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

5月16日成立「各界鬥委會」後，許多行業、工商機構及學校的左派人士都在「各界鬥委會」驅使及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的氣氛下，紛紛以其工作單位或學校為名義成立了自稱代表其工作單位或學校的「反迫害鬥爭委員會」[18]，雖然這些自稱代表其行業、機構或學校的分支鬥爭組織被認為是以楊光領導的「各界鬥委會」為核心，但在運作上這些分支鬥爭組織與「各界鬥委會」並不一定有統屬關係。在「各界鬥委會」成立後以楊光和費彝民為首的鬥委會核心委員曾經發表要擴大鬥爭等將事態升級的言論，然而《大公報》等左派媒體卻被認為對當時的左派人士起到更大的影響力[19]，左派人士也依賴這類左派媒體接收「各界鬥委會」的指示和鬥爭相關的資訊，而1967年正值中國文化大革命日趨激進的時期[6]，「各界鬥委會」及左派媒體都以「毛澤東思想」為號召驅使左派人士對港府採取鬥爭行動，並由各分支鬥委會、戰鬥行動組及戰鬥隊等組織各自採取其鬥爭以至恐怖活動，故此各外圍鬥委組織並非直接聽命於「各界鬥委會」，部分左派人士亦在左派媒體的鬥爭宣傳下自我激化為極端份子，進而參與放置或投擲炸彈等恐怖活動，曾經在《大公報》及《新晚報》出任總編輯的羅孚於1993年3月亦承認自己在六七暴動中進行蠱惑人心的欺騙宣傳並為此道歉[20]。

由於「各界鬥委會」與各分支鬥委會、戰鬥行動組及戰鬥隊等組織在運作上並不一定具有從屬關係，也不一定有為各分組織制定鬥爭行動的細節，故此「各界鬥委會」被認為是屬於引導鬥爭思想及為「各界鬥委會」的分支成員提供支援和聯繫的組織，其在暴動中並沒有發揮出作為行動總指揮部的功能[21]。在整個領導架構中「各界鬥委會」是介乎於上層中共和下層港共社團之間的層級，「各界鬥委會」原本是負責協調新華社、港澳工委與左派組織的活動，並且將中共的意旨由北京當局傳遞給在香港的港共社團前線人員，亦即應將中共中央的指示下發給各港共團體，但根據時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吳荻舟憶述稱[22]，在「各界鬥委會」之上還有一個由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祁烽領導的「反迫害指揮部」，但當祁烽的「指揮部」和中國總理的意見不一致時，便不能順利傳遞中共中央的意見，在各自為政下也導致六七暴動的中後期出現失控的局面[21]。由於「各界鬥委會」未能有效發揮其傳遞北京中共中央最高指示及指揮各分支鬥爭組織的功能，所以整個「鬥委會」被認為是一個鬆散的組織。有於1967年參與暴動者表示，鬥委會曾經要求其所屬的海員工會製造炸彈及參與真假炸彈襲擊浪潮，其工會否決了跟隨「鬥委會」發動炸彈恐襲[23]，但組織內有部分激進份子可能會作出這類行為。各界鬥委會委員之一的吳康民在2015年稱當年的各界鬥委會主任楊光只是一面空頭旗幟[24]，甚至可以說只是一個傀儡，楊光只是聽命於香港工委及新華社出任鬥委會主任[25]，並未參與實際工作，徐稱在六七暴動中發生的一些慘無人道如林彬被燒死的事件，並非楊光直接指令，不排除是外圍的鬥委組織私自採取激烈行動。

1967年5月12日，工聯會宣布即時成立「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11]。

1967年5月16日，「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號召立即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13]，同日發表《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抗議書》。

1967年5月24日《大公報》刊登鬥委會委員名單[26]，鬥委會委員共有348人，其中17人為常務委員[13]。

1967年9月12日，政府新聞處回應傳媒查詢時表示所謂「鬥委會」只是一個從事非法活動的陣線，屬於非法組織[27]，警方會對所謂「鬥委會」採取執法行動[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