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马碑

下马碑主要立于以下三种建筑群前：各朝各代的皇家墓陵（如明十三陵、清西陵）、祭祀或供奉先君圣祖的庙宇（如孔庙、历代帝王庙）(宗教聖地)、帝王宫殿（如南京故宫、北京故宫、沈阳故宫）。可知最早的下马碑在山东省曲阜市孔庙的正门前，初立于金·明昌二年（1191年），而后又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重立，保留至今。中国历史上的各朝各代均在其疆域上立过下马碑，除中国大陆地区以外，在汉字文化圈影响到的周边国家与地区亦有竖立下马碑的习惯。各地下马碑举例有：中国大陆北京历代帝王庙[參⁠ 1]、臺灣臺南孔庙[參⁠ 2]、朝鲜开城善竹橋[參⁠ 3]、韩国首爾宗庙[參⁠ 4]及東關王廟、琉球那霸崇元寺[參⁠ 5]、日本八幡石清水八幡宮[參⁠ 6]、越南河内文庙[參⁠ 7]、蒙古国巴伦布兰庆宁寺[參⁠ 8]。香港与澳門历史上雖然没有建过孔庙或皇家陵寝，但一些傳統建築如宗祠等也有下马碑，例如香港屏山鄧氏宗祠前就有下馬碑。

后金皇太极在位时期，建州女真人在中国东北地区使用过满文或满文汉文合璧的下马碑。而后清朝康熙年间首先立满文汉文蒙古文三文合璧的下马碑。乾隆年间增加了藏文、察合台文和托忒文，使得现今所见文字最多的下马碑为六文合璧的下马碑，北京历代帝王庙正门前左右侧的两幢下马碑便是一例。北京历代帝王庙正门（南门）前左右两侧各立一幢下马碑，各刻三文。右侧东下马碑碑阳面由左向右分别刻着汉文、满文、托忒文。左侧西下马碑碑阳面由左向右分别刻着藏文、蒙古文、察合台文。两碑碑阴均有文字，各碑碑阳文字均是另碑碑阴文字。满文别称“清文”，即满语书面语在清朝的书写形式；托忒文即漠西蒙古文，今称蒙古语西部方言，使用接近蒙古文字的托忒字母书写；藏文别称“番文”、“西番文”、“两番文”，即藏语书面语在清朝的书写形式；蒙古文简称“蒙文”，即蒙古语书面语在清朝的书写形式；察合台文别称“回文”、“回子文”、“回回文”，即今维吾尔语在清朝的书面语——察合台语的书写形式[註⁠ 1]。历代帝王庙前的景德街早在明·嘉靖年间因兴建帝王庙改为步行街[參⁠ 9]，是北京最早的步行街之一。

下马碑碑文多为提醒路过人员下马的言辞。其汉文碑文一律采用繁体字楷书纵排人工刻写。满文、蒙古文和托忒文同样按照各自书写习惯的楷体纵排人工刻写。而藏文和察合台文则按照二语的书写习惯横排刻写，各行一至三字，刻不下则按音节断音改行刻写。其中藏文由左向右刻写，察合台文由右向左。满、蒙、藏、托忒文句末有各自文字的传统句号标点（᠈与 །），汉、察二文句末无标点。以下不完整的列出各地各文的下马碑碑文（鼠标悬浮词上可获取文字转写注音信息）：

置于四合院外的上马石

人员在逾过下马碑前，下马出轿，或步行进入庙宇、陵墓、宫殿等建筑物内，或步行走过门前到达另一侧的下马碑后方可上马回轿。为停留马匹的方便，客人若在殿府内过夜则有仆人迁走马匹喂饮水和饲料，若暂留，下马碑旁有拴马桩供马匹主人拴迁马匹使用。一些较大的王府官府有专门的马厩，不在门前立拴马桩。北京宣武门原有一条拴马桩胡同[註⁠ 2]，功能类似于现代的停車場，是进宫人士暂养马匹的场所。离走时又有“”形的两台阶式上马石，方便客人登马。明代翰林院大学士金幼孜作了一首《晚出西長安街詩》，谈到出宫步行西长安街走过西长安门后便可“登鞍”上马：

白髮蒼蒼老從官，籃輿自便懶登鞍。
京華久住郊遊少，惟有西山總耐看。[參⁠ 10]

韓國東關王廟的下馬碑

虽然下马碑并不属于石刻艺术，但由于其多为朝廷或地方衙门官方所制，石料质地以及雕刻的工匠水平都高于凡常。在古代，下马碑的数量相对较多，因其平凡所以一直没有引起文物保护单位的重视。经过数百年的周折，石碑数量大减，而且现存石碑多有风化、破损、断裂等痕迹。北京历代帝王庙的两幢石碑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以破四旧的名义从基石上搬下、砸断并埋入地里，直至1999年10月文化部门在修缮历代帝王庙时才被挖掘出来，移回正门两侧，恢复了原貌。现在中国各地的下马碑都被列入保护文物名单，成为不可交易的国宝。沈阳故宫东门外南北两侧各立一幢下马碑，立于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刻有汉、满、蒙、回、藏五文。1999年6月21日凌晨2时许，福满楼餐饮有限公司司机，卢志会，驾驶一辆奔驰轿车撞上北侧的下马碑，石碑倒裂，卢当场死亡。因为下马碑不是售卖物品，所以属于“无价之宝”，沈阳故宫博物院方面参考鉴定小组的建议，确定被撞裂的北下马碑为中国国家一级文物，索取赔款2700万元人民币。2000年此案在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2005年送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下马碑最终以2000万元人民币为基数，车主赔偿100万元人民币。2008年10月22日沈阳故宫博物院将现代复制的一幢下马石碑立于北碑原位置，将撞裂的原石碑放在馆内保存。[參⁠ 11][參⁠ 12][參⁠ 13]

• 拴马桩
• 上马石
• 四合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