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籍日本兵

自1896年4月6日，成立臺灣守備混成旅團以來，採用「靜態守備」的特殊軍隊編制，並無輜重部隊（若要成為外征軍，就招募軍夫充之）。早在1898年，總督兒玉源太郎即頒布〈府令一百七十號願充軍役章程〉，計4章33條；文中規定願充軍役者，入營後須受各項必備的軍事教育，全台招募約300人於1900年1月起入營服役，此為台籍日本兵之起源。而1904年的日俄戰爭爆發，即在台灣招募軍夫從征，且有台灣軍夫立過戰功的紀錄。不過此時台灣綏靖治理工作，也慢慢改以警察為主力的方式，乃1907年8月，重新縮編成台灣守備隊。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仍於台灣招募軍夫轉戰各地，亦有少數台灣軍夫受軍功嘉獎。

至1919年台灣進入文官總督時代，軍事行動的招募進入休眠期。陸軍部門改隸屬台灣軍的編制，同時維持為台北的「第一步兵聯隊」、台南的「第二步兵聯隊」，配駐各地的炮兵聯隊，並設置於基隆要塞、澎湖島要塞，與在屏東的飛行第8聯隊和「陸軍第5野戰空修廠」（終戰時有工員5,540人），及各地軍醫院、後勤學、基地等；以上所列各軍事駐地，亦因其部分後勤業務關係，一直有雇用有台灣人擔任軍屬從事。另外，海軍部門則早在領台初期，於澎湖成立馬公要港部，開設海軍基地。1930年代日本為貫徹南進政策，除了發展高雄港，還在旁邊開始建設左營軍港，並於1931年選定高雄岡山為海軍飛行場，隔鄰設置「第61海軍航空廠」（終戰時有員工8,880人），以上海軍機關也開始招募台灣人當軍屬的技術工員。

這時期台灣人若有意願從軍者，尚有極少數報考軍校當幹部，還許多人應聘為擔任「囑託」或通譯，前往滿州和租界等地工作。代表性人物如黃南鵬1925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曾官拜汪精衛政權陸軍中將，戰後流亡日本；藍家精1931年京都帝大畢業，曾任日本陸軍預備軍官，亦官拜汪精衛政權陸軍參贊中將，戰後回到台灣被赦免。（當時司法院「院解字第3133 號」解釋：台灣人因國籍自不適用懲治漢奸條例，但涉及戰爭罪刑則依國際法戰犯審判。）

二戰時期台籍日本兵經歷了從「軍屬」[lower-alpha 3]、「軍夫」[lower-alpha 4]身份到「軍人」身份的演變。而由於傳統日軍觀念中，並不認為非戰鬥人員為正規軍，故有一說「軍人、軍犬、軍馬、軍屬、軍夫」這樣的俗話，與其說這是軍屬與軍夫在其軍中的地位，倒不如說是因為戰鬥人員必要時須衝鋒陷陣，所以被相對被重視，在軍功論賞也會比較高。[lower-alpha 5]不過從昭和初年已取消「軍夫」的用詞，乃將「軍屬」身分區分為：囑託（比照軍官待遇）、雇員（士官待遇）、傭人（士兵待遇）。又台灣總督府基於統治需要，自1937年9月份招募的第一批「軍夫」開始，即以「軍屬」的名義跟待遇去招募。且1943年7月31日，陸軍省頒布的「陸普第三八０五號」文，發給所屬單位的「臺灣人軍夫ノ身份取扱ニ關スル件陸軍一般ヘ通牒」中，通告所屬之臺灣人軍夫，其身分雖然為「傭人」，但是一般可視為軍屬處理。也就是說，台灣人當軍夫是個俗稱，其身分是「軍屬」，更非以往的軍伕，若充當苦力僅需徵發佔領地的民工便可，何必另千里外高待遇招募呢。再者，軍夫又是各種類別的人力需求俗稱，工作內容包羅萬象類似替代役；因徵召名目與回合梯次的不同，招募的對象專長要求也會有差異，且各戰地的環境要求不一樣，都會再從事任務編組作業，當戰況危急時往往全團現地徵召，故說軍夫們有軍人身分亦沒錯。基於此，相對各種軍夫有其獨特性，並不能混為一談。所以，下列各種類別的專門條目，會對不同性質的軍夫團作大略介紹。

總督府遵照軍部的人力需求來辦理，來招募各種類別的軍屬，如勤勞團、農業團、海軍工員、高砂義勇隊等；當時社會背景是尚武精神的風氣，且戰時種種措施，在鄉青年皆必須編組受軍事教練，又物資供需採配給制，還要面對盟軍無情的轟炸威脅，使生活和心理倍受壓抑，所以總督府在招募軍夫的宣傳，都是強調愛國和真男兒作為，並有高工資高福利的誘因下，立即吸引了台灣青年踴躍報名參加。然而每回的徵召名目類別不一樣，除了專業類別需求另行招募外，皆由各州廳分攤所需的徵集名額，盡量以同鄉為同單位為原則。基本上團部成員，會選派日本人有高等官身分者擔任團長（比敘相當校級軍官），其他成員為補佐官、配屬軍官、技官、囑託等幕僚若干名，除了配屬軍官為軍事參謀外，一般是技術顧問為主，乃軍部聘用派至戰地支援的各類技師，從事戰地各項計畫案的規劃並指導。又因每回的團員招募人數也不一，如特設勤勞團為例，若是2千人的團，將區分成2個大隊，每個大隊下分5個中隊，每個中隊下設2個小隊，每個小隊下設4個分隊，各分隊下設2個班。（依人數多寡，約1,000人亦有直接團部下設5個中隊，500人則團部下設5個100人的編制隊，其下再設小隊、班等。）通常台灣人為青年團職事、教育程度高、受訓優秀者，還是參加過勤行報國青年隊者，可為軍夫幹部（取締役）。[lower-alpha 6]但軍夫與軍人在軍國主義下是不能相提並論，從開始的位階、功獎、升遷都有明顯差異，不過比起一般日本兵的薪餉反而高很多。

軍夫的徵召作業跟徵兵制度很雷同，技術性高的海軍工員相對志願報名眾多，反之志願者較不踴躍的勤勞團，就會出現半推半就的情境，由基層行政單位會對役齡青年做所謂的身家調查，一般青年都會收到徵集令的兵單，接著至指定地點進行體檢，審核合乎規定的軍夫役男。當通過體檢的役男收到入伍通知書，此時鄉里間亦舉辦盛大歡送會，隨即報到開始約3個月的軍事訓練，使其具有相關基本知識與戰技的能力，受訓合格者才入選為軍夫。結訓有的團隊會放假回家，也有則在營區等候船期，不久全員依照規定到港口集合出發；有些人還要繼續受專長教育（車輛駕駛、重機具操作、農事栽培等）後再行分發各地，多半直接整團前往海外各駐地，也有整團編入台灣軍跟隨移防轉戰各地。當軍夫團到戰地後，整團視任務而進行展開，亦會配屬於駐防師團或聯隊之下，常見採聯合戰地的部隊與當地民工苦力一起編組作業。通常擔任各項後勤作業的支援，諸如工程隊從事建築飛行跑道、港口要塞、碉堡掩體等設施，勤勞團的兵站補給作業、貨物倉儲擔負搬運等工作，以及農業團的栽培和畜牧等屯田養兵計畫。無奈日軍敗相顯現，軍夫團來到了戰地後，卻因戰情變化而調整工作內容，除了從事防禦工事的整備外，並為因應戰局和彌補戰損，往往即在戰場現地徵召，挑選精壯轉服特別志願兵，以利補充兵員；部分狀況危急的前線，整團直接編入作戰部隊，遂行作戰任務。然而，最終也因日軍屈居劣勢，隨著部隊四處潰散敗亡，蒙受戰火荼毒的命運。[6]

