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之死

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时任国务院总理和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因膀胱癌于北京三〇五医院逝世，终年78岁。邓颖超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赶赴医院进行遗体告别并安排后事。“邓小平声音颤抖，叶剑英哭红了眼睛，拉着邓颖超的手久久不放。李先念、陈永贵、苏振华等已走不动路了，好多人眼睛都哭肿了，而江青等人马上转身就离开了”[11]。下午，中央政治局开会拟定了请示报告、讣告、治丧委员会名单，送毛泽东批示，9日凌晨1时，毛泽东批示同意。

周恩來的遗体于8日中午送至北京医院，并根据生前遗愿进行解剖，发现各个主要的脏器都有癌瘤转移。之后由北京饭店的理发师朱殿华为周恩来理发，深夜11点钟，经过理发、穿衣、整容及化妆之后的周恩来遗体被安放在北京医院的太平间里。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新闻电影记录制片厂的记者们纷纷赶到医院拍摄镜头，直到后半夜才结束[1]^:383。

1月9日凌晨4时12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提前开机，广播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布的周恩来逝世的讣告，宣布成立由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朱德等一百零七人组成的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自9日至15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交部下半旗志哀[7][12]。街上「差不多每個人的臉上都很沉重」，列車中「軍人們捶胸痛哭」，機關、公寓、學校裡人們在默默地流淚，「到處有人哽咽」[13]^:1-13。

1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北京和全国隆重追悼周恩来。10日和1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群众代表一万多人，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朱德、叶剑英、邓小平、宋庆龄、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在周恩来遗体前静默致哀。江青在遗体告别时未脱帽，引起了在场和观看录像的人们的强烈不满[14][15]。与此同时，在北京医院门前聚集了许多自发赶来参加告别活动的群众，希望瞻仰周恩来的遗容，表达他们哀痛的心情[7]。

1月11日下午，周恩來遺體送往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北京百萬人自發聚集在天安門東西長安街兩側，在嚴寒中送別周恩來靈車[16]^:447。1月11日下午4点起灵。周恩來遺體由王洪文、汪东兴、邓颖超以及治丧委员会工作人员、周恩来生前好友等护送，从北京医院出发，经由台基厂大街、长安街送往八寶山革命公墓，民众自发地聚集在道路兩边送別周恩來靈車，灵车所到之处，哭声四起，连绵不绝，气氛悲痛至极[7]，即著名的“十里长街送总理”。下午18时05分车队到达八寶山革命公墓，周恩来的遗体安放在第二告别室（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邓颖超悲痛地向周恩来告别：“恩来，我来了。永别了，让我最后看你一眼吧！这些时候，我一直没有大哭过，现在，我要大哭一场了”，痛哭失声，在场的许多人也放声大哭起来[14]。之后遗体火化，由周恩来生前的警卫张树迎、高振普捧骨灰乘车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安放[14]。

1月12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悼词和追悼大会相关事项，张春桥提议由叶剑英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悼词，遭到叶剑英反对。叶剑英提议由邓小平致悼词，得到与会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同意[17]。

1月12日至14日，首都各界群众四万多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隆重吊唁仪式，吊唁仪式之后，周恩来的骨灰转至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内。吊唁期间，各界人士自发或有组织地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缅怀周恩来，寄托自己的哀思。天安门广场中央镌刻有周恩来手书碑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成为追悼、怀念周恩来的主要场地。几天内，纪念碑周围放满花圈，四面松墙上也都缀满了白花。类似的悼念活动，在上海、天津、武汉、西安、南京、重庆、南昌、广州及全国其它大中城市也相继出现，并不断发展、扩大[7]。

1月14日下午，工作人員向毛澤東念中央送審之周恩來追悼大會上之悼詞稿，毛泽东失聲痛哭[lower-alpha 5][16]^:447。毛泽东已经病得十分严重，无法参加追悼大会。

1月15日，全国下半旗志哀，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下午，周恩来的追悼会在天安門广场人民大会堂召开，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并致悼词，整个会议气氛极其悲伤和庄严肅穆。周恩来去世后，遵其遗嘱，遗体被火化，并不保留骨灰，骨灰由其妻子邓颖超交由郭玉峰、罗青长、张树迎、高振普四人乘坐安-2运输机撒到北京长城、密云水库、天津海河入海口及山东滨州渤海黄河入海口。

周恩来逝世后，共有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和政党的领导人先后发来唁电、唁函，向中国党和政府表示深切的哀悼，对周恩来为中国、为世界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表示深深的敬意。与此同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的会议上，由大会主席提议，全体代表起立，向周恩来默哀。联合国亦下半旗志哀[7]。

中国社会上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积聚压抑已久的不满和反抗迅速聚集在悼念周恩来的旗帜下，以“悼周、拥邓、讨江、射毛”的方式表现出来[2]。毛泽东压制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在报送的一份动态反映上批了六个字：“悼念虚，复辟实”[2]。“四人帮”控制的宣传部门遂刻意低调处理周恩来的身后事，姚文元要求不准报道北京民众对周恩来的悼念活动，又开始逮捕部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的群众。3月25日，《文汇报》头版出现“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报道，被普遍理解为影射“周恩来要把邓小平扶上台”[19]。几天后，南京的学生、工人首先上街抗议，“把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的张春桥揪出来示众！”、“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揪出《文匯報》黑後臺！”等标语出现在南京街头和开往北京的列车上[20]^:727。随即，全国许多城市也出现类似情况。4月4日清明节，北京民众为纪念周恩来自发到天安门广场集合，发表演讲和用诗歌悼念病逝的周恩来，又暗地批评“四人帮”。同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有人借纪念周恩来搞反革命活动，又将矛头指向事实上已被剥夺权力的邓小平。在得到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批准下决定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最终在4月5日凌晨天安门广场爆发警民冲突，即“四五运动”，这导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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