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建築史

南朝建築遺物無存，亦無如北朝建築能從敦煌壁畫及佛教石窟得知其形像，只能從少量墓葬壁畫及經百濟傳於日本的飛鳥樣間接推斷其形像。一般認為，南朝建築因為氣候濕暖，夯土容易濕埳，因此比北方建築更早擺脫土木混合結構承重，早期南朝技術上亦較為先進，成為北朝建築模仿對象[1]。南朝建築木構建多數外露，無夯土牆包裹，風格秀美勁挺。史載南朝建有大量佛塔，多為類似飛鳥樣法隆寺五重塔，以塔心柱為中心，四面圍有井幹壁斗拱鋪作層的樓閣式純木結構塔。南朝建築傳統與北朝迥異，宮殿正殿好用雙數開間，承漢魏之習。《通典》載宋建太廟正室十四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六間，《通志》亦載有十二間明堂[2]。另外，日本法隆寺中門亦作四開間，可為旁證。南朝建築多塗為赤白，木構建塗朱紅，牆壁、拱眼等刷白灰。部份奢華佛寺如建康同泰寺以赤石脂泥遍刷紅色。立柱多用梭柱，亦有八角柱等制。柱用料多為木材，亦有宮中載用黑石雕刻塗金或用銅柱等制。

山西五台山南禅寺大殿（782年）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857年）

隋代統一全國，隋文帝楊堅立國之初休養生息，經濟發展迅速。至隋煬帝大興土木，建立大量如仁壽宮等離宮別苑[3]，遊幸江都更建立大量行宮，勞民傷財之餘同時推動建築技術發展。唐太宗李世民曾批評隋代宮室營造太奢，燒燬部份建築如洛陽則天門，可見隋代宮室十分華麗。隋代建築除磚石塔外已無遺傳，其形像可從墓葬壁畫，敦煌壁畫及出土明器可見一二。

初唐承隋風，貞觀之治時國力大大提升，建築文化南北交融，得到較大發展。初唐早期最大規模的營造活動首推建於龍朔二年的長安大明宮。武周篡唐後，大興營建，於東都洛陽建明堂，方88米，復原高約86米，體量極大。遺址發掘後復原為全木構建築，非早期夯土承重結構，可見當時木構建築技術已經非常成熟。唐代初年國際交流頻繁，日本多次派出遣唐使傳入中土文化，初唐建築樣式亦通過中日交流傳播日本，日本建築史學稱為白鳳樣。

隋及初唐建築斗拱多在柱上立櫨斗，上承一拱一枋扶壁，柱間以雙層不出頭闌額連結成為縱架。出挑斗拱多為單材，偷心造，最多可作雙抄單昂三出跳。最外跳承令拱不出頭，梁尾不作出跳，垂直截平不作耍頭狀。補間鋪作多為單補間曲腳人字拱，鴕峰或蜀柱[4]。立柱有用梭柱，圓柱，方柱及八角柱等例。隋及初唐早期木構建築構架未能完全脫離土木混合結構，大明宮含元殿及麟德殿等大體量建築均使用厚承重牆。屋面檐口曲線柔和，起翹不明顯。隋代部份歇山屋頂仍使用漢魏早期兩段式做法，亦有連為一連續舉折曲線例子，為並行做法。用瓦多為灰色陶瓦，宮署建築多用滲碳磨光的青掍瓦，多用蓮紋瓦當。宮殿建築多用綠琉璃瓦作剪邊，亦偶見黃琉璃瓦或三彩瓦。正脊兩端施鴟尾，初唐鴟尾形狀簡潔，末端較向內彎。木構構件多遍刷赤白，部份建築外部施有彩畫。

開元之治後，唐代國力到達頂峰，建築技術亦快速發展，這時期建築技術的進步是空前的。斗拱結構趨向成熟，從敦煌壁畫可見，轉角三向出跳問題已經解決，出現逐跳計心七鋪作重拱造，補間出跳等形式。出跳亦最多達雙抄雙昂四出跳。令拱開始交出耍頭。扶壁仍用一拱一枋，如初唐之制。[5]

代表性建築：永樂宮、蘆溝橋、長虹橋

建築著作：宋《元祐營造法式》、營造方式由宋代將作監少監李誡奉命由元祐法式重編為營造法式

金代建築承繼遼代北方建築傳統，但揉入纖巧的宋風，使金代建築比遼代建築更為秀麗，缺少遼代建築的雄渾。金代建築構架大量使用減柱造及移柱造，典型例子有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另外，金代件築亦有部份手法如斜拱於營造法式未見，可視為一地方特點。

西夏建築木構已無遺傳，謹剩下小數磚石塔。其木構建築可從敦煌壁畫窺見其形像，從西夏晚期榆林第三窟可見，西夏佛寺好用重檐，還有龜頭屋抱廈，組合十分複雜。屋頂舉高十分陡峭，起翹明顯，斗拱較小而且密集，使用普柏枋，額闌斷面大，彩畫用色青綠，宋金影響明顯。[6]

元代建築大木鋪作層進一步簡化，用材比兩宋建築進一步縮小，補間鋪作已超過宋式兩朵之限。元代北方建築好用未經加工的原木構件，常見使用彎曲的大梁。元代南方建築承南宋地方傳統個別發展。江浙地區五山十剎等大形佛寺式樣繼續影響日本禪宗樣建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