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認偏誤

確認偏誤（或稱確認偏差、證實偏差、肯證偏誤、驗證偏誤、驗證性偏見、我方偏见，英語：Confirmation bias）[1]是個人選擇性地回憶、蒐集有利細節，忽略不利或矛盾的資訊，來支持自己已有的想法或假设的趋势[2][3][4]，属於認知偏誤的其中一类以及归纳推理中的一个系统性错误。当人们选择性收集或回忆信息时，又或带有偏见地解读信息时，他们便展现了確認偏誤。

這種偏見尤其顯見於带有强烈情绪的問題和傳統觀念上。例如，人們面對情傷，大多難以割捨，會在反覆的情緒中來回擺盪掙扎，過程中不斷回顧並對自己給予合理的解釋與交代，直到身心得到平衡安頓為止。另外，經常進行相似的操作，也容易產生確認偏誤，人們常會因為熟悉有關行動而過於自滿，甚至忽略當前的重要資訊；飛行員出現確認偏誤即是導致空難的成因之一[5]。

定义和背景

确认偏差最初曾被作为一个涵盖范围较广的概念使用。后来，英国心理学家彼得·华生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将其定义为“倾向于关注和接受与自身假设相一致的信息，而非与假设相矛盾的信息”。[6]

确认偏差是一种信息加工过程中的认知现象。它不同于被称为“行为确认效应”（俗称“自我实现预言”）的现象。行为确认效应是指个体的预期会影响自身行为，并最终促使预期结果成为现实。[7]

对于“确认偏误”的定义，心理学界存在不同理解。一些心理学家认为，它主要表现为个体有选择地搜集支持既有信念的证据，同时忽视或否定支持其他结论的证据。另一些心理学家则采用更宽泛的定义，认为确认偏误不仅体现在证据搜集阶段，还表现在证据解释和信息回忆过程中，即个体倾向于以维护原有信念的方式处理信息。[8][9]确认偏误通常并非源于有意识的欺骗行为，而是由自动化、无意识的认知加工过程所产生。[10][11]

类型

确认偏误被描述为内心的“应声虫”，就像查尔斯·狄更斯笔下的人物尤赖亚·希普一样，不断重复着一个人的想法。[12]

有偏见的搜索信息

实验研究反复发现，人们倾向于以片面的方式检验假设，即主动寻找与当前假设相一致的证据。[13]他们通常不会全面搜集所有相关证据，而是会通过精心设计问题的方式，获取支持自身观点的肯定性答案。[14]他们更关注假设成立时应当出现哪些现象，而较少考虑假设不成立时可能出现什么结果。例如，当某人怀疑一个数字是3时，可能会问“它是奇数吗？”而不是询问其他类型的问题。人们往往偏好这种被称为“阳性检验”的提问方式。即使像“它是偶数吗？”这样的“阴性检验”能够提供相同的信息，他们仍然更倾向于前者。[15]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总是寻找必然获得肯定答案的测试。在一些研究中，受试者可以在表面上支持假设的伪检验和真正具有诊断价值的检验之间进行选择，结果发现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后者。[16][17]

对阳性检验的偏好本身并不一定构成偏见，因为阳性结果往往能够提供大量信息。[18]然而，当这种倾向与其他认知因素结合时，无论原有信念或假设是否正确，都可能导致其得到进一步强化。在现实生活中，证据往往复杂且相互矛盾。对于同一个人，人们可以通过关注其行为的不同方面来支持截然不同的评价。因此，只要有选择地寻找证据，几乎任何假设都可能获得支持。问题的表述方式便是一个典型例子。例如，被问及“你对自己的社交生活满意吗？”的人，通常会比被问及“你对自己的社交生活不满意吗？”的人表现出更高的满意度。[19]

即使只是措辞上的细微差异，也会影响人们的信息搜索方式，进而影响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一项关于虚构子女监护权案件的研究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现象。[20]参与者了解到，家长A在多个方面都较为适合担任监护人；而家长B则同时具备突出的优点和明显的缺点，例如与孩子关系亲密，但由于工作原因经常长时间离家。当被问及“哪位家长应该获得孩子的监护权”时，大多数参与者选择了家长B，主要依据其显著优点。然而，当问题改为“哪位家长应该被剥夺监护权”时，参与者则更多关注其缺点，大多数人认为应当剥夺家长B的监护权。这意味着，仅仅改变问题的表述方式，就足以导致人们得出截然不同的判断。

类似研究表明，人们在搜寻信息时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向性，但这种现象会受到人们对真正具有诊断价值信息的偏好的限制。在一项经典实验中，参与者需要根据访谈内容判断另一名受访者在内向—外向人格维度上的特点，并从预先提供的问题列表中选择访谈问题。当受访者被描述为内向者时，参与者倾向于选择诸如“你觉得嘈杂聚会最令人不舒服的地方是什么？”之类默认其内向的问题；当受访者被描述为外向者时，他们则倾向于提出“你会怎样让沉闷的聚会变得热闹起来？”之类默认其外向的问题。这些带有预设立场的问题几乎不给受访者反驳既有判断的机会。[21]在后续实验中，研究者增加了更多中性且具有诊断价值的问题，例如“你会主动回避社交活动吗？”[22]结果发现，参与者更愿意选择这类问题，仅表现出轻微的阳性检验偏好。其他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相比单纯寻求支持自身假设的信息，人们往往更偏好能够真正帮助判断事实的信息。

