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沙大行动

华沙隔都是二战期间整个德占欧洲最大的隔都，超过40万犹太人挤在1.3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每间房平均多达7.2人。[5]纳粹警察将隔都囚犯驱逐到特雷布林卡的行动大多通过列车实行，每辆列车上的受害者多达7,000人。[4]每天有两班人满为患的箱式车列车从集合点发车，第一班在清晨，第二班在下午。灭绝营在1942年7月23日至9月21日期间接收了大多数受害者。[6][7][8]“大行动”由华沙地区党卫队与警察领袖（1941年起）费迪南德·冯·萨莫恩-弗兰肯内格指挥。[9]

隔都生活的转折点发生在1942年4月18日，以党卫队的新一轮大规模处决为标志。

在那天之前，无论生活有多困难，隔都的居民都觉得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生存的根基，是建立在一个稳定而持久的基础上..... 4月18日，隔都生活的根基开始从人们的脚下移开..... 此时大家都明白，隔都要被清理了；但还没有人意识到，隔都的所有人都注定要去死。— 马雷克·埃德尔曼[10]

1942年7月19日，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命令波蘭總督府党卫队司令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吕格尔“在1942年12月31日之前重新安置总督府的所有犹太人”。[11]三天后的1942年7月22日，以 “重新安置专员”赫尔曼·赫夫勒（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为首的德国党卫队召集隔都犹太人委员会，将 “迁居东方”的事宜告知委员会领导人亞當·塞尼亞科夫。塞尼亞科夫了解计划后自杀身亡，其职位由马克·利希滕鲍姆（Marc Lichtenbaum）继任。[12]隔都的居民并不了解“迁移”的实情。居民们直到1942年年底才明确了解，由负责管理他们的猶太區警察监督的这一驱逐行动，并不是为了迁居，而是为了送往特雷布林卡灭绝营。[10]

1942年的“大行动”期间即将被送往灭绝营的犹太人。

即将被遣送的犹太人在集合点的围栏中等待。

1942年夏季的两个月内，约有25.4万 - 26.5万[1]关押在隔都的男女老幼被送往特雷布林卡处决。[2][13][14]大行动期间骇人的犹太居民死亡人数令其他行动望尘莫及：华沙隔都在第二年春天爆发起义并遭到清场，死亡人数达到5万，却仅为“大行动”死亡人数的五分之一。可以说华沙的犹太人口并非毁于最后的清场过程；与之相比，前一年夏天的灭绝行动的作用更为主要。[3]

向特雷布林卡运输犹太人的列车不间断地运行了近两个月。一节牲畜车厢装载100人，每天运送5,000至6,000人，包括医院的病人和孤儿院的儿童。1942年8月，著名的教育家雅努什·科扎克和孤儿们一同被遣送。他的波兰朋友和崇拜者为他提供了逃生的机会，但他选择和自己倾注心血的孩子们走向相同的命运。[15][16]到达特雷布林卡后，脱光衣服的受害者们被送入伪装成淋浴间的毒气室处死。一开始共有10间毒气室，每间处死200人，用一氧化碳作为毒气。[lower-alpha 1]1942年9月，新的毒气室落成，可以在2小时内杀死多达三千人。灭绝营区域禁止平民接近。[10][17][18][19]

隔都的悲惨结局是无法改变的，但假如有一个更强大的领导人带领，通向结局的道路可能会有所不同。毫无疑问，如果华沙隔都起义发生在1942年8月至9月，也就是还有30万犹太人的时候，德国人无疑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大卫·J·兰道[20]

剩余的犹太人中，有很多人决定参加战斗，其中有很多人得到了波兰地下组织的帮助。[21][22]犹太战斗组织（波蘭語：、希伯來語：‎）成立于1942年10月，负责抵抗未来的驱逐行动。组织由24岁的莫德哈伊·阿涅萊維奇领导。与此同时，波兰家乡军开始向隔都走私武器、弹药和补给，为将来的起义做准备。冯·萨莫恩-弗兰肯内格于1943年4月17日卸任，由党卫队和警察领袖 尤尔根·施特罗普接任。[23][24]施特罗普的上任是由于冯·萨莫恩-弗兰肯内格对隔都地下组织的进攻失利。

1943年4月24日，“大行动”负责人冯·萨莫恩-弗兰肯内格因无能而被希姆莱送上军事法庭，并被派遣到克罗地亚，死于游击队的伏击。[25]尤尔根·施特罗普因其 “杀戮迅速”（阿尔弗雷德·约德尔语）被德意志國防軍最高统帅威廉·凱特爾元帅授予一级铁十字勋章，[26]战后被美国人判处死刑。他并未被美方处决，而是被移交给波兰当局再审判。在波兰他再度被判死刑，于1951年9月8日在自己的犯罪现场处决。

• 德占波兰境内的犹太人隔都
• 在考那斯隔都的另一场“大行动”，即考那斯1941年10月29日大屠杀

注解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