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
八股文又称八比文[1]、八章文、时文、時藝、制艺,是中国明、清皇朝及越南阮朝考试制度中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1。
隋唐开始,中国出现了开科取士的科举制度,開出中国社会低下层知识分子能成为上层官僚的途径。在隋唐時,科举中写文章的部分(明经)主要是写诗歌,直到明、清两代才正式转变为八股。
历史背景
明朝八股文
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詔開科舉,對制度、文體都有了明確要求[7]。士人參與科舉考試必須通過三場的考試2。不過寫法或偶或散,初無定規。明宪宗成化年間(1464年-1487年),經王鏊、謝遷、章懋等人提倡,八股文逐漸形成了以講究格律、步驟,並逐漸形成比較嚴格的程式。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始由“经义”变为开考八股文,规定要按八股方式作文,格式严格,限定字数,不许违背经注,不能自由发挥。
题目
題目必须用四书五经中的原文。题目又分大題、小題兩類。
- 鄉試、會試多用大題,題意比較完整。又分連章題、全章題、數節題、一節題、數句題、單句題等等。
- 童試多用小題。其題意多不完整,这是为了避免重题,因童試場次多,且只考《四書》義,不考《五經》義。經歷幾百年後,四书中完整的句子不夠用。考官便想方設法出题,例如:割裂原意,將上下兩章、兩節互不相關的文句合為一題,或各取半句湊成一題,叫做截搭題或冒上題、承下題、上全下偏題、上偏下全題等。
内容
內容須以程朱學派的注釋為準。歷代解經之作很多,科舉考試只用程朱一派。《周易》依程傳朱學本義,《尚書》依朱熹學生蔡沈傳,《詩經》依朱熹《詩集傳》,《春秋》依胡安國傳,而以《左傳》為本事,《禮記》依陳澔集傳,《四書》依朱熹《四書集注》。考生行文命意,必須就題闡釋,依注作解,不得擅自生發,獨出新論。八股文還要求代聖人立言。如題目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及其門人的話,則必須模擬語意,即使是三桓、陽虎、荷蓧丈人、齊人妻妾等各類人物,也要設身處地,肖其口吻。只有記事題和連章題不用模擬口氣。
文章格式
名称 | 另名 | 行文格式 | 内容要求 |
---|---|---|---|
破題 | 无 | 二句散行文字。 | 將題目字面意義破釋。 |
承題 | 无 | 四、五句散行文字。 | 將破題中緊要之意,承接而下,引申而言,使之曉暢。要求明快關連,不可脫節。 |
起講 | 小講、原起 | 散行文字 | 渾寫題意,籠罩全局。 |
起股 | 起比、題比、提股、前股 | 四五句或八九句雙行文字,兩扇句式必須相同,要求相對成文,形成排偶。 | 開始發議論 |
中股 | 中比 | 句式雙行,句数多少無定制。要求相對成文,形成排偶。 | 內容是全篇的重心所在,必須盡情發揮,進一步搜剔題中正反神理奧妙,要求鎖上關下,輕鬆靈活,宜虛不宜實。 |
後股 | 後比 | 句式雙行,多少無定制。需相對成文,形成排偶。 | 作用是暢發中比所未盡,或推開,或墊襯,要求莊重踏實,振起全篇精神。 |
束股 | 束比 | 雙行,每扇二、三句或四、五句。需相對成文,形成排偶。 | 用來回應、提醒全篇而加以收束。 |
大結 | 无 | 散行,不一定用對偶。 | 全文結束語,不用聖賢口氣,可以發揮己意。 |
八股文起承轉合有一定的規矩。最初三股和末一股可採取散文形式,中間四股需用排偶的句子。
字数
八股文的字數有限定。明初制度:鄉試、會試,用《五經》義一道,500字。《四書》義一道,300字。
清朝八股文
清世祖顺治三年(1646年)宣布恢复科举取士,沿用明朝的八股文,做出一些小改变。后来的康熙帝意识到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空疏无用,实于政事无涉”,于1663年废止八股文。1665年,礼部侍郎黄机上疏:“先用经书,使阐发圣言微旨,以观心术。不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请复。”1668年,康熙恢复八股文考试。