人格特质也会影响这种带有偏向性的信息搜索过程。[23]个体在面对外界挑战时维护自身态度和信念的能力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与“选择性接触”密切相关。所谓选择性接触，是指人们倾向于接触与自身信念一致的信息，而回避与之相矛盾的信息。[24]有研究发现，自信水平较高的人更愿意接触与自身立场相反的信息，以便构建反驳对方的论据。例如，他们可能主动阅读持不同政治立场媒体发布的新闻，以寻找可以反驳的观点。[25]相比之下，自信程度较低的人则更倾向于接触支持自身立场的信息。因此，人们在形成和评估论据时，往往会优先采用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26]不过，自信程度越高，对支持性信息的依赖反而可能越低。

另一项研究要求参与者完成一项复杂的规则发现任务。[27]实验中，计算机屏幕上的物体按照某种隐藏规则运动，参与者需要通过不断尝试找出这一规则。他们可以通过控制物体运动来验证自己的假设。然而，即使实验持续长达十个小时，也没有任何参与者完全发现系统的真实规则。大多数人倾向于不断寻找能够验证自己假设的证据，而不是主动尝试推翻假设。他们很少考虑其他可能的解释。即使面对直接否定其假设的客观证据，许多人仍然继续重复原有测试方式。研究者后来向部分参与者讲解了正确的假设检验方法，但这种指导几乎没有产生明显效果。

对信息的有偏见的解读

确认偏差不仅限于证据收集过程，即使面对相同的信息，不同个体也可能产生不同的解读。[28]

聪明人之所以会相信一些奇怪的事情，是因为他们善于捍卫自己出于不明智的原因而形成的观点。
— 迈克尔·舍默

斯坦福大学研究团队曾进行一项实验，参与者均对死刑持有明确立场，其中一半支持死刑，另一半反对死刑。[29]每位参与者阅读两项研究的简介：一项比较美国各州是否实行死刑的情况，另一项比较某州引入死刑前后谋杀率的变化。在阅读完每项研究简介后，参与者被询问其观点是否发生变化。随后，他们阅读研究的详细内容，并对研究的严谨性和说服力进行评价。实验中使用的两项研究均为虚构。一半参与者被告知其中一项研究支持死刑的威慑作用，另一项研究否定这一作用；另一半参与者则被告知两项研究的结论相反。[30]

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在阅读第一项研究后都表示自己的态度略有变化。但在阅读两项研究的详细内容后，大多数参与者恢复了原有立场。无论证据指向何种结论，他们都会更多关注支持自身观点的信息，而较少关注与之相矛盾的内容。参与者通常认为支持自身立场的研究比与其立场相悖的研究更具说服力。[31]一位死刑支持者认为一项削弱威慑作用的研究“时间跨度不够长”，而一位反对者则认为同一项研究“没有提供足够有力的反驳证据”。该实验结果表明，人们往往会对与自身信念相矛盾的观点设定更高的证据标准。这种现象被称为“证伪偏差”，并得到其他实验的支持。[32]

另一项关于偏见性解释的研究发生于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参与者均对候选人持有明确立场。研究人员向他们展示了来自乔治·沃克·布什、约翰·克里以及一位政治中立公众人物的若干看似矛盾的言论，并提供相关背景信息，使这些言论具有合理解释。参与者需要判断这些言论是否前后矛盾。[33]结果显示，参与者更倾向于将自己反对的候选人的言论判断为矛盾，而对自己支持的候选人的言论则更容易接受其解释。

核磁共振扫描仪使研究人员能够研究人脑如何处理矛盾信息。

在实验过程中，参与者同时接受磁共振成像（MRI）扫描。结果显示，当参与者评估自己支持的候选人的矛盾言论时，大脑中与情绪处理相关的区域会被激活，而在评价其他人物时则不会出现同样的反应。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差异并非单纯源于推理错误，而与认知失调的调节过程有关。参与者会通过重新解释信息的方式，减轻因发现支持对象存在不合理或虚伪行为而产生的不适感。[33]

这种偏见性解释并不会随着智力水平的提高而消失。一项实验首先通过SAT成绩评估参与者的智力水平，随后向他们提供有关汽车安全问题的信息，并改变汽车的产地信息。结果显示，美国参与者更倾向于支持禁止危险的德国汽车在美国道路上行驶，而对同样危险的美国汽车则相对宽容。这种判断偏差与参与者的智力水平无明显关联。[26]

偏见性解释并不限于具有情感色彩的话题。在另一项实验中，参与者阅读了一则盗窃案件，并对支持或反对某人有罪的证据重要性进行评分。结果发现，当参与者预先假定该人物有罪时，会认为支持其有罪的证据更为重要，而降低与之相矛盾证据的重要性。[34]

对信息的回忆存在偏差

人们可能会选择性地记住某些证据，以强化自身的预期，即使他们以中立的方式收集和解读证据。这种现象被称为“选择性回忆”“确认性记忆”或“提取偏向记忆”。[35]对于选择性回忆，不同心理学理论有不同解释。图式理论认为，与既有预期一致的信息比不一致的信息更容易被储存和回忆。[36]一些替代理论则认为，令人意外的信息更加突出，因此更容易被记住。这两种理论的预测均在不同实验情境中得到支持，但尚无一种理论能够完全解释所有实验结果。[37]

