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病夫

「东亚病夫」一词最早出现为“东方病夫”，出自当时上海英国人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1896年10月17日的一篇文章，作者是英国人，批評官僚腐敗、風氣惡劣的晚清政府。西方人用“病夫”批評很多政府，如19世紀中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波斯，而當時德國因為基於在19世紀末內政及外政問題不斷也曾經被批評是歐洲病夫[1][2]。

另一篇同樣刊于1896年的《萬國公報》上的文章〈探本窮源論〉，作者是外國傳教士李佳白，將中國比喻成病人，作者則自居爲“醫師”，替中國開了不少“藥方”──文章分別以“論弊病之情形”、“論弊病之源流”、“論除弊病之外感”、“論除弊病之根”等爲主題，系統講述作者對改革清政府的吏治、財政、教育等各個方面的意見[3]。

實際上，歐洲人認爲中國人衛生習慣不好，批評中國髒亂與醫學落後，他們卻很少說中國人體質孱弱。相反地，不少外國醫師認爲，中國人在如此惡劣環境還能生活，表現出強大的免疫力，身體勇健[4]。

1903年前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改变了西方的“中国病夫论”的内涵。梁启超在《新民说》第一次用“病夫”這個本身西方只用來批評官僚腐敗、風氣惡劣的政府[1][2]的名詞来形容所有的中国人，說：“夫中国一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新民说》一发表，用“病夫”来形容中国精神落后、麻木不仁，也成为舆论界的时髦。1903年，陈天华写作《警世钟》，就说：“外洋人不骂（中国人）为东方病夫，就骂为野蛮贱种。”[5]

1905年，小说《孽海花》出版，其作者曾朴即公开署名“东亚病夫”；此書风行一时，是当时顶尖的畅销书，“东亚病夫”一词也迅速流传开来（事实上，曾朴本人使用“东亚病夫”来自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本人的身体不好）。此後，中国人自己将“东亚病夫”与国民体质问题纠缠到一起。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东亚病夫”从来就是外国人对中华儿女的蔑称。许多中國人对“东亚病夫”一词的理解是清末中国人吸鸦片导致身体瘦弱，所以遭外国人轻视，也近似于人们所说的“鸦片烟鬼”[2][5][6]；現代也有中國人也將嚴重二手菸害、空氣污染及黑心食品視為東亞病夫再現[7]。

曾有这样的故事流传：

在1936年在德國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运会，中國代表團參加近三十个比赛项目，代表团共140余人。后来在所有的参赛项目中，除撑杆跳选手符保盧进入复赛外，其余的参赛人在初赛就已经被遭淘汰，中国奥运会代表团全军覆没。这些中国运动员在回国途经新加坡时，当地的报刊上发表了一幅外国人讽刺又嘲笑中国人的漫画：在奥运五环旗下，一群头蓄长辫、长袍马褂、形容枯瘦的中国人，用担架扛着一个大鸭蛋，题为“东亚病夫”。

但新华网认为，此故事也有若干可疑之处。第一，至今尚未有人找到1936年中国人在新加坡看见的那幅漫画，所以这个故事只能算是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说。第二，漫画上画着一个“硕大无比”的鸭蛋，但外国人并不会像华人一样用“鸭蛋”来形容“零”字。[2]

日後“东方病夫”成了中國人常用的詞彙。1918年的一本《中国体育史》的序言中：“我国右文左武，相沿千载，积弱既形，遂称东方病夫之国。喧腾寰区，耻孰甚焉！近十年来，国民迷梦渐觉，始省重文之习，不足为治，于是结社设会，研究体育。” 1920年代中国流行的一本通俗小说《近代侠义英雄传》描写，一位俄国大力士說：“鄙人在国内的时候，曾听得人说，中国是东方病夫之国，全国的人，都和病夫一般，没有注重体育的。鄙人当时不甚相信，嗣游历欧美各国，所闻大抵如此。及到了中国，细察社会的情形，乃能证明鄙人前此所闻的，确非虚假。”[5]

1956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提出：“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8]郭沫若亦有《全运会闭幕》诗云：“中华儿女今舒畅，东亚病夫已健康。”

此詞也用在中國反日情緒上。在李小龙电影《精武门》和亞洲電視的《大俠霍元甲》、《精武门》等功夫影视剧，对日本人蔑称中国人“东亚病夫”这一谬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虹口道场的日本人派人来公祭霍元甲，送上「东亚病夫」牌匾。而当时陈真不甘國民被侮辱，瞒着众师兄弟，独自将横额送回虹口道场，以一敌多，以迷踪拳及双节棍打败日本人；并且在公园内凌空踢碎「華人與狗不得進入」的告示牌。但情节却是虚构杜撰。[9]

當在國際運動賽事獲勝，中華人民共和國媒體有時也會出現「抛弃了东亚病夫」、「把东亚病夫的帽子彻底甩到太平洋里去了！」等字眼，作爲對運動員的讚美與愛國心的表現。[2][10][11]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楊瑞松在《想像民族恥辱：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東亞病夫”》提出幾點解釋。首先，當時社會達爾文主義被引介到中國，宣稱適者生存的鬥爭不只存在於個體之間、也存在民族之間，於是個人身體強弱和民族興衰直接關聯上。此外，傳教士與改革人士倡議禁絕鴉片與廢除纏足，於是中國人的身體問題就和「病夫」一詞直接連上。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救亡，不但求助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且也求助于民族主义，创造出“中华民族”的概念，而且还创造出“炎黄子孙”这一“同宗同种”的意象。「東亞病夫」其實是中國人為激發民族主義情緒所做的自我汙名化。随着民族主义的日渐高涨，被刻意阐释成西方对中国人体质的侮辱的“东亚病夫”，也终于普及到中國人的内心深处[3][4][5]。

• 楊瑞松：〈想像民族恥辱：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東亞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