1738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书乾隆皇帝:“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应将考试条款改弦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乾隆组织讨论之后,发现没人能提出替代科举之方,这次提议暂且结束。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宣佈停止科举考试使用八股。1904年,清政府举行了最后一次科举,翌年起废除。
大部分与明代类似,但将八股中最后可以发挥己意的大结改为三、四句收束,不能发挥己意思,又叫收結或落下。
评价
選任人才
采用《四书》《五经》这一标准化的教科书,士大夫阶层容易形成一致价值观,共通的语言,降低上下级官员间沟通成本。
義理詮釋的規範
引领風氣
考试标准化
学术影响
八股文题目,内容,格式都限制太严。考生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因此扼杀了作者的创意,也扼殺了讀書人的自由意志。结果造成八股文内容空洞,专讲形式,成了文字游戏。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专研析八股文,但八股文的限制太嚴,而且题目限于经书,束縛了讀書人的思想,程朱義理之學在科舉制度的引導下逐漸僵化。顧炎武言:“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8]
政治影响
讀書人“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竭盡一生精力鑽研八股文的寫法,对政治,社会实际情况缺乏了解。而有些读书人亦对人情世事缺乏了解,一旦为官,缺乏足夠的知識來應付民間大小事情,只好委任幕僚師爺及下級官吏決策事宜,使得吏治日漸敗壞,政治難上軌道。[9]
文化名人的批评
- 杨慎:“本朝以经学取人,士子自一经之外罕所通贯。近日稍知务博,以哗名苟进而不究本原,徒事末节。五经诸子则割取其碎语,而诵之谓之蠡测。历代诸史则抄节其碎事而缀之,谓之策套。其割取抄节之人已不通经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杨慎:《升庵集》卷52,《举业之陋》)
- 袁了凡:“今教子弟者多不读五经,务记臭烂时文,以为捷径者入。”(袁黄:《了凡袁先生论文》,《游艺塾续文规》卷4)
- 顾炎武:“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初场试所习本经义四道。而本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迥殊,四书亦然。发榜之后,此曹便为贵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顾炎武:《拟题》,《日知录》卷16)
- 黄宗羲:“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余见高、曾以来,为其学者,五经、《通鉴》、《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八大家,此数书者未有不读,以资举业之用者也。自后则束之高阁,而钻研于蒙存、浅达之讲章。又其后则以为泛滥而说约出焉。又以说约为冘,而圭撮于低头四书之上。童而习之,至于解褐出仕,未尝更见他书也。此外但取科举中选之文,讽诵摹仿,移前掇后,雷同下笔已耳。”(黄宗羲:《科举》,贺长龄、魏源:《清经世文编》卷57,《礼政上》)
- 魏禧:“明世黜杂学,尊孔子,勒四书五经为题目。法视前代,为独正、贩夫、监子莫不知仁义道德之名,然才略迂疏,不逮汉唐远甚。及其后,则遂欲求为东晋、南宋而有不可得者。天下奇才异能,非八股不得进。自童年至老死,惟此之务。于是有身登甲第,年期耄,不识古今传国之世次,不知当世州郡之名、兵马财赋之数者。而其才俊者,则于入官之始而后学。”(魏禧:《制科策上》,《魏叔子文集》卷3)
- 陈廷敬:“学者⋯⋯所服习者,本义、集传、蔡沈、胡安国、陈澔,之所谓五经而已。《易》、《诗》、《书》、《礼》,学文者犹加诵习焉。《春秋》则概删。圣人之经不读,读胡氏传。传亦不尽读,择其可为题目者。以其意铺叙为文,不敢稍踰分寸,以求合于有司。”(陈廷敬:《经学家法论》,《午亭文编》卷32)
- 阎若璩:“三百年文章学问不能直追唐、宋及元者,八股时文之害也。”(阎若璩:《潜邱札记》卷1)
- 钱大昕:“明初袭用元制,乡会、试题四书在五经之前,由是士子应试专以揣摩四书文为事,经义徒有其名尔。”(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90,《元史卷五》)