在一项研究中，参与者阅读了一名女性的个人简介，其中同时包含内向和外向的人格特征。随后，他们需要回忆该女性表现出内向和外向特征的事例。[38]一组参与者被告知，这是为了评估她是否适合担任图书管理员；另一组则被告知，这是为了评估她是否适合担任房地产销售员。结果显示，两组参与者的回忆内容存在明显差异：“图书管理员”组回忆出更多内向的事例，而“销售员”组则回忆出更多外向的行为。选择性记忆效应也出现在操纵人格类型吸引力的实验中。[39]其中一项实验中，一组参与者被告知外向的人比内向的人更容易获得成功，而另一组参与者则被告知相反的情况。在随后一项看似无关的研究中，参与者被要求回忆自己生活中与内向或外向人格相关的经历。结果显示，各组参与者都回忆出更多与被认为更理想的人格特质相关的记忆，而且这些记忆被提取出来的速度也更快。[40]

情绪状态的变化也会影响记忆提取。[41][42]参与者曾被要求评估自己最初得知辛普森被判无罪时的感受。他们分别在审判结束后一周、两个月和一年后描述自己对判决的情绪反应及其确信程度。结果显示，参与者对于辛普森是否有罪的判断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其观点变化越大，对最初情绪反应的记忆也越不稳定。当参与者在两个月和一年后回忆最初的情绪反应时，其回忆内容往往与当时的观点更加接近。研究表明，人们在讨论争议性议题时会表现出明显的自我中心偏差，记忆提取和经验重构会受到当前情绪状态的影响。

自我中心偏差也被发现会影响记忆回忆的准确性。[42]在一项实验中，丧偶者分别在配偶去世六个月和五年后评估自身的悲伤程度。参与者普遍认为，自己在六个月时的悲伤程度高于五年后。然而，当他们在五年后回忆配偶去世六个月时的感受时，其回忆中的悲伤程度与当时的实际记录并不完全一致，而是与当前的情绪状态更为接近。[41]这表明，人们往往会利用当前的情绪状态来解释过去的情感体验，情绪记忆可能会受到当前情绪的影响而被重新构建。

一项研究还显示，选择性记忆可能有助于维持人们对超感官知觉（ESP）的信念。[43]研究人员分别向相信和不相信超感官知觉的参与者展示有关ESP实验的描述。每组中一半参与者被告知实验结果支持ESP的存在，另一半则被告知实验结果不支持ESP。在随后的测试中，除阅读了不支持ESP证据的相信者外，其他参与者均能较准确地回忆实验内容。而这些相信者不仅记住的信息较少，其中部分人还错误地记得实验结果支持ESP的存在。

个体差异

人们曾一度认为，自我中心偏差与智力水平有关。然而，研究表明，自我中心偏差更多受到理性思维能力的影响，而非智力水平。[44]自我中心偏差会导致人们难以有效、合理地评估与自身立场相反的观点。研究指出，自我中心偏差与缺乏“积极开放的思维方式”有关，即缺乏主动思考自身观点为何可能错误的倾向。在实证研究中，自我中心偏差通常以支持自身观点的证据与支持相反观点的证据之比来衡量。[45]

一项研究发现，个体在自我中心偏差方面存在差异。该研究探讨了文化背景下通过学习形成且可以改变的个体差异。研究者发现，不同个体在论证能力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研究表明，演绎推理能力、克服信念偏差的能力、认识论理解以及思维倾向等因素，都是推理、论证以及反驳能力的重要预测指标。[46][47][48]

克里斯托弗·沃尔夫和安妮·布里特的一项研究还探讨了个体对于“什么是好的论证”的理解如何成为偏差的来源，并影响其构建论证的方式。该研究考察了论证方式的个体差异，并要求参与者撰写文章。参与者被随机分配撰写支持或反对其原有立场的文章，同时接受平衡式或非限制式指导要求。平衡式指导要求参与者构建兼顾正反两方面观点的论证，而非限制式指导则不对论证方式作出要求。[45]

结果显示，平衡式指导显著提高了论证中对立信息出现的频率。研究还表明，个人信念本身并非自我中心偏差的直接来源。然而，那些认为良好论证应主要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参与者，反而比其他参与者更容易表现出自我中心偏差。这一结果支持了巴伦提出的观点，即人们对于“良好思考”的理解会影响其构建论证的方式。[45]

发现

弗朗西斯·培根

非正式观察

在心理学界对确认偏差展开系统研究之前，类似现象已在历史文献中有所记载。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约前460年—约前395年）。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道：“人们总是习惯于把自己渴望的事情寄托于轻率的希望，而用理性去否定自己不愿接受的事情。”[49]意大利诗人但丁·阿利吉耶里（1265—1321）在《神曲》中也提到类似现象。在书中，托马斯·阿奎那 告诫但丁：“仓促形成的意见往往容易走向错误，而对自身观点的执着则会束缚人的思想。”[50]伊本·赫勒敦在其著作《历史绪论》中也有类似论述：[51]

历史记载难免夹杂谬误，其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便是对特定观点或学派的偏袒。如果一个人的思想受到某种观点或教派的影响，他便会轻易接受与自身立场一致的信息。偏见和党派之争会削弱批判能力，阻碍理性考察，其结果便是错误的信息被接受并传播。

在《新工具论》中，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52]指出，对证据的偏向性判断是各种迷信现象的重要根源。他写道：[53]

人类的理解一旦接受某种观点，便会设法让其他事物都支持和证明这一观点。即使反面的证据更多、更有说服力，人们也会选择忽视、轻视，或通过各种方式将其排除在外。

德国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844年）第二卷中指出：“一个已经被接受的假设，会使人敏锐地发现所有支持它的事物，而对与之相矛盾的事物视而不见。”[54]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1897年发表的论文《什么是艺术》中写道：[55]

我发现，大多数人不仅包括普通人，甚至包括那些能够理解复杂科学、数学和哲学问题的人，一旦需要承认自己长期坚持并引以为傲的观点是错误的，往往也难以接受最简单、最明显的事实。