1937年9月7日因應中國戰事，成立「重藤支隊」出征馳援，但台灣軍並沒有輜重部隊，故招募軍屬充任，第一批軍屬（含傭人850名）約一千名。此次的招募是很匆促，僅能不分年紀或資格，以優厚的薪餉與福利，吸引不知情台灣人上前線。（薪餉以郵政儲金方式發給，分成戰地領取20－30圓，一份由家屬領取30－60圓，部分提撥為退伍金和軍人保險，家屬還可以每月可領配給品；而當時警察月俸才30圓，日軍義務役士兵僅10圓。）因為這是第一批軍夫，所以格外受總督府重視，一切都高規格待遇，規定日本兵不能歧視台灣軍夫，還選台灣人當軍夫長（取締役）自行內部管理。台灣日日新報記者亦隨軍採訪，除了報導中國戰況，也把台灣軍夫的戰地生活點滴刊登宣傳，若遇有台灣軍夫戰地死亡，就大幅宣揚其愛國悲壯犧牲，先給遺屬安慰和撫卹，又在家鄉舉辦盛大的喪禮，靈位入祀靖國神社供奉，並將其事蹟納入小學教材。若有受傷或生病的台灣軍夫，也比照日本軍人待遇治療，甚至後送至九州小倉衛戍病院，且家鄉所屬市（郡）長還親至家裡慰問家屬（代表總督府送慰問金）。而戰場的軍夫也英勇表現，無懼槍林彈雨下達成任務，深得長官的讚賞，故每個參戰的軍夫都獲軍功嘉獎，且加給退伍金。[lower-alpha 7]如此一切細節經過貼心安排，從出征前的歡送會，直到退伍復員的歡迎會，都讓軍夫們有衣錦還鄉之感。再透過精心營造的宣傳，繼以皇民化的教育，使日後台灣人從軍意願高漲，每次徵召皆大批志願者報名，但也造成眾多魂斷異鄉的憾事。請參閱安平十二軍夫墓。[7]

1938年4月1日，台灣總督府成立「農業義勇團」，每期簽契約一年，總督府委派農業技師熊澤三郎擔任團長，團部成員為補佐官、軍官、技官、囑託等幕僚若干名；並依各州名額分配編成五個隊，各隊下設有小隊及班，派遣隊職員、軍農夫共約一千餘名。軍農夫招募條件是年齡約20歲左右，具備農業經驗的青年，公學校畢業以上學歷，其中多是農業傳習所的畢業生。先到上海附近開發農場栽種軍用蔬菜，隨著佔領區的擴大，散布到南京、安慶、南昌、武漢等地，亦都設置多處農場，並技術指導方式和當地農民定約契作，以擴大生產面積。1939年第二期依舊招募軍農夫定額1,000人，不過其中留用原來的300多人，多是升任指導助手、事務員、生產班長；又另雇用大量當地中國人，充實增設農場的人力。而生產項目日趨多元，稻米、雜糧、蔬菜與經濟作物，還有養殖家畜、家禽、水產等，且設農產品加工廠生產罐頭和口糧等。除了供應佔領區的日本軍人食用之需，更派農業指導員到各地，指導當地住民耕作技術，增進產量達到戰地自產自足。1940年由於佔領地區的政策改變，讓中國農民慢慢承擔生產事宜，所以「農業義勇團」從1940年中起陸續撤離，至1941事業完全移交給淪陷區政府，不過還有200多名台灣人在農場留用，另有不少團員留在中國轉任其他單位。在二回的農業義勇團之外，總督府也因應華南日軍之要求，1939年3月至1942年7月派遣七回，每回150名由技術員與指導助手組成的「南支派遣農業指導員」，以支應軍用糧食補給任務等。1942年又前後派遣「農業義勇團」與「農業指導挺身團」各120名前往海南島，以配合軍方米糧增產計畫。 [8]

日本政府在制訂絕對國防圈的防禦機制時，設定以航空兵力為作戰主軸，建立機場遂成為當務之急。日本軍方將機場的建築部隊，以乙型部隊半機械半人工方式，為最主要的機場建設隊，成員以當地住民為主。然而，因為機場預定地的人口較少，無法供給充分的勞力，日軍於南洋各地的作戰部隊、軍需工廠，以及在當地的基礎建設，也都需大量人力支援，派遣臺灣勞務團遂勢在必行。到了當地後，整個勤勞團再行任務編組，通常會全團打散分發至各用人單位，由日本人將兵、台灣人軍夫、當地人苦力，以混合形態的任務工作隊，每一隊依照各分配的工程去執行，這些計畫或施設雖已完成，但往往遭美軍摧毀殆盡，日軍最終也被迫撤離，無法形成實質且有效的作用，對江河日下的日軍而言，派遣的最終結果只是徒增傷亡。

自從法國在1940年6月22日與納粹德國簽署了停戰協定後，日本就開始欲染指法屬印度支那殖民地，雙方發生衝突展開了中南半島爭奪戰，在1941年9月爆發了越南戰爭，爾後日本控制了法屬印度支那，此舉卻引來了英美盟國的仇視和禁運，但日本急需各種經濟物資供應，因此日本軍部擬定戰略，除了遠征夏威夷，並同步實施南方作戰。所以日軍向臺灣總督府請求軍夫支援作戰勤務。每回由1000名20－30歲的青年，是以「勤行報國青年隊」為骨幹組編，成立的「臺灣特設勞務奉公團」，1941年10月直到1942年10月結束，前後約一年的時間，總共招募六回，約6000餘人。第一回於1941年10月份前往西貢駐留，先修築飛行跑道的工事，做好日軍戰機前進打擊準備，再隨日軍從征參加馬來亞戰役。

第二、三、四回軍夫約3000人是派往參加菲律賓戰役，配合日本軍隊登陸進攻菲律賓的前進支援，此役第二回軍夫41年12月份先行配合登陸馬尼拉作戰，不幸戰死約百餘名，接著二回和三回也於42年1月份上陸支援。第五回500多名於1942年2月派往參加荷蘭東印度群島戰役，支援日軍進攻爪哇島作戰。可知「特設勞務奉公團」是配合南方作戰，隨軍征戰在槍林彈雨中穿梭，從事武器彈藥運輸和補給工作，擔負了輜重兵和工兵任務，順利達成軍需物資運補作業。其中有極少數者更被指派特殊情報任務，如擔任通譯、宣撫華僑、偵察民情等，就整體而言，通常每一回軍夫都圓滿達成派遣的目的，鼓舞了後進者的投入，可悲是接下來的每次派遣，無奈因戰事翻轉而成了犧牲者。前五回都1942年10月前結束任務返鄉復員，但是當特設勞務奉公團成員期限到期後，不少人又繼續留在當地工作，其中回到台灣者亦有人又為了高待遇誘因，再度投入其他軍夫團轉戰他處，重蹈了悲慘烽火餘生。而第六回1500多名於1942年10月派往新機內亞的拉包爾駐紮屯兵，並參加新幾內亞戰役勤務支援，其結局因拉包爾戰況危急，整團軍夫現地徵召作戰，並隨著日軍部隊潰敗下場淒涼。

「特設勤勞團」據現今所知的資料，自1943年5月至1944年7月間，前後不到15個月，共派出30回，約為28,000餘人；是日本帝國政府與臺灣總督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有組織且最大規模的軍夫派遣計畫，是為回數與人數最多，且分布最廣的派遣團體，多半被派往新幾內亞與菲律賓。臺灣青年派赴南方戰地的目的，主要是以勞力支援的方式協助日軍作戰，工作內容除替日人興建機場外，亦派至貨物廠、船隻碇泊場、野戰貨物廠、自動車廠等地，進行雜役或是農業種植的工作。不過往後戰情危急，幾乎都被編入部隊一起做戰備訓練，直接拿起武器加入戰局。一般而言，勤勞團派遣地多為戰事吃緊的區域，諸如新幾內亞和菲律賓，當盟軍開始登陸進攻時，該地的軍夫全部現地徵召編入戰鬥員，卻受到美軍的優勢火力壓制下，日軍皆不敵潰敗而撤離轉進。但由於補所有後勤支援都被美軍切斷封鎖下，在糧食和藥品缺乏加上叢林與高地等惡劣環境，且台灣兵往往擔負起危險又吃重的側翼掩護任務，常常是與美軍交鋒對戰的殿後部隊，造成勤勞團成員大量餓死、病死、戰死。所以戰後遣返復員，能回到台灣者僅有11,982人，死於異鄉數目相對最多。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皇民奉公會在1942年起相繼成立所謂「拓南工業戰士訓練所」、「拓南農業戰士訓練所」、「海洋訓練隊」，開始培訓前往東南亞地區支援的技術人才，來達到開發南洋豐厚的資源，暨戰地屯兵自養之目的。

拓南工業戰士訓練所係培養工業技術人力專業訓練機構，招收工業學校（中學）畢業的青年，前後招募4期，每期受訓6個月共約700人。拓南工業戰士訓練所位在台北市馬場町231番地，學科教習所則是在臺北市幸町的私立開南工業學校[3]。皆以軍屬的雇員資格候用，協助當年日本在南洋有關石油探勘、開採、提煉的工作。其中第二期都到婆羅洲島探勘開採石油，1945年5月的婆羅洲戰役，日本失利導致婆羅洲被圍，此時其屬拓南工業戰士被迫全部就地編入作戰，七月起遭遇盟軍的登陸攻擊，由於拓南工業戰士並未受完整的軍事訓練，倉皇應戰的結果是泰半陣亡，死亡率超過50%幾乎是軍屬單一招募名目中最高，亦因戰爭損失了一群工科的專業人才。

