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士良

唐順宗時進宮，侍太子東宮，授掖庭局宫教博士，赐绯鱼袋。唐憲宗登基后，加宣徽供奉官，赐紫金鱼袋，元和元年（806年）闰六月转朝散大夫、内侍省内给事，宣徽供奉官如故。十月拜内常侍，其余官职如故。三年（808年）以本官充内外五坊使，不久迁宣徽供奉官。曾随军参与元和五年（810年）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吐突承璀抓捕昭义军节度使卢从史的行动。十年（815年）加大中大夫、内侍省内常侍，不久以本官出京為平盧监军，次年（816年）奉诏回京，以内侍依前任宣徽供奉官，以本官职充淮西行宣慰使。十五年（820年）迁云麾将军、右监门卫将军，充内外五坊使，赐上柱国，又进封南安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冬季加冠军大将军。[1]

长庆初年，撤销五坊使，仇士良进封开国子，不久进为侯爵，食邑一千户，宣徽供奉官等皆如故。二年（822年）除授凤翔监军使，又进封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宝历二年（826年）征回，复为宣徽供奉，进封郡公，食邑二千户，不久除授鄂岳监军使，[1]得武昌军节度使牛僧孺以礼相待。[2]

太和元年（827年）入为宣徽供奉官，转内坊典内侍省。不久拜右神策军副使。二年（828年）升为右领军卫将军内外五坊使，所到之处逼小吏供饷，暴行胜过盗贼。[3]六年（832年）真拜内侍知省事。次年（833年）转大盈库使，领染坊，仍知省事。[1]

武宗登基后，加仇士良加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二月迁骠骑大将军，封楚国公，[28]食邑三千户，实封三百户。[1][3]仇士良仍称赞牛僧孺。[2]

仇士良请求按开府推荐儿子荫官的规定推荐自己的养子荫官千牛备身，给事中李中敏反对，说：“开府的确有儿子荫官的资格，但谒者监是宦官，怎么有儿子？”仇士良羞惭而愤怒。当时杨嗣复已被贬，新任宰相李德裕忌恨杨嗣复，认为李中敏是杨嗣复一党，将其外贬。[24][29]

仇士良又频繁诬陷劉弘逸、薛季稜、杨嗣复、李珏。会昌元年（841年）二月，武宗赐仇士良纪功碑，诏右仆射李程作文。[28]三月，武宗赐死刘、薛，派使者去潭州和桂州赐死分别被贬为湖南和桂管观察使的杨、李。在李德裕、崔珙、崔郸、陈夷行四宰相劝阻下，杨、李得免，改为远放。[3][24][26][30]

仇士良被加食实封二百户。八月，加观军容使，兼统左右三军。[1]他因李德裕掌权而忌恨。会昌二年（842年）四月，武宗计划受尊号，御丹凤楼宣布大赦天下。仇士良听闻宰相、度支商议在大赦诏书中提到削减禁军的衣食、马粮等，藉故試圖發動神策軍等大赦令下就去丹凤楼抗议，李德裕得知之後逃到武宗處，请求在延英殿自辩。武宗怒，出面派宦官宣谕两军说赦书没有这项内容，且赦书是他而非宰相的意思，斥责仇士良和神策军将领们传谣，并以滅族恐嚇，士兵於是不敢造次，但知大勢去矣，仇士良也害怕谢罪。[3][24][28]

期间仇士良与刘从谏继续互相攻击，刘从谏称仇士良有罪，仇士良称刘从谏谋反。刘从谏献上一匹高九尺的马贺武宗登基，武宗不受，刘从谏认为是仇士良作梗，愤而杀了那匹马。此后刘从谏与朝廷关系恶化，彼此猜忌，实质独立于朝廷。他得知仇士良正得宠，担忧疑惑下想亲自入朝，又担心不能免祸，最后于會昌三年（843年）四月病亡，[20]临死时寻求以养子也是侄子刘稹继任。武宗拒绝，命刘稹护丧归东都洛阳，刘稹抗命，称与仇士良有仇，不敢离开昭义军。武宗遂讨伐刘稹。[31]

会昌三年（843年）正月，仇士良擢孟秀荣为湖南监军，两日后又擢为都判官，置于左右。[32]

武宗对仇士良表面上示以尊寵，實抑其權。仇士良有所察觉，当月自称老病请求任散官，于是以左卫上将军兼内侍监、知省事。六月，以左卫上将军、内侍监致仕。[1]離朝時，士良叮囑送他回私宅的宦官說，須誘使皇帝縱樂，使其無暇讀書和接見朝臣，以鞏固宦官擅政的局面。宦官们对他再拜诚谢而去。[3][31]

当月，士良卒于广化里私宅。[1][28]赠扬州大都督。[3]次日，武宗诛仇士良孔目官郑中丞、张端公等四人。七月，刘稹上表说刘从谏因言仇士良罪恶而得罪权贵，所以自己不敢回朝，只求活命。武宗不许。[31]

次年（844年）正月，仇士良归葬万年县宁安乡凤栖原社季村。[1]同年，被宦官檢舉家藏武器，搜得兵仗数千件，下詔削官爵，籍沒其家。[3][28][31]又次年（845年），刘稹被镇压。

大中五年（851年），唐宣宗为仇士良“平反昭雪”，并树碑纪功。有郑薰所撰《内侍省监楚国公仇士良神道碑》。[1]