托尔斯泰在1894年发表的论文《天国在你心中》中还写道：[56]

即使是最迟钝的人，只要尚未对某个问题形成固定观念，也能够理解最复杂的问题；但即使是最聪明的人，如果坚信自己已经毫无疑问地掌握了真理，也可能无法理解最简单的事情。

假设检验（证伪）解释（Wason）

在彼得·沃森于1960年发表的最初实验中（当时尚未提出“确认偏差”这一术语），参与者需要反复推测一个适用于三位数字序列的规则。实验开始时，他们被告知序列（2,4,6）符合该规则。随后，参与者自行提出其他数字三元组，由实验者告知这些三元组是否符合规则。[3]

实际规则非常简单，即“任意递增数列”。然而，大多数参与者未能发现这一规则，而是倾向于提出更具体的假设，例如“中间数字是首尾两个数字的平均数”。[57]参与者通常只检验能够支持自身假设的正例，即提出符合其假设规则的数字三元组。例如，如果参与者认为规则是“每个数字都比前一个数字大2”，他们往往会给出（11,13,15）这样的序列来验证假设，而较少提出（11,12,19）这类可能推翻假设的序列。[58]

沃森将这一现象解释为人们倾向于寻求证实而非证伪自身假设，并据此提出“确认偏差”这一概念。[59][60]此后，他还利用确认偏差解释其“选择任务实验”的结果。[61]在该实验的多种变式中，参与者普遍表现不佳，往往忽视那些可能反驳或证伪其假设的信息。[62][63]

如果真规则 (T) 包含当前假设 (H)，那么阳性检验（检验 H 是否为 T）将不会表明该假设是错误的。
如果真实规则 (T)与当前假设 (H)重叠，那么阴性检验或阳性检验都有可能证伪 H。
当工作假设 (H) 包含真实规则 (T) 时，正向检验是证伪 H 的唯一方法。

假设检验（正态检验策略）解释（Klayman 和 Ha）

1987年，Joshua Klayman 和 Young-Won Ha 在一篇论文中指出，沃森的实验实际上未必能够直接证明确认偏差的存在，而更可能反映出人们倾向于让检验结果与当前假设保持一致。[64]他们将这种现象称为“阳性检验策略”。阳性检验策略被认为是一种启发式方法，即一种虽然并不完全准确，但能够降低认知负担的推理捷径。[65]Klayman 和 Ha没有采用沃森所依据的证伪主义框架，而是以贝叶斯概率和信息论作为评估假设检验的标准。根据这些理论，每个问题的答案所提供的信息量取决于个体原有的信念。因此，理想的科学检验应当能够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由于信息价值受到先验概率的影响，阳性检验有时能够提供大量信息，有时则作用有限。Klayman 和 Ha认为，在现实情境中，人们通常是在寻找某个发生概率较低的特定答案，因此阳性检验往往比阴性检验更具参考价值。然而，在沃森的规则发现任务中，正确答案——“任意递增数列”——本身属于范围较广的规则，因此阳性检验难以提供足够有效的信息。为验证这一观点，两人引用了一项改进实验。在该实验中，“符合规则”和“不符合规则”分别被替换为“DAX”和“MED”，以避免向参与者暗示实验目标是寻找某个低概率规则。结果显示，参与者在这一版本中的表现明显优于原实验。[66][67]

在这些批评的影响下，相关研究的重点逐渐从“人们是在验证还是证伪假设”转向“人们采用的检验方式能够提供多少有效信息”。对于确认偏差本质的进一步探讨，也推动了心理学家对信息加工过程及其认知影响展开更广泛的研究。[68]

信息处理解释

目前，关于确认偏差的信息处理机制主要有三种解释，近年来又出现了第四种解释。

认知动机解释

快乐的事情更容易被记住。

根据罗伯特·麦克库恩的观点，大多数偏向性证据处理是认知因素与动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69]

确认偏差的认知解释强调，人们处理复杂任务的能力存在局限，因此会依赖各种被称为“启发式”的认知捷径。[70]例如，人们可能利用可得性捷思法来判断证据的可靠性，即依据某一想法在头脑中出现的难易程度进行判断。[71]由于人们在同一时间通常只能集中考虑一种观点，因此很难同时检验多个竞争性假设。[3]另一种启发式策略是Klayman和Ha提出的“阳性检验策略”，即通过考察某种特征或事件预期出现的情形来检验假设。这种策略避免了计算各种可能问题诊断价值的复杂过程。然而，由于其并非在所有情境下都可靠，因此可能导致人们忽视对既有信念的挑战。[3][18]

动机解释强调个体慾望对信念形成和维持的影响。[3][72]研究表明，人们通常更偏好积极信息而非消极信息，这种现象被称为“波丽安娜效应”。[73]应用于确认偏差时，这意味着人们更容易接受自己期望得到的结论。实验发现，人们对不愿接受的观点往往要求更严格的证据标准，而对自己偏好的观点则要求较低。换言之，对于某些主张，人们会问“我可以相信它吗？”；而对于另一些主张，则会问“我必须相信它吗？”[74][75]社会心理学家齐瓦·昆达认为，动机会产生偏向，而认知因素则决定这种偏向的程度。她的理论结合了认知解释与动机解释两种观点。[3]