拓南農業戰士訓練所是在繼農業義勇團後成立，招收農林學校畢業（中學）的青年，生每期招募人數在500人左右，在各地訓練所為期3個月的基本教育，乃是招募期數和人數最多。團員結訓後，並搭配總督府「熱地農業技術員鍊成所」，再進入訓練所為期3個月，接著才派往海外工作，皆以軍屬的雇員資格候用，為農業指導助手、事務員、生產班長等職務。

事實上不少是由海軍工員送訓，可能學員先前就先接受駕駛訓練3個月，軍事訓練3個月後，才再來受「拓南農業戰士訓練所」受訓3個月，又去「熱地農業技術員鍊成所」又3個月的訓練，前後一年多的養成教育，才足以在戰地擔當適任，也因紮實農業技能的養成，而能達到戰地屯兵就養供給，但也因為分發前往南洋各戰地做農業栽培，無奈戰況危急嚴峻陷於險境，使的很多台灣軍夫再也無法回到故鄉[8]。1942年8月設置的七所拓南農業第一訓練所如下[7]：

• 拓南農業第一訓練所：高雄州潮州街[3]
• 拓南農業第二訓練所：臺中州新社庄（實踐農業學校內）
• 拓南農業第三訓練所：臺中州員林街（員林實踐農業學校內）
• 拓南農業第四訓練所：臺南州新營街
• 拓南農業第五訓練所：臺南州虎尾街（虎尾專修農業學校內）
• 拓南農業第六訓練所：臺南州北門庄
• 拓南農業第七訓練所：臺南州東石庄（東石農業實修學校內）

海洋訓練隊係為集訓台灣青年，培育其具備海事基礎能力，所成立之具體組織。招募海事學校畢業（中學）的青年，前後5期隊員，每期受訓3至4個月總計組訓了350人，拓南海洋訓練隊位在台北市圓山町147番地（今花博公園圓山園區內）[3]。海洋訓練隊進行的訓練內容，是和海軍新兵訓練無異，例如體操、手旗與短艇操作，以培養隊員的船艇操作能力與臨戰反應。訓練隊隊長宣稱僅就游泳一項，在第一期隊員甫入所時能游5、6公尺者僅有5人，經嚴格訓練後，全員平均能游1公里，突顯出海洋訓練隊極佳的特訓成果。觀察隊員分派統計資料，除第五期隊員派遣狀況不明之外，前4期結訓的225人，皆已軍屬的雇員資格候用。其中33人投入島內海軍軍務、24人被派任為船員、留用助手或從事其他實業則有19人。而有高達149人被派至東南亞，顯示在海洋訓練隊在組訓完畢後，隊員主要做為支援日軍海外佔領地軍務之用。 [9]

在台灣的醫師，就是菁英的代表。自日本殖民台灣開始，就很重視現代醫療體系（西醫）的建立，因此也培養了大批的男女醫師，至1940年代已有數千名合格醫師在台執業。二戰時，基於前線軍隊及佔領區的衛生醫療需要，急需醫療專業人員的支援，所以台灣總督府亦於1943年8月7日頒布「南方醫務要員鍊成所規程」，然後在各州設立鍊成所，以招募有執照的男醫師，經過1－3個月的受訓，即分發前往東南亞各地為軍醫。不過總督府召募的醫務要員，其身分還是軍屬，尚非正統軍人但比敘軍官的待遇，並依照醫師的養成學歷、訓練經歷、公醫官等、執業年資而去敘任相當的軍職，（例如大學醫科畢業者為中尉、醫學專門學校畢業者為少尉、醫師檢定及格者為准尉。）且最高可以授予至中佐的階級。（醫務要員一般為非指揮職系，日本軍制重視指揮職，就算非指揮職的上官，依舊要聽從指揮職的下官領導。）這些軍醫們秉持著勇氣與愛心前往戰地，遍布於東南亞各區域，幾乎都是要擔負火線救護的任務，且往往是當地的衛生醫療主力，故很受當地人所敬仰。

1944年盟軍逐漸取得制海權，南方醫務要員第5期結訓分發，當中的59名醫師學員、80名醫務助手、200名農業生產工員等，於1944年12月1日一起搭乘貨輪神靖丸號，自高雄港出發前往南海地區。1945年1月12日，美國海軍快速航母特遣艦隊突襲南海，神靖丸停泊在越南聖雀岬港（Port Saint Jacques）內遇襲沉沒，全船約95人獲救，其中18人是醫師，船上約共247位臺灣籍人士罹難。此乃台灣醫界史上單一事件喪生最多的醫務人員，同時台灣也損失了難以彌補的眾多菁英。[10][11]

中日戰爭開打後，由於占領區迅速擴張，即陸續成立的海軍根據地部隊，所謂日本海軍特別海軍陸戰隊並非現在美式編制的陸戰隊，而是將海軍警衛部隊（含特種部隊和防空部隊）為主，結合海軍訓練中心（海兵團）、海軍基地的作業人員（含港務、通信）、海軍陸上後勤人員（含海軍工員）為輔的戰鬥任務編組，因此在佔領區負責戰地管理和治安工作，原本海軍並無如此駐守的人力規劃，所以成立的海軍警備隊（含陸上警備科、水上警備科、法務科，類似海巡署的工作）。即採向同屬海軍的台灣總督請求人力支援，由於當時台灣還未實施特別自願兵制，所以總督府用軍屬名義徵募海軍巡警。因此招考高等小學以上程度、體檢合格的青年，施予為期半年的養成（包含軍事訓練和警察教育），派遣到佔領區先以巡查補任職（薪餉每月90元），擔任警察工作負責維持治安，滿兩年經考核可晉升為巡查（判任官）；又聘募海軍通辯比照下士官待遇，擔任翻譯來協助處理民事。

其中台籍海軍巡警隊主要部署在海南島，乃是日本參謀本部視海南島為其南進樞紐之一，故先派遣台灣混成旅占領海南島，後移交給海軍轉由的鎮守府來負責戰地管理，所以在台灣的招募大批海軍工員和各種名目的軍夫團亦進駐，支援當地建設和各種後勤需求，到現地後又挑選不少精壯轉服特別海軍志願兵，以補實駐守海南島的特別海軍陸戰隊缺額不足。當時海南島游擊隊勢力龐大時，相對巡警隊的人力需求也就更多，另為了清剿游擊隊，巡警隊常與其他的駐守部隊搭配編組成討伐隊，通常由三分之一的日本軍人（除了幹部外多數是40歲國民兵），三分之二是台籍軍人（包含巡警和軍夫一般是20歲青年），而台籍軍人配備火砲機槍等武器負責攻堅，是實際作戰任務的主力，其戰力卻是不折不扣的陸戰隊。

戰後，其中海南島及廣東一帶，共有台籍日本兵約3萬名，全部被關入集中營處置，當時國民政府想納編為其效力，（註：盟軍總部規定台灣兵非偽軍，不得就地納編為國軍，須同日本人作業遣返）但中國民間的認知對台灣兵並不友善，反使台灣人所受待遇低於日本人，尤其在海南島的台籍日本兵集中營，除了權益被漠視外，生活條件最為艱苦，且整個遣返作業更是被刁難拖延；幸而盟軍總部介入處理，讓這台籍日本兵得以脫離，陸續分批搭美軍的艦艇返台，但都已戰爭結束兩年後了。

海軍除了戰鬥人員和勤務人員以外，尚需其他支援人力，如海軍設營隊的負責工程構築（含港口與機場）、海軍裝備保養廠（含艦艇和飛機）的修理維護、各後勤學的後勤補給業務、海外基地的軍農屯田（因為補給線太長，制海權又被美軍掌握，故部分糧秣需要當地自養）等，都需要招募大量海軍工員來充當。即大量透過台灣總督府招募海軍工員，跟特設勤勞團相異之處，在於其軍種不同，且所需的技能養成訓練較高。一般三個月的軍事訓練，三個月的專業教育（依各專業去受訓），通常都要受訓半年才分發派遣，到了派遣地實習後，還有各種專業技能升等考核，即技能檢定及格，職務和工資都可升等。雖然明知要派往前線戰地工作，但薪水高於軍人福利又佳，故也吸引大批台灣青年報考加入。其中海軍設營隊參加者眾，因在海外需要大批從事建設的技術人員，幾乎被派往南方戰區各前線駐地（尤其是前往新幾內亞），由於海權的控制被美軍掌握，補給缺乏造成生活待遇每況愈下，在戰地又基於防衛任務需要，直接將設營隊授編番號為海軍特別陸戰隊之一，當面臨太平洋逐島作戰中，遭遇美軍猛烈火力打擊，受到崩潰式的慘敗，因此戰損率很高犧牲重大。

