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語文學

清初的白話小說《豆棚閒話》第10則“虎丘山賈清客聯盟”裏便已有成段的吳語記錄，如：

其中“唦、白赏、弗、做淘、哉、我哩、侪、那亨”等吳語方言词，多数现在还用。

到清中期（约18世纪），传奇开始衰微，向书斋文学转化，弹词却逐步兴盛起来了。出版了钱德苍编的戏曲折子戏选集《缀白裘》（1763-1774）和沈起凤（1741-?）的传奇“沈氏四种”（《报恩缘》、《才人福》、《文星榜》、《伏虎韬》），还有大量弹词脚本。《缀白裘》和“沈氏四种”中使用方言的段落很多，产生了新的词语和用法，并對晚清吳語小說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吳語小說最有代表性的是晚清張南莊化名“過路人”寫的《何典》。張南莊是清代乾隆、嘉慶年間的一位“高才不遇者”，《何典》是一部話本式的諷刺帶滑稽的章回體小說，它借鬼的世界展示“活的人間相”，魯迅曾給以極好的評價：“作者便在死的鬼畫符和鬼打牆中，展示了活的人間相……便是信口開河的地方，也常能令人仿佛有會於心，禁不住不很為難的苦笑。”

《何典》全書都用蘇南吳語和夾雜官話寫成，成語、俚俗諺語、歇後語、慣用語充斥其間。例如當時有書名《常言道》，凡16回，又名《子母錢》，作者署名“落魄道人”，也是清乾嘉時人，其身世尚一無所知。《常言道》第16回，活用方言，描畫出錢士命一家為富不仁的下場：

其中虽然有些错字，但是插入很多方言俗语，使得文章极为生动流畅，很讨吴语区的读者的喜。

到清末和民初（19世纪到20世纪），出现了大批“苏白小说”（又称“吴语小说”），其中較有名的有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李伯元的《海天鴻雪記》、張春帆的《九尾龜》等，还有顾颉刚编的《吴歌甲集》等数种民歌集。光緒年間成書的《海上花列傳》敍事部分基本上用官話，人物對話基本上用蘇白。例如：

胡適認為這是文學語言革新的自覺行為，他說：“韓君（即韓邦慶）認定《石頭記》用京語是一大成功，故他也決計用蘇州話作小說，這是有意的主張，有計劃的文學革命。”“假如我們把雙玉的話都改成官話：‘我們七月裏一簽園，也像現在這樣子，坐在一塊說的話，你記得嗎？’—— 意思固然一毫不錯，神氣卻減少得多了。”《海天鴻雪記》使用的語言格局與《海上花列傳》相仿。《九尾龜》稍有變化，人物對話用蘇白只限于妓女，而且妓女一旦從良，對話也就不再用蘇白了。

五四以後，國語運動興起，文學界一方面對方言文學理論進行探討，一方面繼續在創作上實踐，一些吳地作家的作品常常在用官话創作的同時夾用一些比較通行或富有表現力的俚言俗語，比如朱瘦菊的《歇浦潮》、張恨水的《啼笑姻緣》、秦瘦鵑的《秋海棠》等都夾用了不少的吳語詞。魯迅、茅盾、葉聖陶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也不斷輸送吳語詞加入官话白话文辭彙，如“癟三、尷尬、蹩腳”等就是通過他們的作品流傳全國，為现代标准汉语所吸收的。抗日戰爭時期，為宣傳抗日精神，瞿秋白等人都曾用吳語（或官話夾雜吳語）書寫文學材料，以激發民眾鬥志，在社會上引起廣泛影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政府實行“推廣普通話”政策，吳語創作迅速衰退。 進入二十一世紀后，吳語創作似有重新抬頭之勢。由於網路技術的發展，吳語文學再次得到發展。如藍鯨的短篇小說（書面語夾雜上海話）在網上成為熱點，點擊量動輒突破百萬次，人氣非常高。除了藍鯨的短篇小說，女作家王小鷹于2009年出版發行的長篇小說《長街行》中因為使用了一些吳語而引起廣泛關注[1]。作家金宇澄的《繁花》也运用了大量上海话词汇，并且于2012年获得茅盾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