成本效益解释

成本效益分析解释认为，人们检验假设时并非单纯追求客观真相，而是会权衡不同错误可能带来的代价。[76]James Friedrich借鉴演化心理學观点指出，人们在判断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避免代价最大的错误。例如，雇主在面试时可能提出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因为其目标是筛除不适合的应聘者。[77]Yaacov Trope和Akiva Liberman进一步提出，人们会比较两类错误：接受错误的假设，以及拒绝正确的假设。当两种错误的代价不同时，偏向性的信息搜寻和评价可能成为一种相对合理的策略。[78]研究还发现，确认偏差可能与社会交往能力有关。例如，当一个人给他人的第一印象是内向时，与其询问“你喜欢热闹的聚会吗？”，不如询问“你在社交场合会感到不自在吗？”。后者更符合对方的特征，也更容易建立良好的交流关系。[79]一项针对大学生的研究发现，自我监控能力较强、对社会情境更敏感的人，更倾向于根据交谈对象的特点调整提问方式。[79]

探索性思维与验证性思维

心理学家Jennifer Lerner和Philip Tetlock区分了两种思维模式：探索性思维和验证性思维。探索性思维以相对中立的态度考察多种观点，并尝试预想各种可能的反对意见；验证性思维则主要致力于为既定立场寻找依据和支持。研究表明，当人们预期需要向立场已知且意见明确的人解释自己的观点时，更容易采取验证性思维。当他们预期需要向知识丰富、关心事实真相且立场未知的人说明自己的观点时，则更有可能进行批判性和逻辑性思考。Lerner和Tetlock认为，由于后一种情境较为少见，因此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倾向于采用验证性思维。[80][81][82]

信念维护

发展心理学家Eve Whitmore认为，确认偏差所涉及的信念和偏见可能起源于儿童时期应对困境时形成的想象和自我安慰机制。这些机制随着成长逐渐演变为更加复杂的自我欺骗和认知错觉。青少年时期批判性思维的发展与既有信念之间的冲突，可能促使个体对错误信念进行合理化，而这种倾向最终会变得自动化和无意识化。[83]

最优信息获取

近年来，一些经济学研究对确认偏差完全属于认知缺陷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84]这类研究认为，在获取和处理信息需要付出时间与资源成本的情况下，优先寻找支持性证据可能是一种理性的策略。与广泛搜寻反驳性信息相比，将有限注意力集中于与现有判断最相关的信息来源，往往能够提高决策效率。

经济学家钟维杰提出的模型表明，在时间有限且信息获取存在成本的条件下，人们倾向于优先寻找确认性信息。当预期中的确认性证据持续出现时，个体对原有判断的信心会增强；反之，如果长期未能获得预期信息，则会逐渐降低对原有假设的信任，并进行信念更新。这一观点认为，寻求确认性证据并不一定是非理性的偏差，也可能是有限认知资源条件下的一种优化策略。[85]

现实世界的影响

社交媒体

在社交媒體环境中，信息茧房和回音室效应（又称“算法筛选”）会放大确认偏差，使人们更容易接触与自身观点一致的信息，而忽视相反意见。[86]部分学者认为，确认偏差是信息茧房难以消除的重要原因，因为人们天然倾向于寻找符合既有价值观和信念的信息。[87]也有研究者指出，信息茧房与回音室效应的共同作用可能削弱民主决策过程。由于算法推荐机制会减少不同观点之间的接触，选民可能难以获得全面的信息，从而影响政治判断。[88][86]

社交媒体的发展也推动了虚假新闻的快速传播。确认偏差被认为是阻碍人们识别虚假信息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启发式思维以及社会动机或同侪压力，也会影响人们对信息真实性的判断。[89]

为减少虚假新闻的传播，一些社交媒体平台开始尝试采用“数字助推”策略。[90]其主要形式包括信息助推和呈现助推。信息助推是通过免责声明或警示标签提示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呈现助推则是主动向用户展示不同观点的信息，以增加其接触多元意见的机会，从而减轻确认偏差的影响。[91]

科学与科学研究

科学思维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同时寻求支持性证据和反驳性证据，即兼顾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92][93]

科学史上曾多次出现科学家因选择性解释或忽视不利数据而抵制新发现的情况。[3]多项研究表明，科学家往往会对符合自身既有观点的研究给予更高评价，而对与其观点不一致的研究评价较低。[11][94][95]

然而，在研究问题具有科学价值、实验设计合理且数据报告完整的前提下，无论研究结果是否符合既有理论预测，其经验数据都应受到同等重视。[95]在实际研究中，研究人员有时会误解、曲解甚至忽略与自身观点不一致的研究，也可能错误引用这些研究，使其看似支持自己的论点。[96]

确认偏差还可能在证据有限或相互矛盾的情况下维持某些理论或研究计划的延续，[62][97]超心理学领域常被用作相关案例。[98]

实验者的确认偏差也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呈现方式。与预期不符的数据更容易被视为不可靠而遭到舍弃，这种现象被称为“发表偏倚”。[99]为减少此类偏差，现代科学研究发展出随机对照试验、系统综述等方法，以尽可能降低偏差的影响。[99][100]

同行评审制度也旨在减少个别研究者偏见对科学结论的影响。[101][102][103][104][95]然而，同行评审本身同样可能受到确认偏差的影响。因此，确认偏差可能妨碍研究者客观评价与既有结论不一致的证据，并降低修正原有观点的意愿。[94]科学创新者经常会遇到来自科学界的阻力，而提出争议性结果的研究也经常受到严厉的同行评审。[105]

金融

确认偏差可能导致投资者过度自信，并忽视自身投资策略存在风险的证据。[12][106]有关政治预测市场的研究发现，能够较为客观地解读候选人辩论表现的投资者，通常比持有强烈党派立场的投资者获得更高收益。[107]为了减轻确认偏差的影响，投资者有时会主动从相反立场审视自己的投资决策。[108]例如，设想投资已经失败，并分析可能导致失败的原因。[12]