1942年10月起臺灣總督府以海軍軍屬（工員）名義，招募公學校、高等科（共8000餘名）與中學畢業（400餘名）的13～18歲青少年，用半工半讀方式為號召，以能賺錢又可取得中學或高校的學歷，吸引許多優秀的青少年人報考；前後兩年招募七期學生，共約八千四百多名，稱為「臺灣少年工」。先在台灣岡山海軍飛行基地報到開訓，再至日本神奈川的「海軍航空技術廠相模野出張所」，受三個月的養成教育，然後以實習的名義分發。根據少年工口述歷史得知，分發後起薪每月工資是80圓，若有出差勤可外加120圓津貼，每月最高可領到200圓，相較當時在台灣一般工資對比，算是很優厚的高待遇。次年相模野出張所（空C廠）擴充後，改名為「高座海軍工廠」，除了一半的人留在本廠協助組裝生產外，其餘4000人派到日本各地兵工廠作業，專門製造生產各式軍用飛機的零組件。由少年造飛機報國的傳奇，總計戰爭期間共製造了一百多架雷電戰鬥機，及眾多各式飛機零組件等備料；但約50多人遭到美軍空襲，而魂斷異鄉的悲劇。戰後，這群台灣少年工們，在1946年初，除了少數人留下外，分別六批次（米山丸等）陸續回臺。

自1941年末日軍攻打南洋後，位處熱帶地區幅員廣袤，且具扼守澳軍北上的新幾內亞諸島，即成為日人重要的占領地與軍事基地，日本軍部在此地派遣大量駐軍。當然新幾內亞島附近，也成了台灣軍夫們的主要派遣地。總之，1942年10月至1944年7月，日本海陸軍透過臺灣軍徵調臺灣人，最頻繁的1943年10、11月，幾乎連日送出，一個接一個被投擲到這個絞肉機般的戰場，高砂族稱為「義勇隊」，本島人稱為「勤勞團」、「農業團」，或者施設要員、衛生要員等，生命的危險度絕對不亞於日本兵。當盟軍轟炸或是登陸進攻時，他們直接就暴露在盟軍攻擊的危險之下，加上生活環境艱辛等諸多因素，最終使新幾內亞戰死率如此之高。其中拉包爾乃兵家必爭之地，首先於1943年8月17、18日攻擊日軍在新幾內亞島上最大的航空基地韋瓦克，繼之以空襲的方式轟炸拉包爾 (1943年11月)，大規模破壞拉包爾港口、農場及各種設施，使島上陷於癱瘓。

1944年3月，盟軍占領新不列顛島的西部，控制新不列顛島和新幾內亞之間的海峽，同月20日，再占領新愛爾蘭島北面的艾米勞群島，孤立拉包爾10餘萬日本的海陸軍部隊；至此對於日軍的新幾內亞戰線全面崩潰，日軍敗陣被退入穿越高山叢林後，因補給不繼造成飢餓和疾病而陷入絕境，導致萬餘名的台灣兵都魂斷於新幾內亞。及至戰爭結束，幸盟軍僅圍困轟炸拉包爾，並不像新幾內亞其他諸島那樣慘烈的登陸作戰，所以臺灣人尚存有近萬名，在拉包爾集中營等待返鄉復員，可是亦不少人因管理拉包爾戰俘營關係，而被視為戰犯處理。

日本自古武家深信英雄出少年，所以自幕府時代即廣置藩校，以培育年幼的新生代武士，此風轉化成日後的各地軍官幼校和少年兵學校,以培養未來軍官和下士官，學生多以青少年為主故稱之少年兵。當時日本陸海軍各兵種少年兵學校，招募年紀僅15～20歲，資格是高等小學畢業、中學肄業、同等的補習學校者，體檢和身家調查皆合格的有志軍旅青少年，其學習兩年和一年實習後，以下士任官並授同中學的學歷，為日軍專業的基層下士官幹部。（但到了戰爭後期日本露敗相時，曾大肆招收在校的中學生亦將年紀下降至14歲，且學習一年即以實習名義下部隊候用。）諸少年兵學校的招募海報一發佈，對於當時的台灣少年可說是造成一股風潮，在台灣因為中學生皆要被編入學徒兵擔任預備隊，日常在校除了學習外，尚要受軍事教練，還要去建構防禦工事的勞動。此時學校師長則鼓勵優秀學生報考軍校，又有高待遇能改善家計的誘因，況且當時連緩徵都取消了，相較於當「軍夫」或「特別志願兵」，不如報考少年兵學校，日後憑努力亦是可能升遷為將校，更是凸顯為精英高人一等的表徵。雖然各校錄取率偏低，但報考少年兵諸校依然都很踴躍，就算明知要被編入特別攻擊隊，還是絡繹不絕的前仆後繼躍躍欲試，其中如船王張榮發可說典型的寫照。

「陸軍少年飛行兵」於1933年4月奉敕令68號的建立，為當時日本陸軍招募航空兵，以及培養航空人材的正式管道與制度之一，經一連串的篩選與試驗後，取得複試合格的人會被分發到「航空基本學校」，進行為期一年的飛行基本訓練。分科後，再依各學生所屬的科目分派到各個「航空上級學校」受訓一至二年，並在此接受各科的專業航空訓練，訓練課程結束後，再以實習名義分配到各個航空基地訓練。共招收20期，到戰爭結束為止，曾招募了台籍百餘名嚮往飛行青少年加入，但若畢業者不少都被編入特別攻擊隊，不過多數幸受訓未結業就終戰而免於其難。台籍少數上陣者皆是戰功彪炳，如擊落盟軍戰機的許崙墩、參加特別攻擊隊犧牲的劉志宏最著名。除了航空學校的少年飛行兵募集以外，其他少年志願兵的項目及學校，則另有陸軍少年戰車兵學校、陸軍少年通信兵學校、陸軍野砲兵學校、陸軍重砲兵學校、陸軍防空學校、陸軍兵器學校等，均有台籍青少年加入其中。

海軍是技術的兵種，相對各類專業需求量大，人員都要長時間的教育養成；因此在台灣也招募數百人青少年，加入日本海軍的各種術科學校，包括普通科培訓生、高等科練習生、特修科練習生等教育班隊；而招募條件和學習模式，基本上與陸軍少年兵大同小異。此外，海軍飛行予科練習生於1930年開辦招收學生，亦曾1944年10月頃，開辦「特別丙種飛行預科練習生（特丙飛）」班隊，成員乃從朝鮮和台灣所招募的海軍特別志願兵，選拔在高雄海兵團基礎教育受訓成績優秀者，參加第1期練習生（朝鮮出身者50人・台灣出身者50人）共100人，並與「海軍乙種預科練習生」第24期班隊，同於44年12月1日一起在鹿兒島基地受初級飛行教育，然後1945年6月轉往至土浦基地受進階飛行訓練到終戰。

日本自明治維新開始引進西方的軍事制度，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兵役規劃，經歷多次的沿革調整後，並演發出類似台灣預官和預士的考選方式，入選者稱為幹部候補生，通常高等學校畢業可考選為甲種幹部（軍官）候補生，中等學校畢業可考選為乙種幹部（下士官）候補生。1938年4月的新制，不管甲乙種的幹部候補生，入伍後一律受訓為期9個月的養成教育，甲種幹部候補生的軍階，依遞等級從二等兵進升至軍曹（中士），受訓不及格者即為軍曹派用，受訓及格者為曹長（上士）待遇的見習軍官，而在部隊見習中經長官推薦，才能正式實授為少尉，任職一年後大學畢業者或表現優秀者可升中尉；至於乙種幹部候補生的軍階，也依遞等級從二等兵進升至伍長（下士），一年後表現優秀者可升軍曹。其中各軍種比較有代表性台籍軍官，如擔任關東軍大隊長的陸軍少佐鍾謙順、海軍艦隊船副的海軍大尉劉元孝、海軍陸戰隊的海軍大尉吳振武、航發試飛員的陸軍中尉許清卿、陸航飛行員的陸軍中尉邱錦春。

學生出陣 日文乃稱為學徒出陣（大學生稱為學生、中學生稱為生徒），即原本20歲以上可以辦理緩徵的學生，因為戰事不斷的擴大，需要大量的基層幹部，先是以縮短修業年限，其次取消高等學校生（文科和一部分理科學生）的緩徵，後來所有中等學校以上的在校學生，都動員編入學徒兵擔任預備隊。為了鼓勵大學生投筆從戎，各地（含朝鮮、台灣、滿州國與淪陷區）皆陸續舉辦大型歡送會，在台灣所舉行出陣的壯行會，於1943年10月21日以台北為集合地，1944年多了台南集合地。可惜這群高學歷的菁英份子投入戰場，很多擔任神風特攻隊員而犧牲，因此日本高教學校都立紀念碑，以紀念受徵召而陣亡的學生。台籍學生只要是在日本統治區讀書（含朝鮮、台灣、滿州國與淪陷區），幾乎都會被徵集到，此外這些出陣的學生，也是台籍日本軍官的來源之一。當中前總統李登輝為最具代表性，其在幹部班隊同一起受訓者的資料顯示，另有12名台籍的大學生，日後皆為受重任者。

