順從的妻子與母親角色^[9]。許多當地民眾認為同性戀違反非洲傳統文化，是外來事物，並指責女同性戀者背棄了繁衍後代的社會義務^[18]。

根據美國國務院的人權報告，津巴布韋針對男同性戀與女同性戀的「矯正強姦」事件日益增加。報告指出，女同性戀者遭男性強姦以「讓她們享受異性戀行為」，男同性戀者則在村民或親屬監視下遭女性強姦，企圖「消除其性傾向」。此外，部分同性戀者被強迫結婚，以鼓勵異性戀行為。該國前總統羅伯·穆加比曾公開發表激烈的恐同言論，將同性戀者形容為「比狗和豬還不如」，加劇了社會對多元性別族群的仇恨與迫害^[5]。

在烏干達與肯亞，非政府組織「人權第一」的報告指出，逃往這兩國尋求庇護的非洲LGBT難民面臨嚴重的綁架、暴力與強姦威脅。烏干達曾有多宗針對女同性戀或跨性別男性難民的「矯正強姦」通報。由於這些國家將同性性行為定為犯罪，加上政治人物與媒體的煽動（例如烏干達媒體曾公佈疑似同性戀者名單，並呼籲將他們絞死），難民不僅遭受當地社會與其他難民的排斥，還常遇到警察勒索與虐待，難以獲得執法機關的保護^[6]。

在牙買加，人權觀察與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指出，當地女同性戀者經常因其性傾向或「男性化」的外表而成為強姦與毆打的目標。雖然牙買加法律並未將女同性戀定為犯罪（只針對男同性戀），但政治人物、宗教領袖與部分流行文化（如雷鬼音樂與舞廳音樂）的恐同言論助長了仇恨氣氛。警察往往對這類暴力行為視而不見，甚至參與其中，迫使許多LGBTI人士隱藏身份，終日活在恐懼之中^[7]。

在印尼，隨著宗教保守主義抬頭，針對LGBT群體的歧視日益嚴重。部分宗教團體會以名為「魯基亞」（Ruqya）的伊斯蘭驅魔儀式對待不符合傳統性別規範的人，聲稱其體內有「超自然靈體」需要驅除。此外，市面上也出現以「性治療」為包裝的商業機構，實際上卻是掩飾針對多元性別族群的強姦行為，意圖「改變」其性傾向^[4]。

南非近年來發生多宗引起國際關注的矯正強姦與謀殺案。2006年，19歲的佐利斯瓦·恩科尼亞納（Zoliswa Nkonyana）遭約20名年輕男子以石頭和棍棒打死^[18]。2008年，國家隊足球員尤迪·西梅拉內在約翰內斯堡附近遭輪姦，身中25刀身亡^[19]。2009年，30歲的米莉森特·蓋卡（Millicent Gaika）遭熟人毆打並強姦長達五小時，加害者過程中宣稱要「讓她知道自己是個女人」；同年，20歲的祖基斯瓦·加卡（Zukiswa Gaca）亦遭熟人藉「教訓」之名強姦^[18]。2011年，24歲的女同性戀者諾克索洛·諾格瓦扎（Noxolo Nogwaza）遭輪姦及用石塊砸死^[20]。

根據國際反貧窮組織ActionAid於2009年發表的調查報告，過去十年間南非至少有31名女性因性傾向仇恨犯罪而喪生；人權組織估計，僅開普敦地區每週就發生多達10宗矯正強姦案^[17]。

經歷矯正強姦的倖存者往往承受長期的生理與心理創傷。生理方面，受害者面臨極高的愛滋病毒感染風險、生殖系統損傷及非預期懷孕，部分受害者因而需要墮胎^[10]。心理方面，倖存者普遍出現創傷後壓力症、重度抑鬱症與自殺傾向，並常遭家庭與社區排斥孤立^[21]。

南非平權運動者恩杜米·芬達（Ndumie Funda）的伴侶也曾遭遇矯正強姦，最終因感染愛滋病去世^[22]。許多受害者在案發後長期活在恐懼中，對周遭人群失去信任，並選擇隱藏自己的性傾向，以免再次遇襲^[18]。

儘管南非等國家的憲法禁止性傾向歧視，但其法律制度並未將針對同性戀的犯罪獨立列為仇恨罪行，導致針對女同性戀的暴力事件往往只當作一般強姦案處理，未能反映其仇恨動機^[11]。倡議團體指出，受害者到警局報案時，常遭執法人員不友善對待，警察有時更關注受害者的性傾向，而非調查性侵案件本身^[17]。在尤迪·西梅拉內的案件中，雖然有證詞顯示她因公開的女同性戀身份而長期受到威脅，但法官判刑時仍表示沒有證據證明性傾向是導致她遇害的動機^[23]。這種情況導致大量案件無法成功定罪，定罪率偏低^[8]。

面對這類罪行，各國與國際社會的平權運動者展開了抗爭。在南非，恩杜米·芬達創立了名為「Luleki Sizwe」的支援組織，協助受害者並向政府施壓^[23]。諾克索洛·諾格瓦扎遇害後，Change.org網站上超過17萬人簽署請願書，要求南非政府採取行動制止矯正強姦^[20]。在民間壓力下，南非司法部於2011年5月宣布成立專案小組，負責研究將針對同性戀及跨性別族群的暴力行為列為仇恨罪行、評估是否對基於性傾向的強姦案實施更嚴厲的判刑，並計劃為警察、社工及司法人員提供培訓，以及設立專門庇護所^[20]。

在牙買加，儘管面臨極大的生命威脅（例如牙買加女同性戀、全性戀與男同性戀論壇創辦人布萊恩·威廉森於2004年遭謀殺），當地的LGBT倡議團體仍持續秘密運作，為女同性戀者提供安全的聚會場所與支援網絡^[7]。

在印度，廣泛的性暴力與父權體制問題近年來備受關注。自2012年德里輪姦案發生後，印度社會各界（包括寶萊塢影星與公眾人物）開始積極發起反強姦運動。例如，演員發起的「反強姦與歧視男性聯盟」運動，旨在顛覆傳統的男性氣概觀念，挑戰導致女性被物化及各類性暴力的系統性性別偏見與「指責受害人」文化^[24]。

多個國際人權機構已將矯正強姦列為侵犯人權的行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報告指出，基於性傾向與性別認同的暴力行為（包括強姦）嚴重違反了國際法所保障的生命權與免受酷刑的權利^[12]。國際酷刑受害者康復委員會的全球調查顯示，加害者經常將矯正強姦及其他形式的性暴力用作性傾向扭轉治療的手段，這類行為在多個國家均有記錄，構成殘忍、不人道及有辱人格的待遇^[25]。人權倡議者呼籲各國政府制定具體的仇恨罪行法案，並透過教育改變社會對多元性別的偏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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