医学与健康

认知偏差是影响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临床决策的重要因素，其中确认偏差和可得性偏差尤为常见。医生有时会在诊疗初期形成初步诊断，并随后主要寻找支持该诊断的证据，而较少考虑可能推翻诊断的信息。这种现象与锚定效应有关，即过早依赖某一解释，而未充分评估其他可能性。[109]在急诊医学中，由于时间有限且需要频繁作出决策，医生更容易依赖启发式判断。因此，医学教育越来越重视认知偏差的识别与纠正，并发展出相应的去偏差策略。[110]确认偏差还可能导致不必要的医疗行为。例如，当患者坚持某种诊断或治疗方案时，医生可能受到影响而采取并非必要的医疗措施。[111]

精神障碍诊断主要依赖临床观察和患者自述，而非客观检测，因此更容易受到确认偏差的影响。若从业者过早形成诊断结论，后续信息可能被选择性地解释为支持该诊断。[112]

心理学家雷蒙德·尼克尔森认为，在现代科学医学形成之前，许多长期流行但缺乏疗效的治疗方法之所以能够持续存在，与确认偏差密切相关。[3]当患者病情好转时，人们倾向于将结果归因于治疗本身，而忽略疾病自然恢复等其他可能解释。现代替代医学也常被认为受到类似影响。其支持者往往重视个案经验等正面证据，而对系统性的科学研究结果持更高的怀疑态度。[113][114][115]

20世纪60年代初，心理学家 Aaron T. Beck 创立认知疗法，[116]并提出信息加工偏差是抑郁症的重要因素之一。[117]认知疗法强调以更加客观的方式评估证据，而非选择性关注消极信息。[52]研究还发现，恐惧症和疑病症同样与针对威胁信息的确认偏差有关。[118]

司法与政治

模拟审判使研究人员能够在真实的场景中检验确认偏差。

心理学家雷蒙德·尼克尔森认为，司法和政治领域中的推理过程有时会受到无意识偏见的影响，从而倾向于支持法官、陪审团或政府机构已经接受的结论。[3]由于陪审团审判中的证据往往较为复杂，而陪审员通常会在审判早期形成初步判断，因此随着证据不断增加，其原有立场可能进一步强化，即出现态度极化现象。模拟陪审团实验也证实了这一预测。[119][120]无论是纠问式还是对抗式刑事司法制度，都可能受到确认偏差的影响。[121]

确认偏差还可能导致冲突的产生或升级，从激烈争论到战争皆是如此。双方往往倾向于以有利于自身立场的方式解释证据，因此容易高估自身优势。[122]另一方面，确认偏差也可能导致人们忽视或误判潜在冲突的征兆。例如，心理学家斯图尔特·萨瑟兰和托马斯·基达认为，美国海军上将哈斯本德·E·金梅尔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淡化相关预警信号时，表现出了确认偏差。[123][62]

政治心理学家 Philip E. Tetlock 对政治评论员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追踪研究，发现他们的预测准确率整体上并不优于随机猜测。泰特洛克将专家分为“狐狸”和“刺猬”两类：前者能够同时考虑多种解释和假设，后者则倾向于坚持单一理论框架。研究发现，“刺猬型”专家的预测准确率明显较低。泰特洛克认为，确认偏差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这类专家较难吸收与既有观点相矛盾的新信息。[124]

在刑事调查中，侦查人员有时会在调查早期锁定某名嫌疑人，随后主要搜集支持这一判断的证据，而忽视或轻视可能排除嫌疑的证据。[125]

自我概念与自尊

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在获取和解释有关自身的信息时，往往受到“自我验证”和“自我提升”两种动机的影响。[126]自我验证是指维持既有自我形象的倾向，自我提升则是指寻求积极评价的倾向。这两种动机都会受到确认偏差的影响。实验表明，当人们收到与自身认知不一致的反馈时，往往较少关注或记住这些信息；相反，与自我认知一致的信息则更容易被接受和保留。[127][128][129]对于不符合自身形象的信息，人们通常会倾向于认为其不够可靠，从而降低其影响力。[127][130][131]类似研究还发现，人们普遍更偏好积极反馈以及提供积极反馈的人，而不喜欢负面评价及其来源。[126]

群体性错觉

确认偏差被认为是群体性错觉传播的重要机制之一。历史上的猎巫运动常被视为相关例证。[132][133]

另一个案例是美国西雅图发生的“挡风玻璃点蚀事件”。当地一度流传大量汽车挡风玻璃出现不明损伤的说法。随着消息传播，越来越多人开始仔细检查自己的挡风玻璃，并发现类似痕迹，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所谓“流行现象”的印象。事后分析认为，这些损伤原本就已经存在，只是在事件受到关注之前未被特别留意。[134]

超自然信仰

确认偏差被认为是占卜、通灵等超自然信仰具有吸引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接受占卜的人往往会主动将模糊、笼统的描述与自身经历对应起来，从而认为占卜内容准确。[135]这也是“冷读术”的基本原理。通灵者通常会给出大量模糊而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陈述，使听众更容易从中找到与自身情况相符的内容。调查员 James Randi 的研究发现，客户对于“说中的部分”具有明显的选择性记忆，而容易忽略未能对应的内容。[136]

尼克尔森还以“金字塔数字学”为例说明确认偏差的作用。研究者可以从埃及金字塔中选取不同的尺寸数据，并通过各种计算和组合方式寻找特殊数值关系。[3]由于可供选择的数据和计算方法众多，因此往往能够发现一些看似令人惊讶的对应关系，例如与地球尺寸之间的巧合联系。