孟秀荣在元和三年（808年）曾任“凤翔府仇将军小判官”，当时凤翔并无仇姓节度使，此仇将军或为凤翔监军，或即仇士良。

《新唐书·元稹传》记载：监察御史元稹住在敷水驛，仇士良夜间来到，元稹不把正寝让给他住，仇士良愤而打伤了他的脸。御史中丞王播奏称谁先到谁住正寝。唐宪宗偏袒仇士良而贬了元稹。《唐实录》《新唐书·仇士良传》同。但按《旧唐书·元稹传》及白居易奏疏，当事宦官为刘士元。赵翼《廿二史札记》、吕思勉《隋唐五代史》认为当时刘士元和仇士良都来到了敷水驛，仇士良仅为亲历者而非动手者。吴伟斌《元稹评传》认为仇士良是刘士元的上级，白居易仅提及直接动手的刘士元而回避了高位的仇士良。吴伟斌更指出，仇士良与大宦官吐突承璀关系密切，而元稹与吐突承璀的政敌宰相李绛为友，元稹在淮西平叛前线突然被召回继而外贬通州恰在仇士良任淮西行营宣慰使期间，当是吐突承璀和仇士良对元稹的迫害。

《旧唐书·王守澄传》《资治通鉴》指在王守澄等拥立文宗的过程中，仇士良作为神策军右领军将军也参与其中有功，但王守澄打压仇士良，不予赏赐，仇士良因此记恨。但按《仇士良神道碑》，仇士良当时任武昌监军，不在京城，次年才回京，后来才担任神策军右领军卫将军。神道碑也没有提及仇士良曾参与拥立文宗。

《新唐书·仇士良传》称甘露之变后，仇士良、鱼弘志召翰林学士崔慎由到秘殿，诈称太皇太后有命另立新君，命他草诏。崔慎由惊呼此事会让自己灭族，宁死不从。仇士良等默然，久后带崔慎由去小殿见文宗，历数文宗过失，文宗俯首。仇士良指着文宗说：“如果不是学士，你就不能坐在这里了。”送崔慎由出去，要他保密，不然祸及宗族。崔慎由将此事记下来，临死交给儿子崔胤，所以崔胤厌恶宦官。但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指出这段材料出自皮光业《见闻录》，崔慎由大中初年才入朝为官乃至担任翰林学士，开成年间并未入朝，故不可信。

《新唐书·仇士良传》将刘从谏上书记载在李石遇刺前后。

《旧唐书·武宗纪》《新唐书·武宗纪》《旧唐书·王起传》、贾纬《唐年补录》将劉弘逸、薛季稜之死记载为开成五年八月率禁军护文宗灵驾到陵墓时想趁机起兵杀仇士良、鱼弘志，另立新君，失败伏诛。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称他采信《唐实录》《旧唐书·杨嗣复传》的版本，故没有采信此说。

黄楼《神策军与中晚唐宦官政治》根据仇士良得势后牛僧孺没有复出拜相，认为《牛僧孺墓志》对牛僧孺和仇士良的关系亲密程度有所夸大。

司马光《资治通鉴》认为王涯、贾餗身居高位享受荣华富贵却与小人为伍，不匡扶社稷，苟且偷安，是上天要族诛他们，而非仇士良。[6]

司马光《资治通鉴》评价仇士良等为最有代表性的唐朝宦官。[33]

宋徽宗年间，宦官权力渐渐很大，御史中丞丰稷怀抱《唐书·仇士良传》在徽宗面前读，读了数行，徽宗说已经懂了，丰稷像没听到一样读完才停止。[34]

绍兴元年（1131年），宰相范宗尹向宋高宗上奏仇士良告其徒之言，宋高宗以为然。[35]

明景帝登基时，侍讲刘定之举仇士良为恶宦官的例子。[36]

明武宗年间，宦官掌权，南京御史陆昆偕十三道御史薄彦徽、葛浩、贡安甫、王蕃、史良佐、李熙、任诺、姚学礼、张鸣凤、蒋钦、曹闵、黄昭道、王弘、萧乾元等上疏极谏，引用了仇士良教宦官引导君主奢靡的话。[37]

明神宗年间，皇太子四年没有接受讲学，礼部左侍郎掌部事杨道宾引用仇士良的话极言上谏。[38]

• 曾祖父仇上客，正议大夫、内给事，赐绯鱼袋
• 祖父仇奉诠，朝议大夫、内常侍，赐紫金鱼袋
• 父仇文晟，追赠特进、左监门卫将军，赐紫金鱼袋
• 妻鲁国夫人安定胡氏（842年去世），故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赠户部尚书胡承恩之女
• 长子宣徽使、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省内给事、赐紫金鱼袋仇从广
• 次子光禄大夫、检校散骑常侍、持节曹州诸军事、守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国、南安县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仇亢宗
• 三子阁门使、朝散大夫、行内侍省内府局丞、赐绯鱼袋仇从源
• 四子邠宁监军使、中散大夫、行内侍省内侍局丞、赐绯鱼袋仇从渭
• 五子仇从潩[1]
• 女儿南安县君，嫁李好古

学者杜文玉指出宦官仇文义与仇士良同族，又与仇文晟连名，故仇文晟也是宦官。鉴于仇上客、仇奉诠、仇文晟、仇士良为宦官，他们和子女们可能是收养关系。

• 第二次宦官時代
• 甘露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