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耳事件

拜耳案受到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當時的李登輝政府高舉亞太營運中心，希望以拜耳來台設廠為模範，吸引國際企業招商設資。時任經濟部工業局副局長何明桹曾表示，拜耳來設廠可增加稅收新台幣15億元，就業機會三百人，產值高達新台幣三百多億元[3]。對於拜耳宣布撤資，經濟部除了表示非常可惜與遺憾之外，也認為拜耳事件導致了外商對台投資卻步[10]。

拜耳公司計劃生產的甲苯二異氰酸酯（TDI）生產過程使用的毒性氣體引起民眾之疑慮。TDI是製造PU（聚胺酯）的工業原料，PU可以做合成皮、塗料等產品。反對人士指出，甲苯二異氰酸酯（TDI）在動物實驗中有致癌性，並指出二異氰酸酯比異氰酸甲酯的毒性高出20倍，認為當時的環境影響評估不夠周延，而省政府環保處也未盡到把關責任。[11]反對人士並舉例，拜耳公司擬生產的甲苯二異氰酸酯（TDI）之使用原料和產品，與1984年12月4日美國聯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博帕爾所發生的毒氣外洩事件之工廠洩漏的化學物質異氰酸甲酯類似，無論從生產、製造過程以迄最終產品之每一階段皆有劇毒危險[6]。

從政治層面來看，中央政府由上而下的決策模式，加深了地方居民的受害意識。雖然拜耳公司選擇直接與當地居民溝通，使原先當地居住強烈的反對情緒受到安撫，但計畫案之決策層次後來已經升高到政治領域，例如當時的臺灣省議會在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派系角力下決定拜耳案是否需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與通過租地給拜耳公司，以及立法院決定是否給予地方自治團體透過公民投票決定地方公共事務之法定地位。而1997年臺中縣縣長選舉的結果，也變成了拜耳案是否透過公民投票作為決策的依據[12]。以結果來看，1997年當選第13屆台中縣長的廖永來以履行競選諾言而要進行公投，在計畫案後期主導了反拜耳設廠一案。也有研究認為，當時的台灣省長宋楚瑜與行政院連戰內閣的心結也導致了拜耳案遲遲未能過關[13]。由於當地居民對於污染公害的鄰避情結及恐懼感，以及行政院與省府之間的嫌隙，加上地方派系與民進黨等政治勢力的杯葛，致使拜耳案升級成為政治議題。

1997年12月10日，台灣拜耳董事長莫克在一次專訪中認為，拜耳案公投等於將拜耳推上政治舞台，拜耳沒有必要涉入台灣的政治問題；在民主國家裡，地方政府應相信中央政府對經濟的規劃，民眾應相信政府邀請的專家所作的評估；如果立法院立法要求類似拜耳的投資案要經過公投議決，「台灣不論是外商、本地產業的投資，要推動產業發展，將會非常困難」[14]。1997年12月19日，莫克在另一次專訪中認為，廖永來等反對拜耳設廠運動領袖將以環保理由反對拜耳建廠的人組織起來，是想從反對運動中獲取政治利益，民眾卻不了解這一點；莫克還說，台灣許多政治人物與專家都私下表達支持拜耳設廠，但由於台灣凡事政治化的結果而不敢在公開場合說支持拜耳設廠，「如果連表達意志的自由都沒有，這樣的民主算是哪一種自由」[8]。

2016年6月1日，前民進黨文宣部主任陳文茜應世新大學邀請演講〈那些媒體說蛋的事〉，她說，讓她決定退黨的關鍵因素之一是民進黨主張拜耳案交付公投，那一刻對她而言是一個真正的挑戰，她也開始質疑「參政究竟是為了個人前途、還是為了理想」；她認為，拜耳案交付公投，代表台灣的公共政策可以隨著政治人物的個人利益與喜好而更改，外資見狀就會馬上撤退；而她因此慘遭黨內同志攻訐，讓她認清「是時候該和民進黨告別了」[15]。

中央行政機關的各種行政行為，若未獲得民眾瞭解，很難獲得人民信賴而得以順利推行；因此允許民眾於行政程序中為一定程度之參與可以提高民眾接受度，降低執行時之阻力，減少事後之紛爭與困擾，並有助於行政機關為正確之判斷。然而在拜耳案中，民眾對土地開發計畫並沒有在行政程序中表達意見的機會。[16]而在拜耳案的公投爭議中，台灣省議會決議通過租地案後，台中縣政府於預計舉行港區四鄉鎮的公民投票，其實並無法源依據，某程度也突顯了民眾缺乏參與政府重大決策之途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既定的經濟政策先行核准污染源的設置後，才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使得環境影響評估承受各界極大壓力，加上環境影響評估法制中民眾參與機制不足，使得環評程序無法有效發揮功能[17]。

拜耳案除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爭議外，也突顯了中央與地方權限爭議問題。在地方分權化潮流下，惟有建立起中央與地方之間充分協調機制，才可以避免衝突，減少社會成本，達成地方自治行政。若中央立法並執行之重大政策決定事項與地方有利害關係，但地方無有效參與的機會，則中央執行時將遭遇地方強力反彈。台中縣政府居於地方政府，卻欲藉由舉行公投展現民意，用來對抗中央政府之既定決策；這種以公投爭取意見表達的空間和力量，背後顯示出中央行政決策程序封閉與簡略的問題。[17]而拜耳案的另一問題則是外商設廠是否屬於地方自治權限之爭議。以當時的《省縣自治法》規定，拜耳設廠屬於縣自治事項；但由於台中港區土地屬台灣省政府監督，且拜耳案已超越單純縣自治核心事項，台中縣政府並無權限主張自治權受侵害，且台中縣政府逕行宣告以公投決定是否發給執照亦有逾越權限[18]。不過就土地規劃與管理而言，地方政府對於中央規劃之土地利用規劃與執行，幾無置喙之餘地。尤其是拜耳案係經濟部依照《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授權制定的《工業區委託開發租售及管理辦法》，將地方政府對於工業區的行政監督與管理排除在外，直接剝奪地方政府的計畫權限，拜耳所在的工業區如同台中縣政府的「治外法權」領域，也是爭議所在[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