招聘与甄选

招聘过程中存在的无意识认知偏差可能影响录用决策，并对组织的多元化与包容性产生影响。确认偏差被认为是招聘环节中较为常见的一种认知偏差，尤其是在面试阶段。[137]面试官有时会倾向于关注支持自身初步印象的信息，并优先选择符合既有预期的候选人。即使其他候选人拥有相当甚至更优的资历，也可能因此处于不利地位。

相关影响和结果

意见两极分化

当持有相反观点的人以带有偏见的方式解读新信息时，他们的观点可能会进一步分歧。这被称为“态度极化”。[138]一项实验证实了这种效应：实验中，参与者从两个隐藏的箱子中依次抽取红球和黑球。参与者知道，其中一个箱子里装有60%的黑球和40%的红球，另一个箱子里装有40%的黑球和60%的红球。实验人员安排抽出的球呈现红黑交替的顺序，而这种顺序对任何一个箱子都没有明显优势。每次抽球后，一组参与者被要求大声说出他们认为球来自哪个箱子的概率判断。这些参与者往往随着抽球次数的增加而越来越自信——无论他们最初认为60%黑球的箱子还是60%红球的箱子更有可能是球的来源，他们对概率的估计都会不断提高。另一组参与者则被要求在一系列抽球结束后才说出概率估计，而不是在每次抽球后立即作出判断。他们没有表现出极化效应，这表明极化效应并不一定发生在人们仅仅持有相反立场时，而更可能发生在他们公开表达自己立场的过程中。[139]

一项较不抽象的研究是斯坦福大学关于偏见性解读的实验。在该实验中，对死刑持有强烈观点的参与者阅读了一些相互矛盾的实验证据。23%的参与者表示，他们的观点变得更加极端，而且这种自我报告的变化与他们最初的态度密切相关。[29]在后续实验中，参与者也表示，在面对模棱两可的信息时，他们的观点变得更加极端。然而，对他们在接触新证据前后态度的比较显示，并没有显著变化，这表明自我报告中的变化可能并不反映真实的态度转变。[32][138][140]基于这些实验，迪安娜·库恩和约瑟夫·劳认为，极化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现象，但远非不可避免，它只发生在少数情况下；而且，极化不仅会受到混合证据的影响，甚至仅仅是思考某个议题本身也可能引发极化。[138]

查尔斯·塔伯和米尔顿·洛奇认为，斯坦福团队的研究结果难以重复验证，是因为后续实验中使用的论点过于抽象或晦涩，难以引发情绪反应。塔伯和洛奇的研究采用了枪支管制和平权行动这两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32]他们测量了参与者在阅读正反双方论点前后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变化。两组参与者表现出了态度极化：一组是原本持有强烈观点的人，另一组是具有较高政治知识水平的人。在这项研究的部分内容中，参与者可以从实验人员准备的信息来源列表中自行选择阅读哪些资料。例如，他们可以选择阅读美国全国步枪协会或布雷迪反手枪联盟关于枪支管制的论点。即使被要求保持客观公正，参与者仍然更倾向于阅读支持自身既有观点的论点，而不是与自身观点相悖的论点。这种带有偏向性的信息搜索与极化效应密切相关。[32]

反噬效应（Backfire effect）是指人们在面对与自身信念相悖的证据时，不仅拒绝接受这些证据，反而更加坚定原有信念的现象。[141][142]该术语由布伦丹·尼汉和杰森·雷夫勒于2010年提出。[143]然而，后续研究未能重复验证支持“反噬效应”的发现。[144]俄亥俄州立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一项研究调查了10,100名参与者，涉及52个预期可能引发“反噬效应”的不同议题。虽然研究结果确实表明，人们不愿接受与自身既有观念相矛盾的事实，但并未发现任何“反噬效应”的案例。[145]此后，“反噬效应”逐渐被视为一种较为罕见的现象，而非普遍存在的心理机制。[146]（参见“回旋镖效应”）

坚持已被证伪的观点

信念能够经受住强有力的逻辑或经验挑战。即使大多数持中立态度的观察者都会认为，从逻辑上讲，这些信念理应有所削弱，但它们依然能够存在，甚至还能得到加强。即便其最初的证据基础完全被摧毁，它们依然能够屹立不倒。
—  Lee Ross 和 Craig Anderson

确认偏差为信念在最初的证据消失或遭到有力反驳后仍然持续存在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3]这种“信念固着效应”最早由费斯廷格、里肯和沙赫特通过实地研究加以证实。几位研究者与一个坚信世界将于1954年12月21日毁灭的宗教团体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预言落空后，大多数信徒仍然坚持原有信念。他们将这项研究出版成书，书名恰为《当预言落空时》。[147]

不过，“信念坚持”这一术语是在一系列采用所谓“事后揭秘范式”的实验中提出的：参与者先阅读支持某一假设的虚假证据，研究者测量其态度变化；随后详细说明这些证据实际上是虚构的，并再次测量参与者的态度，以观察其信念是否恢复到原有水平。[148]

一项常见的研究发现是，即使经过完整的事后说明，最初形成的信念通常仍会部分保留下来。[149]在一项实验中，参与者需要区分真假遗书。研究人员随机提供反馈：部分参与者被告知自己表现良好，另一部分则被告知表现较差。即使在实验结束后获得完整说明，参与者仍然受到最初反馈的影响。他们依然认为自己在这类任务上的表现高于或低于平均水平，而这种判断取决于最初获得的反馈内容。[150]

