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界別

截至2008年，香港共有28個功能界別。根據2004年政府統計數字，相比起地區直選的320萬人，功能界別選民數字僅為19萬人。各個功能界別的選民登記資格（页面存档备份，存于）都不一樣，有些界別作個人投票、有些作團體投票。以會計界為例，根據選舉事務處的說明書（页面存档备份，存于），選民資格為香港法例第50章《專業會計師條例》的註冊會計師。商界（第一）選民只包括香港總商會會員，商界（第二）的選民只包括香港中華總商會會員，不包括其他香港商人。成為功能界別選民者，可以參與立法會選舉功能界別議席的投票。

符合功能界別選民資格登記的個人或團體，必須同時申請登記成為選舉委員會的界別分組投票人。界別分組投票人可以投票選出選舉委員會中代表自己行業的成員，後者可投票選出香港行政長官。除了自己行業之外，符合資格人士也能夠選出選舉委員會中香港僱主聯合會、鄉議局等代表，但未必能夠在兩個界別中分別投票。

自2021年香港政治制度改革後，所有功能界別的團體選民（不論機構或企業），須在其界別取得法定資格並持續運作三年以上。

由2012年起，香港立法會共有70席，功能界別議席佔一半，即35席；另外35席為地區直選。

在29個功能界別之中，勞工界有3個議席，區議會（第二）有5席，其餘界別各佔1席：[3]

¹ 因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於2000年解散區域市政局和市政局，原市政局界別和區域市政局界別的議席由飲食界和區議會所取代。而原來區議會界別，因應「區議會（第二）」界別的設立，於2012年改名為「區議會（第一）」。@: 該界別只有個人選民。*: 該界別只有團體選民。

由2021年起，香港立法會共有90席，功能界別議席佔三分之一，即30席；另外40席為選舉委員會和20席為地區直選。

在28個功能界別之中，勞工界有3個議席，其餘界別各佔1席：[4]

² 因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2021年自行修改香港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時，廢除所有民選區議會的功能組別，原區議會（第一）界別和區議會（第二）界別的議席由商界（第三）界和人大政協及全國性團體所取代。原資訊科技界，由科技創新界所取代。而醫療衞生界由原來醫學界、衞生服務界及原選舉委員會中醫界合併而成。@: 該界別只有個人選民。*: 該界別只有團體選民。

• 4個「特別功能界別」，即鄉議局、漁農界、保險界、航運交通界，採取「按選擇次序淘汰」投票制（）。
• 勞工界功能界別，共3席，由於可參選組織由政府指定，故採用「全票制」 ()，每一個團體（選民）各有3票，以選出3個議席。
• 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共5席，採取「比例代表名單」投票制 ()，以最大餘額法的黑爾數額點票。
• 其餘普通功能界別，採取「得票最多者當選」投票制 ()，每名屬於該界別的公司或選民均有權投一票。

如有超過一名候選人獲得最多票數而票數相同，選舉主任必會以抽籤形式決定當選人選。

早於1997年香港特區政府研究第一屆立法會功能界別選舉時，有一少部分人建議以新九組作為“新”的功能組別，但政府沒有採納這個意見，並最後以現時的廿八個功能組別選出議員。

2000年代初，在討論香港政治制度改革初期，仍有一些人士建議香港立法會的功能界別可以仿效這個做法，使所有選民均有自己所屬的功能界別，以達致普選的效果。

民主派希望直接將功能界別取消，以全面進行地區直選來達致普選。與此同時，建制派人士為求保留功能界別，支持擴大功能界別選民基礎，例如梁愛詩[5]。

香港現時共有28个功能界別，共30席。

支持功能界別者認為，社會需要顧及商人的利益，引入各界的代表議事可以使議會議決更有廣泛代表性[6]。

大公報記者籍夏瑾認為，功能界別亦吸引界別內專業人士參政，提高議事的質素及政府議案通過的機會。他認為功能組別有利於香港保持金融服務、貿易、航運和旅遊中心的地位；有利於香港的產業重組和規劃。這些專業人士擁有國際視野和專業知識，有助提升立法水準，平衡不同階層和行業利益，有助政策的連貫性和穩定性，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功能組別可確保議會有均衡的參與，能讓社會不同背景的人士參與議政。工商界的利益如失去憲制上的保護，便不利於香港經濟的發展，也就脫離了基本法保障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的立法原意。[7]

支持者認為取消功能界别會造成多數人暴政，即使將「公司／團體票」轉為「個人票」，功能界別也一定會變成各個工會之天下，屆時免費午餐和民粹主義會大行其道。同時指出英國上議院及美國參議院亦非「普及而平等」[8]。

港英殖民統治下，行政和立法兩局一開始就全部是委任議員，成員也一向來自商界及專業界別，所以有不少市民指責功能組別議員為政府立法及提出建議的「擋箭牌」，往往特區政府可以藉這批被指「特權階層」的足夠票數順利通過，而漠視市民的發聲權利。例如是在興建高鐵方案雖然不少市民和民選議員強烈反對，曾蔭權政府仍舊以功能組別和建制派議員足夠票數推動興建。

反對功能界別的論者認為，在討論社會整體事務的議會，例如香港立法會，討論經濟醫療教育退休福利基建等各種議題，以界別分組來選出候選人，未必能從社會整體的宏觀角度議事。他們會先照顧己方選民的利益，使社會趨向分裂。同時，反對者亦指出功能界別的劃分並沒有客觀標準，例如2021年前的醫學界不包括中醫和脊醫（脊醫當時屬於衞生服務界、中醫只在選舉委員會特設中醫界），教育界又是否需要細分為小學、中學、大學及特殊教育，現有不同界別的選民門檻又沒有劃一標準，有些是以公司為單位，有些是以專業團體會員（如資訊科技界）為門檻，但例如會計界選民卻需要通過多重嚴格考試，當中並未如功能界別設想般地公平[1][9][10][11]。因此，功能界別未必能真正全面反映全體從事該行業的市民的意見，使反對者對功能界別有「廣泛代表性」表示質疑。

亦有論者提出例證，指如美國國會會在有需要時傳召或邀請相關專業人士提請意見或作證，現時立法會的委員會制度亦可補救專業從政者在技術方面的不足，不必強行設立功能界別。功能界別的選舉本質上是選行業利益代表，而不是選行內專業水平最高的人。要達到均衡參與的目的，透過在 選舉制度中設定比例代表制或其他有利少數政黨或組織人士參選及獲選的方式，才是公平、公開的做法。

個別界別，特別是以團體票或個人選民人數較少的界別，在選舉外推選代表的情況也相當普遍，這造成了不少功能界別都出現自動當選的情況。在2012年香港立法會選舉中，有近一半功能界別、共16人自動當選[12][13]。

在地方直選以外，再額外設立功能界別的最大問題是造成市民權利不平等，票值不平等的情況。有些人可以代表指定公司投票而有兩票、三票，但大部份市民只得一票。幾十至幾百人選出來的代表，可以與數萬至數十萬人選出來的代表共同透過投票，影響所有政策。例如，只有區區數百名合資格選民的漁農界代表，亦可對大專教育有六十之一的決定權，而大學生反而沒有，當中沒有任何基礎。

另外，功能界別絶大多數非由一人一票產生，其選民基礎狹窄，亦造成認受性及代表性的問題。例如，香港有約288萬僱員，但519個工會領袖便包辦了勞工界的3個議席；保險業有約4萬從業員，但只有161個保險公司代表可以選舉保險界的議員；金融業有近14萬從業員，但只有154個銀行要員壟斷金融界的選舉。[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