- 崔东壁:“明以三场取士久之。而二三场皆为具文,止重四书文三篇。因而学者多束书不读,自举业外茫无所知。”(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
现状
2014年9月,杭州市高级中学在新版语文教材中收录王鏊《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王守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及曾国藩《与诸弟书》等三篇八股文,并引发社会关于八股文的讨论。[10]
註解
^ 注解1:近人蔡元培認為:「八股文的作法,先作破題,上兩句,把題目大意說一說。破題作得及格了,乃試作承題,約四五句。承題作得合格了,乃試作起講,大約十餘句。起講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全篇的作法,是起講後,先作領題,其後分作八股(六股亦可)。每兩股都是相對的。最後作一結論。由簡而繁,乃是一種作文的方法。」
^ 注解2:初場主要是以儒學典籍來測驗士子對於經學義理的理解能力,並進而闡發微言大義,以“代聖人立言”;次場則以朝廷文告寫作以及法令的裁判,來測驗士子對於古今朝廷事務之了解,以及對於辭彙掌握之能力;第三場則以古今治道、學術之演變及其良莠,來測驗士子對於歷史事件的遞嬗並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式。楊慎即認為:「初場在通經而明禮,次場在通古而瞻辭,末場在通今而知務。」
参考文献
- “股”与“比”是对偶的意思。
- 明人茅坤在给王進士的信中说:“僕尝谓举业一脉,盖由王荆公厌唐、宋来以辞赋取士,故特倡此经义以揽天下材茂之士。妄谓举子业,今文也;然苟得其至,即谓之古文,亦可也。世之为古文者,必当本之六籍,以求其至;而为举子业者,亦当由濂洛关闽以溯六籍,而务得乎圣贤之精,而不涉世见,不落言诠。”(《茅坤集》第321 页,《复王进士书》)
- 經義即經書內經文的意义,考經義的過程是考試時讓考生选择一經書,依本身對此經書的了解来写文章。宋朝的考生可选择《论语》、《孟子》及《易》、《诗》、《书》等经书。
- 周德昌《中国教育史研究·明清分卷》:“八股之法,源于宋,定于明之洪武,而完备和盛行于明宪宗成化以后,泛滥于清代。”(第161页)
- 皇庆二年中书省上奏:“学秀才的经学词赋是两等,经学的是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勾当,词赋的是吟诗课赋作文字的勾当。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人都习学的浮滑了。罢去词赋的言语,前贤也多曾说来。为这上头,翰林院、集贤院、礼部先拟德行明经为本,不用词赋来。俺如今将律赋省,题诗、小议等都不用,止存留诏诰章表,专立德行明经科。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子、朱晦庵注解为主,是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学。这般取人呵,国家后头得人才去也。”(《通制条格》卷五,《科举》)
-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十二·經部十二·《書義矜式》六卷》
- 洪武三年首次举行 科考规定:“《易》程朱氏注,古注疏;《书》蔡氏传,古注疏;《诗》朱氏传,古注疏;《春秋》左氏、公羊、谷梁、胡氏、张洽传;《礼记》,古注疏。”(李调元《制义科琐记》卷一,《初设科举条格记》)
-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六·擬題》
- Lui, Adam Yuen-Chung. . Modern Asian Stud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8 (3): 391–396. JSTOR 311740. doi:10.1017/S0026749X00014694.
- . [2014-09-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9-04).
- 董铁柱:〈论八股文文体的内在多样性(页面存档备份,存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