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時，李大釗與吳廷康會面進行討論。

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列强勢力陸續侵入中國，使得社會結構從发生改变，陸續發生太平天國運動以及辛亥革命。與此同時現代工業技術的發展使得中國出現工人並且不斷成長，到了1919年時人數已經達到200萬人左右。1919年3月共产国际在苏俄成立，通过了《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布哈林起草的《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和托洛茨基起草的《共产国际致全世界无产者宣言》，鼓励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3]。中國共產黨的想法最早起源自1919年五四運動以及所引起的新文化運動，當時許多改進中國社會的主張引起許多討論，而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等激進意識形態也被中國知識分子引入，並且和工人運動開始結合[4]。不過早在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有關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的思想在中國成為熱門。其中許多主張共產主義可以改善中國社會的學者在新文化運動期間，於中國各地建立起共產主義研究小組[5]。與此同時，李大釗則成為首位公開支持列寧主義與世界革命的中國知識分子[6]。1919年3月俄國第三國際宣告成立，鼓勵全世界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進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7]。到了隔年，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領導的第三國際成立共產國際遠東局。

1919年，俄共（布）決定在東亞發動民眾鬥爭。[8]1920年初，李大釗和陳獨秀等人開始有關於建立共產黨討論。1920年4月，共產國際遠東局派遣維經斯基（化名吳廷康）、季托夫、謝列布里亞科夫、庫茲涅佐娃、楊明齋（翻譯）五人作為代表前往觀察中國狀況，計畫在上海建立第三國際東亞書記處並且在中國組建共產黨。吳廷康隨後在翻譯楊明齋陪同下先是前往北京與李大釗會面，之後則到訪上海和陳獨秀共同商討建黨問題。同年5月開始，陳獨秀邀請李漢俊、李達、俞秀松等共產主義支持者共同商討建黨事宜。7月，在華俄共黨員開會，認為應盡快成立中國共產黨。[9]同年8月，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俞秀松等人在上海組織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並且推選陳獨秀為書記，後來這在上海組建的首個中國共產黨組織被稱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後，實際上成為中國各地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1920年夏，李汉俊写信给董必武、张国恩，要他们在武汉筹建共产党的组织。除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商谈建立党组织外，陈独秀亦委派刘伯垂从上海抵达武汉。他与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张国恩、郑凯卿等人多次商议，取得共识[10]。1920年8月，在武昌董必武、张国恩的寓所，刘伯垂、董必武、包惠僧、陈潭秋、张国恩、郑凯卿、赵子健7人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包惠僧为支部书记[10]

1920年10月，李大釗、張申府和張國燾發起成立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並且由李大釗擔任負責人。而在早期組織建立後，包括羅章龍、劉仁靜、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范鴻劼、張太雷等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員先後加入。[11]

儘管李大釗和陳獨秀就是否要在中華民國政壇從事政治改革之論點有所差異[12]，然而兩人都把俄國十月革命作為開創性的行動，認為它預示著許多被壓迫的國家即將進入新的時代[12]。1920年秋季，施存統、週佛海等人在日本東京建立旅日共產黨早期組織，由施存統為負責人。同年秋冬之際，毛澤東、何叔衡等人在長沙市以新民學會骨幹為核心，秘密組建共產黨早期組織。1920年年底至1921年年初，王盡美、鄧恩銘等人則在濟南市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在與無政府主義者組織的共產黨決裂後，1921年春季陳獨秀聯合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等人重新組建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並且先後由陳獨秀和譚平山擔任書記。同一年張申府、周恩來、趙世炎、劉清揚等人在法國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學生組成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並以張申府為負責人。這些早期組建後來中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並未統一名稱，其名稱包括有「共產黨」、「共產黨支部」或者是「共產黨小組」，後來則被通稱為「共產主義小組」或「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這些在各地成立的共產主義小組最早參考了列寧所提出的先鋒主義運作[13]，並且被蔡和森等學術界視為中國共產黨的雛形[14]。

這些共產主義工作小組成員有組織且有計劃地擴大有關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宣傳，並且批判各類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同時還在各個地方還發起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創辦工人刊物、開辦工人學校，並且領導工人成立工會以發動工人運動，這些進一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工人運動的結合。其中在1920年9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把《新青年》雜誌改為自身公開刊物，同年11月又創辦了在中國各個主要城市秘密發行的《共產黨》月刊。新青年出版社還翻譯《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以及發行多份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小冊子。各地共產主義小組也積極創辦了以工人為主要讀者的通俗刊物，藉此對工人進行階級意識的啟蒙教育，這包括有上海市發行的《勞動界》，北京市發行的《勞動音》和《工人月刊》、濟南市發行的《濟南勞動月刊》、廣州市發行的《勞動者》等。各地共產主義小組以此為基礎積極深入工人群眾，進而舉辦工人夜校和建立工會組織，同時還在各地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

根據《中國共産黨早期組織及其成員研究》，早期黨組織共有58名成員，分別上海共産黨早期組織成員爲14人、北京黨的早期組織成員爲16人、長沙成員爲6人、武漢成員爲8人、濟南爲3人、廣州爲4人、旅法爲5人、旅日爲2人。[15][16]

这个八个小组的名称并不统一，有多种称谓[2]，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已正式使用共产党的名称，北京称共产党小组，后改稱北京共产党支部，湖北称共产党武汉支部，广州最初名為共產黨，當時還有無政府主義者，後無政府主義者退出，組織更名為广州共产党[19][1]。1926年，苏联人葛萨廖夫在《中国共产党简史》一书中，第一次使用“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名称[2]。1936年6月7日[1]，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在中文版[2]《共产国际》杂志发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文，文章中使用了这一名称。或认为因陈潭秋的使用，使这一名称在此后得到传播。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相关组织则使用“共产党小组织”的称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共产主义小组”一称被广泛传播[1]。同时，某些小组的组织性并不完备。如日本小组，仅施存统、周佛海二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亦仅毛泽东、何叔衡二人。毛泽东逝世后的1980年代开始[20]，中国学界对长沙小组是否存在有对立观点[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