日本在未宣戰的情況下，於1941年12月7日，襲擊美國太平洋海軍基地「珍珠港」，拉啟太平洋戰爭的序幕，旋即1942年1月（昭和17年），在台灣公布「陸軍特別志願兵令」，限定台灣籍人員自17歲至30歲，均可參加應募。選取合格者即可入台北六張犁「陸軍兵志願者訓練所」，受六個月入伍訓練，結訓後始有被採為陸軍志願兵的資格。1942年度第一期「陸軍特別志願兵」召募，有425,921人應募，取1,020名，分前後兩期各508人與512人，進入「陸軍兵志願者訓練所」受訓，前期訓生入營充現役兵，後期結訓生作第一補充兵；，在第一年結訓後，多補入為48師團，派往南洋作戰。1943年2月12日召募第二期陸軍特別志願兵，當時有601,147人前來應募，取1,030人受訓。1944年應募陸、海軍者，共759,000餘人，而第三期陸軍受訓人數則增為2,200人。第二、三期結訓者，除為現役兵外，餘為第一補充兵守備台灣。另外陸軍特別志願兵也於1943年10月與44年10月，先後兩期專門召募高砂族的志願兵，各為500名及800名。據統計日軍召募台灣人充當「陸軍特別志願兵」者，約有5,550餘人。

1943年（昭和18年）5月11日，日本通過閣議，頒定敕令608號〈海軍特別志願兵令〉，宣佈在臺灣和朝鮮同時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台灣總督府在7月17日公告「海軍特別志願兵令」，於8月1日正式招募。應募者資格：凡年滿16歲至20歲者（翌年修改為14歲至20歲），須國民學校六年畢業者以上學歷者，體檢合格均可應募，服役年限為3年，預備役為12年。第一期提出申請者高達316097名，應募合格者1,000人，在10月1日到台灣總督府設立「海軍兵志願者訓練所」受入伍訓練6個月，接著再入高雄海兵團受專長教育3個月。海兵團是海軍訓練機構，內有六個兵科包括水兵分隊、機關兵分隊、通信兵分隊、工作兵分隊、主計兵分隊、衛生兵分隊等，有別於訓練所階段授予的基本軍人訓練，進入海兵團後分別編入所屬兵科，並依其專業施行訓練課程。結訓後為一等兵，其被分派地點大略歸結為三處：一、派往東南亞各海軍根據地駐防；二、納入臺灣本島各海軍部隊留守；三、優秀者送往日本海軍諸學校（丙種練習生班）進修，待結業後再依受訓專長分發部隊實習，滿一年表現良好者可以晉升為兵長（准下士官）。

隨著戰事的進展急需大量人員，第二期1944年4月1日召募入選者2,000人；並於1944年5月9日，日本內閣發佈勅令第340號〈海軍特別志願兵令改正令〉，原本志願者需先入訓練所，受一定訓育後，經認定符合資格者，方可進入海兵團之規定，現根據此改正令廢除訓練所，改為直接入高雄海兵團受基礎教育6個月訓練，且每3個月即招募一批次兵員送訓。所以第二期即1944年8月1日提前進入高雄海兵團受訓3個月，第三期也一起同日直接進入高雄海兵團，不過要在海兵團受基礎教育6個月訓練。第二期結訓後，成績優秀者則被送至日本內地海軍諸學校進修，其中有一批300名的台灣籍士兵，則在1944年11月7日被安排登上特設巡洋艦護國丸，由基隆港出發航往吳軍港；不幸卻在1944年11月10日凌晨，護國丸航行至九州外海古志岐島燈塔海域附近時，遭盟軍潛艦Barb號以魚雷擊沉，事後清點乘員名單，有臺灣籍士兵212名就此失蹤判定陣亡。

由於雷伊泰灣海戰大敗後，日本海軍的制海權與制空權旁落，終導致臺灣各港口機能的喪失與海域遭受封鎖，因此第三期結訓後已無法進行外派，全部均留在臺灣戰區的海軍各部隊服役。日本當局面臨即使如此，對臺灣籍海軍特別志願兵的組訓工作仍然持續不輟，緊接著第四期在11月之際召募入伍，又1945年2月又有第五期召募入伍，至1945年5月間則有第六期的召募入伍，總計六期共召募11,000餘人。另外，台灣籍的「海軍特別志願兵」，除了在本島徵募之外，於海外的占領地，台灣人亦可經由一定程序，辦理申請轉服特別志願兵，如海南島駐守的部分台灣籍海軍特別志願兵；但在太平洋前線戰地情況危急下，往往是現地徵召轉服志願兵的方式，直接納入特別陸戰隊的戰鬥編組。

依照目前資料顯示，早在1937年9月台灣守備混成旅團派遣部隊出征時，所招募的軍夫即有高砂族去應徵從征，且立下軍功的記錄。不過專門以高砂族為對象組成的部隊，乃台灣軍參謀長和知鷹二觀察理蕃事務心得提出的建議，由台灣總督府從1942年初開始招募起，通常每3個月招募一回，以「高砂義勇隊」名義共招募了七回，高砂族「特別志願兵」招了兩回。（註：在日本時代的戶籍屬原住民，尚有多個平埔族群登記，而且人數也多於高砂族群，卻僅由高砂各族群成立高砂義勇隊，可見日本人對高砂族的資質特性評價很高，不是受漢化的平埔族可以比擬。）第一回招收各部落的菁英500名，經短期的基本教練和編組，在1942年3月12日以「高砂挺身報國隊」的原名授旗成軍；3月23日到達菲律賓馬尼拉上岸後，本該是擔任輜重工作和勤務支援的軍夫，但在叢林絕徑裡能開路前進，又可從崖嶺峭壁攀越通過，善潛伏默行並能觀辨敵蹤，且個個都是英勇善戰的神槍手，因此不久改編成稱為「高砂義勇隊」的戰鬥支援部隊；其適合擔任特攻奇襲的任務，先後在4月份的菲律賓巴丹半島戰役，及5月份的科雷吉多島戰役 (1942年)，都立下奇功深受日本人讚賞。所以當第一回成員回歸鄉里，全獲得日本當局以優厚的條件安置。

自第二回起所招募的成員，開始要先受3－6個月的軍事訓練和專長教育，通常高砂義勇隊在受訓期間，品行忠忱及學科術科測驗績優者，都會提報為代理班長或軍夫主管任用，結訓後全員（含日本人在內的隊職幹部）才搭船分發至前線各地。第二回招募1000人，於42年7月份前進菲律賓擔任綏靖的工作。第三回招募600人，在42年10月份前進200名到索羅門群島，其他414名轉往新幾內亞島。第四回招募1000人，1943年3月以後陸續分幾批前往新幾內亞。第五回的高砂義勇隊，共有516名隊員於43年7月被派遣到新幾內亞。通常隊員們到了戰地後，先安排位在各地的陸軍野戰貨物廠服務，從事擔任搬運物資補給的軍夫工作一陣子，接著派遣到各據點部隊開墾屯駐；然而這些高砂義勇隊，本來就天生的叢林戰士，並都有再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當新幾內亞戰況危急時，即全部以現地徵召的方式，編到戰鬥部隊的特別行動隊。如赫赫有名的「猛第2689部隊」，「猛」字部隊任務是為掩護日皇軍轉進順利，而扮演阻擾美澳聯軍展開突擊的游擊戰部隊，但也因此付出慘痛的高傷亡代價；其他留在新幾內亞的高砂義勇隊，亦同樣紛紛被編成立特別行動隊，如「齋藤特別義勇隊」、「大高搜索隊」、「猛虎挺身隊」「佐藤工作隊」、「神林部隊」等，皆是屬於陸軍特種部隊番號。