在另一项研究中，参与者阅读了两名消防员的工作绩效评价以及他们在风险规避测试中的回答。[147]这些虚构数据被设计为显示正相关或负相关：部分参与者被告知，喜欢冒险的消防员表现更好；另一些参与者则被告知，冒险型消防员的表现不如规避风险的同事。[151]即使这些案例是真实的，它们在科学上也不足以作为关于消防员整体情况的结论依据。然而，参与者却认为这些案例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当研究人员说明这些案例完全是虚构的之后，参与者对两者之间关系的信念虽然有所减弱，但仍保留了约一半的原始效应。后续访谈表明，参与者理解并认真对待了实验说明。他们似乎相信这些说明，但认为被证伪的信息与自己的个人信念并无直接关系。

持续影响效应是指，即使错误信息已经被撤回或更正，它仍会继续影响人们对某一事件的记忆和推理。即使个体接受了更正后的信息，这种现象仍然会发生。[152]

偏好尽早获取信息

实验表明，即使信息出现的先后顺序与事实无关，人们仍会赋予较早出现的信息更高的权重。例如，人们对一个被描述为“聪明、勤奋、冲动、挑剔、固执、嫉妒”的人的印象，通常会好于对同样词语按相反顺序排列时形成的印象。[153]这种非理性的首因效应独立于记忆中的首因效应。后者指的是序列中较早出现的信息更容易被记住。[153]偏见性解读可以解释这种现象：当人们接触到最初的信息后，会形成一个暂时性的假设，而这一假设会影响他们对后续信息的理解。[3]

一项关于非理性首因效应的实验使用了彩色筹码，这些筹码据称来自两个不同的瓮。参与者已知两个瓮的颜色分布，并需要判断筹码来自其中一个瓮的概率。[153]实际上，筹码颜色的出现顺序是预先安排好的。前30次抽取的结果倾向于支持其中一个瓮，而后30次则倾向于支持另一个瓮。[3]整个序列总体上是中性的，因此从理性角度来看，两个瓮被选中的概率应当相同。然而，在完成60次抽取后，参与者仍倾向于选择前30次抽取结果所暗示的那个瓮。[153]

另一项实验采用逐渐清晰的幻灯片图像。实验开始时，图像模糊难辨，随着幻灯片不断播放，图像逐渐变得清晰。[153]每张幻灯片播放后，参与者都需要猜测图中的物体是什么。即使图像后来已经清晰到其他人能够轻易辨认，最初猜错的参与者仍然倾向于坚持原先的判断。[3]

事件之间的错觉关联

错觉相关是指人们倾向于在实际上并不存在关联的数据之间感知到相关关系。[154]这种现象最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一系列实验中得到证实。[155]在一项实验中，参与者阅读了一组精神病学案例研究，其中包含罗夏墨迹测验的反应记录。参与者认为，同性恋男性更可能在墨迹中看到臀部、肛门或性别模糊的图像。事实上，这些虚构案例经过精心设计，同性恋男性报告此类图像的概率并不高于异性恋男性；在实验的某些版本中，这一概率甚至更低。[154]另一项调查发现，一些经验丰富的精神分析师也报告了同样的错觉关联，即认为同性恋与这些图像反应之间存在联系。[154][155]

另一项研究记录了关节炎患者在15个月期间的症状变化以及同期天气状况。几乎所有患者都认为自己的疼痛与天气变化有关，但实际统计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相关关系。[156]

例子
天气 雨天 晴天
关节炎 14 6
无关节炎 7 2

这种效应体现了一种带有偏向性的解释方式，即客观上中性甚至不利的证据，也可能被解读为支持既有信念。它也与假设检验过程中的偏差有关。[157]在判断两个事件（例如疾病与恶劣天气）是否存在关联时，人们往往过度依赖正例的数量。在上述例子中，即同时出现疼痛和恶劣天气的情况。他们相对较少关注其他类型的观察结果，例如没有疼痛或天气晴朗的情况。[158]这种现象与假设检验中依赖阳性结果的倾向类似。[157]它也可能反映了选择性回忆的作用，因为人们更容易回忆起两个事件同时发生的时候，因此会认为它们之间存在关联。[157]

不可挑戰的信仰

回顧與重新認知的過程會建構一個新的認知事實，面對挑戰時信仰反而再強化，它受到個人價值觀、家人或傳統社會的壓力、或宗教信仰等批判或趨避的影響，而傾向採取對自己較為有利的說法或選擇性的認知，以合理化整個事件，進而化解外部壓力並獲得身心上的平衡。例如說主張某宗教團體是邪教的人將該宗教經典中一些荒誕迷信的內容，及該團體一些信徒像是不顧配偶反對攜帶自家小孩參加宗教活動等偏激的行為，給當成該團體是邪教的證據，卻忽略宗教經典的內容或部分信徒偏激的個人行為，與一個團體是否是邪教未必相關；或者相信算命的人聽到命理師講的話之後，就採信命理師的話，並把自己過去發生的事情當中，和命理師講述的相似的部分，給當成算命準確的證據；又例如當談及槍枝管制問題時，人們常偏好支持自己原立場，觀點，也傾向將模稜兩可的事實做有利於自己的解釋。

偏見的搜索、理解和回憶，常被用來說明態度極化（即使爭論雙方都依附於相同的根據，爭執仍變得極端）、信念固著（在反證出現後依然堅信原有看法）、非理性首因效應（即強烈的「先入為主」效應）及錯覺相關（對二件偶然事件做無根據的連結的傾向）等現象。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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