接著第六回和第七回是各招募約1000人，由海軍向台灣總督府提出的員額，皆在台中基地受3個月基礎軍事訓練，然後以「海軍工員」任用並到高雄再加予3個月專長教育，但到了戰地全被編入海軍特別陸戰隊駐守。第六回4月15日入伍，結訓後於10月份高雄搭船派去拉包爾，戰後能回到台灣者僅有280名；而第七回7月15日入伍，結訓後則12月份高雄搭船前往新幾內亞。可由前仁愛鄉長布農族的高聰義回憶得知概況，其在1943年7月自願加入第七回的高砂義勇隊，據他的訪問錄記載：「高砂義勇隊的行動，在那時是秘密、不公開的；他們在戰場從事的工作，是同軍人參與作戰的任務，但身份並不是軍人，也不是軍屬（有點像廓爾喀雇佣兵軍團）。由於高砂義勇隊是被徵調的（不像日本人，當兵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國民義務），工作危險性也較高，因此薪津要比一般軍人月俸高。一般軍人月俸17圓，高砂義勇隊是40多圓。調去海外者另有加給，且前線再加成，每年還有獎賞和升等，這一切都有明文規定。我進入第七回高砂義勇隊後，到台中的舊軍用飛行場（不是清泉崗）受訓六個月，屬於第三中隊。第七回高砂義勇隊有五個中隊，將近1000人；每個中隊有四小隊，每個小隊一位小隊長和一位指揮班長（類似副小隊長，戰時執行小隊長的職責）；一個小隊長帶四個班（一個班即一個分隊），一個班有13名使用步槍的隊員，另外再由兩個隊員負責一支機關槍，等於一個班有15個人。我們在昭和18年（1943）12月時由高雄出發，前往新幾內亞。抵達新幾內亞後，高砂義勇隊的五個中隊與當地的日本海軍獨立隊混編，我的部隊屬於佐世保鎮守府海軍第五特別陸戰隊。」

另外，在台灣所招募的一般「陸軍特別志願兵」裏，也有不少是高砂族出身，乃從中再挑選出高砂族戰士約160名，並同日本陸軍中野學校結業的幹部40名，共200名一起編成的特種部隊，分為「台灣軍遊撃第1中隊」、「台灣軍遊撃第2中隊」。由於日軍參謀本部計畫把這批的兵員施以特訓，全留在新竹湖口基地接受專業教育，期能擔任陸海空三棲作戰的特種部隊，因此跳傘訓練也是重點之一。

爾後，改以「高砂族陸軍特別志願兵」的名義獨自招募，第一回高砂特別志願兵於1943年10月招募500人，11月15日亦在台灣軍第一聯隊所屬的湖口基地入伍，由南機關出身的川島威伸少佐擔任大隊長，大隊下設隊部和4個中隊，中隊下設隊部下和2個小隊，每個小隊下設5個班（分隊），幹部和士兵一起全員施以特種作戰訓練6個月。第一回高砂特別志願兵結訓後，於1944年5月28日與「台灣軍遊撃第1中隊」從高雄港同船出發，6月初經馬尼拉駐泊補給，此時「台灣軍遊撃第1中隊」則下船進駐菲律賓支援。第一回高砂特別志願兵大隊作短暫停留再啟航，至7月12日開到印尼摩羅泰島，隨即全部被編入「輝第二遊擊隊」備戰。不久9月15日美軍發起摩罗泰岛战役的攻擊行動，憑藉海空優勢猛烈火力重創日軍，又在美軍強襲登陸掃蕩下，高砂兵雖奮勇卻不敵而戰死泰半，戰後僅173人回到台灣，且遺有殘留日本兵中村輝夫的憾事。

緣自1944年10月份，美軍勢如破竹欲進攻菲律賓，爆發雷伊泰島戰役，當時日軍為了打擊美軍的航空基地，策劃了以運輸機搭載特戰部隊，強行降落敵機場突襲，幾乎形同自殺的戰術。此次行動稱為「義号作戦」，部分行動交付「台灣軍遊撃第1中隊」實施，暨「飛行208戰隊」派4架零式運輸機支援，由桐村浩三中尉等8名飛行員駕駛；故編組四個特遣小隊去分別突擊，每一個小隊有軍官1人、士官2人、高砂族士兵12人，以支隊長中重夫中尉為首共60名成員，成立代號「薰」空挺隊來執行此任務；於11月7日，他們如同神風特攻隊般壯行出發，前往雷伊泰島突襲。搭載「薰」空挺隊的1號機，先在日本軍控制的巴倫西亞機場着陸，與第日本26師團會合後一起行動，擔任前鋒開路偵察危險的任務，他們再也沒有回到故鄉台灣。「薰」空挺隊2號機，趁著黑夜奇襲美軍佔領的布拉文（Burauen）機場，破壞機場上的美軍戰機與設施；「薰」空挺隊員對著飛機丟「手榴彈」、「炸藥」，布拉文機場的美軍一時混亂，卻發現日軍數量太少，即開始包圍殲滅「薰」空挺隊員。根據美軍記録在布拉文東方16公里塔克洛班海岸，發現2架日本軍大型機消失於黑暗之中的報告，可能的下場是搭載3號和4號機的「薰」空挺隊員，亦襲擊了附近的塔克洛班(Dulag)機場，但也因「玉碎」行動而戰死異鄉。

至於第二回高砂特別自願兵在1944年10月招募800人，44年11月入伍編進台灣軍，亦是幹部和士兵全員一起在新竹湖口基地，同樣施以特種部隊訓練6個月後，因美軍的海上封鎖導致部隊無法順利外調，另也為了防禦美軍可能登陸台灣，幸而全部留守本島至終戰。

戰後，眾多跟高砂義勇隊共事過的退役日本官兵皆感念不已，更讚嘆高砂義勇隊的精神、能力遠遠高於日本內地軍人，使日本軍的行動往往極度依賴高砂義勇隊。其中有回憶說道：「該隊人員能於無道路之叢林穿梭自如，也可以分辨遠處聲音來從事偵察，憑藉一把番刀遮伏痛擊敵人。由於隊員精於狩獵採集的野外求生技能，對叢林內的動植物可分辨可食或不可食，並傳授其他日軍在叢林生活的方法，使日軍同僚被圍困在缺糧下得以補給。」又有原日本同僚亦說「日本兵罹患瘧疾，高砂隊員能冒險摘椰子取水解熱。」另有共事過的日本部隊長感嘆道：「高砂隊員的英勇、服從、為長官效命及犧牲奉獻的精神，連內地出身的將兵也難望其項背。」[lower-alpha 8]另外，相較於其他日本殖民地徵召的軍隊，戰時的日本精神鍛鍊也同樣遍地雷厲風行開展，但卻沒有如同高砂義勇隊受到深深的影響，從新幾內亞戰場的表現可看出端倪，朝鮮籍部隊就顯得散漫的多，更別提其他東南亞籍部隊雜亂無章，高砂義勇隊奮戰不懈的精神，實在是令人欽佩的稱讚不已。因此，高砂義勇隊不少戰功彪炳被破格晉升者（很悲情多半是殉職追晉），不過也有如阿里山鄉鄒族的湯守仁，被派至中國戰場因有特殊戰功，破格保送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晉升為軍官。

1944年（昭和19年）4月19日敕令公布台灣實施徵兵，9月1日起執行預備作業，此舉也是台籍日本兵以軍人職稱的大宗。從1945年1月開始對台灣全島19歲至40歲的壯丁，第一梯共45,726人施行身體檢查，分甲種體位4,647人，乙種體位18,033人，皆直接入營為現役兵。2月再檢查合格壯丁7,000人，徵送入營為現役兵，另外7,000合格壯丁為補充兵。因戰況危急至此，徵兵召集眾多的義務役，皆編入駐守在台灣的第10方面軍轄區內，包含所屬日籍與台籍的軍人號稱20餘萬部隊，大都派在台灣本島巡弋海岸與戍衛軍事要地，準備抵禦盟軍來襲的登陸作戰。

日本陸軍在俘虜收容所的管理人員安排上，主要是以雇用朝鮮、臺灣等殖民地人為軍屬，分為相當於下士官的雇員及兵卒的傭人兩種級別，使其擔任收容所相關戒護管理。在1942年5月，軍方即委託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在臺灣募集美、英俘虜監視員，其招募同樣以福利和條件較佳為號召，且語言能力好者都能充當通譯，報名資格為18歲以上、未滿30歲，國民學校畢業程度以上之本島人與高砂族男性，尚須檢附履歷書及醫師開立之身體檢查證明書；第一批的報名至5月24日截止，全島共有5,737人應募，在6月1日至3日間於各州廳實施甄選，經錄取共850人，往後亦循此模式招聘各梯次的監視員。錄取者絕大多數是來各地自青年團成員，已在青年學校完成基礎軍事訓練，因此在訓練所受3個月的專長教育，即結訓分發各地戰俘收容所，除了部分留在台灣本土外（台灣戰俘營），多數遠渡南洋各地看管戰俘。由於日軍對戰俘待遇很苛刻，每天使其不勘負荷的勞動，又任處於飢餓疾病而不顧，尤其戰場失利補給被切斷下，常執行諸多非人道命令（註：英屬婆羅洲日佔時期）。

在二次大戰結束後，中（臺灣）日雙方開始協商二戰時期，原有臺籍日本兵之賠償事宜，但當時日本政府堅持，因為臺灣已經被中華民國統治，在不具有日本國籍身分的情況下，這些原臺籍日本兵（軍人與軍屬）不能與日本人等同享有，由日本政府所訂之《恩給法》及《戰傷病者戰歿者遺族援護法》之權利。再加上《中日和約》〈第三條〉中明訂──「關於日本國及國民在臺灣及澎湖之財產，及其對於在臺灣及澎湖之中華民國當局及居民所作要求（包括債權在內）之處置，及該中華民國當局及居民在日本國之財產，及其對於日本國及日本國國民所作要求（包括債權在內）之處置，應由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國政府間另商特別處理辦法。本約任何條款所用『國民』及『居民』等名詞，均包括法人在內。」因此，要整合求償有相當難度。

直到日本與中华人民共和国於1972年9月27日建交之後，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口頭終止與中華民國所簽訂的《中日和約》後，反倒比較容易展開對日求償的作業，但求償的工作結果仍舊是困難重重。主要原因有求償的項目相當繁多，諸如：臺灣人被徵服兵役或勞役傷亡者之撫恤金、應領未領之薪金、軍郵儲金、駐外銀行存款、現今引換證（兌換券）在臺之保險金…各種公債（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德國馬克）、郵政儲金、補償費等。而日本政府除了搬出法令阻擋外，也反過頭來要求我們必須協商賠償，當時原居住於臺灣地區日本人，在遣返日本之後所留財產之補償。

1977年，由台湾的5個民間團體，如「台湾前国軍退伍軍人及遺族協會」、「台日和平友好促進會」等組織，開始對日本政府要求補償金，包括當年的「軍事郵政儲金」、「簡易人壽保險金」以及「海外日本兵軍餉」等。迫使日本政府編列預算，於1987年9月11日在眾議院，18日在參議院相繼通過，支給臺灣人原日本兵死亡及重傷者遺族《特別弔慰金支給法》，除了發放每位陣亡者遺族「弔慰金200萬日圓」外，日本政府還另加撥事務費4,700萬日圓，作為委託中（臺）日兩國紅十字會之發放作業金，發放作業原本計畫自1988年起開始發放，預計以3年的時間完成所有發放作業，不過實際上卻拖至1995年才開始發放。（當時120日元可兌換1美元；美元與新臺幣的平均匯率為27.37元；200萬日幣約等於45～46萬臺幣。）

依據日本厚生省統計資料，戰死和失蹤的日籍台灣兵有30,304名，但最初中華民國內政部所記載之陣亡臺灣兵人數卻高達42,678人，之後經亞東關係協會和日方仔細比對後，刪除部分重複登記的名字後，最後確認實際陣亡應為32,806人，重傷者有327人，傷亡總數共為33,133人。遺屬經過多年爭取，20世紀90年代才得到每人日幣200萬圓的弔慰金。日本政府卻對日籍台灣兵有差別待遇，比起日本軍的慰問金數目，相差數十倍。（但戰後日圓的狂貶，到回升至穩定值間的波動倍率，這方面也是要去評估；不過當時1980年代，國軍義務役死亡撫慰金不到台幣20萬元相比，可以客觀比較。）

「原日本軍人軍眷之未付薪金」、「軍事郵政儲金」、「外地郵政儲金」、「簡易人壽保險金」、「郵政年金」等五項給付，又以「軍人軍眷之未付薪金」與「軍事郵政儲金」兩項金額為最高。軍人薪資積欠部分共有八萬四千件，在民國89年（2000年）1月底前計有五萬五千件提出申請，佔總數的66％，而實際領錢的有四萬三千件，約佔總數的51％，己支付61億日幣。軍事郵政儲金方面，全部件數約是六萬件，己提出申請者為五萬三千件，佔總數的98％，己受理支付者共二萬九千件，約達總數的48％，己支付34億9千圓日幣，日本政府共編列353億日圓預算來償還債務，但到民國89年（2000年）2月底約僅發還110億，顯示因為補償金額過低，日本政府付給日本內地軍人的是原金額的7,000倍，至於補償付給台籍日本兵則僅有「120倍」，（平均每個帳戶補償金額約12萬日圓，折合約新台幣2～3萬元。）許多老兵認為受到重大侮辱，氣得拒絕領取，聲稱：「要讓日本政府永遠欠我們！」。

戰後，盟軍對所謂的日本戰犯以及臺籍日本兵，作出ＢＣ級戰犯的審判。（註：Ｂ 級屬戰爭罪，於戰爭期間對敵國民眾的犯罪、Ｃ 級屬違反人道罪，非僅於戰時，包括平常時期對人民所犯下的違反人道之罪。）經日本史學者茶園義男編著《ＢＣ級戰犯關係資料集成》整理，ＢＣ級戰犯判刑的臺籍日本兵計173名，其中26名被判死刑、幾乎為憲兵、通譯、戰俘監視員；餘被判20年以下的徒刑（大部分也為戰俘營的監視員）；這些戰犯，先分別關在南洋各地集中營，後來再移押至東京巢鴨監獄統一監禁，於1952年舊金山和談後，才陸續被釋放。當日方宣佈臺灣人喪失日本國籍，因此更不負履行為其效命的賠償責任，所以這些代過受罪的監視員，即面臨到身份認同和權益受損的危機，猶如戰敗棄子般自生自滅可謂下場淒慘；之後，雖說戰犯們歸屬中華民國籍，但接收的國民政府態度消極，認為他們對祖國認同及忠誠度有問題，並因228事件後加深其誤解，返臺後皆被加強監管，常面臨到警總的跟蹤與監視，生活不寧或被歧視，多半過著艱苦的生活。

鄧盛擔任原台灣籍日本兵對日討債團團長，以戰傷重殘傷兵之平民身份，代表戰死家屬與重殘傷兵狀告日本政府，與日本政府纏訟多年。促成日本於其身故後，以民間名義賠償，原臺灣籍日本兵，戰死戰傷重殘每人200萬之慰問金賠償，及後續之郵儲金賠償。

許昭榮擔任全國原國軍日籍台灣老兵暨遺族協會會長，因抗議當時的臺灣政府對日籍台灣老兵及遺族不聞不問，而於2008年5月20日自焚而死。

史尼育唔在日治時期叫「中村輝夫」，漢名叫「李光輝」，是屬於阿美族的台灣原住民。1943年10月15日入選高砂族「陸軍特別志願兵」，而離開家鄉臺東廳新港郡都蘭庄（今臺東縣東河鄉），先在新竹湖口基地（當時加入台灣軍第一聯隊），接受陸海空三棲特種作戰訓練6個月後，以陸軍一等兵的身分，於1944年5月28日從高雄港出發，前往印尼摩羅泰島駐守，在7月12上岸，旋即被日本軍編入「輝第2遊撃隊」，不久美軍於9月15日發起海空攻擊行動，隨後採取登陸作戰，在美軍猛烈的攻擊下，此時擔任偵查兵的中村輝夫和部隊離散了，就深入叢林中潛伏伺機行動，利用野外求生的技能繼續支撐著，並不知道日本已經1945年8月15日宣告投降，所以仍然一直堅守奮戰不懈，在叢林中獨自頑抗度過了31年。

雖然1956年在這個島，發現了其他9個日本兵（3個日本人，6個台灣人），但依舊遺漏了中村輝夫，爾後期間有所聽聞卻都不以為意。直到1974年11月中，「輝第2遊撃隊」前隊長、陸上自衛隊退役陸將補（少將）川島威伸帶團前往摩羅泰島弔祭時，聽聞到還有日本兵殘留，就堅持印尼政府要協助搜尋；印尼政府馬上派遣11人組成的搜尋隊，終於在12月17日發現其蹤跡，隔日早晨一行人唱著日本國歌君之代，中村輝夫聽到歌聲就驚訝的出來探望，隨後被搜索團帶回基地。1974年12月25日，日本駐印尼大使館接獲「尋獲日本兵」通報，28日大使館防衛駐在官（武官）湯野正雄飛赴摩羅泰島基地，會見在醫院中接受體檢的中村輝夫。面對武官的詢問，中村極為清晰的以日語一一回答。當武官告知中村，30年來的世局變化，同時臺灣與日本已經一分為二時，中村依然冷靜回答：「日本沒有輸，我要回日本！」（日本は負けてはおりません，自分は日本に帰りたい。）12月29日，日本大使館為中村輝夫於雅加達舉行國際記者會，會中雖備有台灣語翻譯，但中村堅持使用日語全程回答。

在雙方政府角力下，「最後的帝國軍人」中村輝夫兵長（准下士官），還是以「李光輝」的新身份送返臺灣。當時獲得日本政府補償金和民間捐款及台灣政府的救助金共約100萬台幣（800萬日圓）。於1975年1月8日回到台灣，可惜造化弄人，在機場的歡迎會中，得知妻子改嫁時還暴怒，當時出生僅一個月的兒子，已長大成人結婚生子。雖然部落鄉親亦在泰源小學舉辦盛大的歡迎會，但畢竟離開故鄉31年了，還是相對非常生疏，更何況回家鄉後，他的心理和生活都受了巨大轉變，自此在心情、作息、飲食都不健康的情況下，罹患肺癌並於1979年6月病逝於台大醫學院[12]。

由於印尼人的觀念，認為是日本幫助了印尼獨立建國，所以對日本很友善，摩羅泰島特別也建立了二戰博物園區，並於2012年9月14日，建造了中村輝夫的紀念銅像，且巂文說道：「一個守護印尼摩羅泰島而對抗殖民者奮戰不懈的戰士」。

李柏青（1922年－2013年10月16日），日本名宮原永治，印尼名Umar Hartono（烏瑪爾·哈托諾）。為日治臺灣的臺南州人（今為雲林縣），乃是第一期陸軍特別志願兵，從征東南亞各地，有戰績且實戰經驗豐富者，戰後和同袍為認同大東亞共榮圈理念，即參與印尼獨立革命而浴血奮戰，終成為印尼建國英雄之一。並在2005年，出席印尼建國60周年慶典，獲印尼總統尤多約諾頒贈印尼建國英雄勳章，為首位獲得這項殊榮的台灣人。

陳智雄（1916年2月18日－1963年5月28日），臺灣阿緱廳人（今屏東縣中北部）。從東京外國語大學畢業後，因精通多國語言，被派至印尼擔任外交官，隨日軍擔任通譯，戰後參與印尼獨立革命，並娶印尼當地的印荷混血女子為妻，又透過妻兒的掩護，將原日軍的軍火供應給印尼獨立軍，獨立後首任總統蘇卡諾待他如國賓，且授以榮譽國民的最高榮譽。

之後，因參與台灣獨立運動而拋家棄子，離婚後欲回台灣，卻被護照撤銷成為無國籍者。為了進入日本，在飛機上巧遇瑞士外交官，受其協助取得瑞士國籍。曾經擔任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東南亞巡迴大使，中華民國政府視為眼中釘，把他由日本誘捕回台，在無情凌虐皆堅定不屈，慘遭槍決處死，身後由其妹處理，奉安於宜蘭白蓮寺，為臺灣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

劉志宏（1923年－1944年），日文名泉川正宏，新竹州苗栗郡銅鑼庄人，於日本東京陸軍航空學校、所澤陸軍飛行学校接受飛行訓練，在參加菲律賓特攻出擊時，被美軍高射炮火打下身亡，死時年僅21歲，之後入祀日本靖國神社。是目前記錄可證實的台灣籍神風特攻隊隊員。[13]

董長雄（日本名：玉峯長雄）因成為戰犯而被判絞刑所寫的遺書，一直被放於日本靖國神社，未交到遺屬手上。2003年，台灣「全國原台籍老兵暨遺族協會」會長許昭榮被日本人告知此事，並經由他將遺書影印本帶回台灣，交給董長雄家屬。

台籍日本兵董長雄，二戰期間離開妻子和年幼的獨子，被日本政府徵召到印尼管理戰俘營。日本投降後，這名憲兵隊通譯被盟軍國際審判庭視為戰犯，並判處絞刑，當時有26名管理員被處死，但只有兩人被處絞刑。 臨刑之前寫了遺囑。這份遺囑，日本政府並沒有交給遺族，而是存放於日本靖國神社。他臨死前遺願，希望死後獨子董英明能接受日本教育。但董英明已因癌症病故多年，終其一生，不曾受到日本政府的照顧。

董長雄遺書中寫著：

在遺書中為獨子董英明請求：

只是日本政府沒有依照其遺願（大日本帝國並無復興），讓董英明到日本接受教育，更讓董長雄的遺書留在日本靖國神社五十多年。台灣國史館台灣文獻館長劉峰松、編纂李展平到屏東縣做戰後史田野調查，在楓港找到董長雄的兒媳孫素珠。她說，房租兩千塊錢，一年頂多三個月有工作。這日籍台灣兵的後代家徒四壁，日本政府從未關照他們家。2003年日本政府曾請許昭榮代為探視董英明，了解其近況，但知道董英明已因癌症病故後，即不再聞問。

簡傳枝，於2005年84歲的宜蘭縣民，60年前志願從軍當日本兵，日本名「竹內傳一」。簡傳枝花了五年時間，以日文、中文完成「日籍台灣兵手記」，並提供給在台灣的國史館參考。簡傳枝說：「當年自願當日本兵的台灣囡仔（臺灣語，年輕人、小孩子之意），只想與日本人平起平坐，沒有侵犯他國的意圖！」他透露說：「日本時代的台灣人，可說是二等、甚至三等國民；日本人吃白砂糖，台灣人配給較差的黑砂糖；日本人吃上等瘦肉，台灣人供給量少的下等豬肉。因為只有當兵才能不被歧視，可享受與日本人同樣的待遇，因此，許多台灣人就志願從軍。」「1942年，42萬多名台灣人自願當日本兵，但經過嚴格篩選後，只錄取502人；有台灣人未獲錄取當日本兵者，甚至想不開去自殺。他那年21歲，在七堵鄉公所畜產課課員，志願從軍並獲錄取。」「當時日籍台灣志願兵可說是「男人中的男人」，極為風光。那時自願進入日本陸軍，將生命奉獻給日本的日籍台灣兵，為的只是表現台灣人也有資格與日本人平起平坐，成為一等國民，根本沒有要侵犯中國或他國的意圖。」

簡傳枝問：「如果當年日本沒有戰敗，台灣現在還可能是日本的領土，何來背叛之說？」當年他爭取到平等的待遇，到現在還以曾身為日本兵為榮，也曾四度到日本靖國神社參拜過。簡傳枝同時保存一個「大東亞從軍記章」，是參加戰爭，日軍送的紀念品。簡傳枝說：「但在反日宣傳教育下，戰後出生的年輕人往往對上一代曾為日本兵的長者，誤會是侵害中國人、幫助仇敵、當成背叛者！這應該是60年來日籍台灣兵共同的沈鬱吧！」

吳連義，1943年畢業於嘉義農林（今嘉義大學），翌年被台灣拓殖株式會社派到越南的日本軍農業試驗場工作，戰後成為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國人的「棄民」。吳連義後來滯留越南在當地娶妻生子，居於寧平省，2006年辭世，遺願望落葉歸根。[14] 此外相同經歷者，尚有黃燦銖（乃台南市長黃偉哲的叔公），1922年出生，北門農工畢業，二戰時亦被日本軍部派到越南拓殖，戰後因錯過返鄉機會，而加入越南共和國（南越）軍隊，暨娶了當地世家女子落地生根，且官拜陸軍中校退伍，1974年3月時曾返鄉，並曾被當時的《聯合報》報導過。卻也基於此，在統一後的越南被監禁勞改11年，出獄後僑居丹麥10年，等越南改革開放才再回胡志明市定居終老，於2016年初辭世，其內心始終惦記台灣故鄉的社會脈動。[15]

李登欽（日本名：岩里武則）為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辉之兄，1921年2月19日出生在臺北州淡水郡三芝庄，淡水高等小學畢業，於昭和十三年（1938年）出任警察，官階為巡查。1943年報考海軍特別志願兵第一期，當時提出申請者高達316,097名的競爭下，通過體檢、筆試、口試才獲得錄取。並在高雄海兵團受訓完後，1944年7月前往駐地服役，被編入位於菲律賓馬尼拉的海軍根據地隊「第31特別根據部隊」，任職艦艇輪機兵。於1945年2月15日在軍艦上戰歿，隨即與軍艦同沈入海，得年僅24歲，因屍骨無存，李父始終不信愛子戰死，後來以陣亡軍人的身分，靈位入祀靖國神社供奉。

1987年日本政府用特別立法的方式，以「弔慰金」的名義補償台籍日本兵[lower-alpha 11]。惟「弔慰金」不是日本政府給付日本軍人之「撫恤金」，且「弔慰金」與日本軍人的「撫卹金」有較大的差距。日本政府給付給舊日本軍人的「撫卹金」約為台籍日本兵的「弔慰金」的58倍。

日本赤十字社審査、裁定（總理大臣裁定權限委任）：

• 受付29,913件
• 給與29,645件
• 却下268件　

總額：529億9,000万日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