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业良

2009年5月，夏业良在其新浪博客发表《致中宣部长刘云山的一封公开信》[8]，认为刘领导下的中宣部钳制思想和言论自由，并提出了尖锐批评，并表示:

如果因为我今天给你的这封公开信，而使我失去北大的教职，或者最终用尽手段迫使我离开，那么我将会感谢你成全了我，因为你这样有可能使我成为当今北大为数不多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而永载北大民间校史。[9][10]

夏业良在文中特别提到了刘云山的中专生学历，说其“以此学历，长期在团系和党务部门工作，究竟读过多少像样的书，何德何能，竟然要控制全国的意识形态？”

夏业良在2009年说，2004年在北京大学当新闻传播学副教授的焦国标因为《讨伐中宣部》这篇文章而丢掉了北京大学的教职。如果他也因此丢掉北大的工作，他无怨无悔。[11]

有鑑於六四民運人士李旺陽在接受香港媒體訪問後在六四周年之際離奇地被宣布「上吊自殺」，許多維權與異議人士擔心可能會同遭不幸「被自殺」，紛紛發表「我不自殺」的聲明。自稱「追求民主與法治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夏業良也在推特和微博上說：「本人夏業良，生性謹慎而樂觀開朗，身體健康，有堅強信念，過去／現在／將來無論遭遇疾病／政治迫害／生活艱辛等各種情況，絕不尋求自殺來解脫。如有不測，必有嫁禍，包括車禍／溺水都不可信。除專制暴政別無他敵，特留此存照。」[12]

2013年10月18日，北京大学停止续聘夏业良[13]。校方随后发表对夏业良终止聘用合同的声明:[14]

夏业良老师于2002年7月入职北大经济学院，现为人事代理合同制身份，职称为副教授。近年来，夏业良的教学评估成绩连续多年处于全院倒数。2008年以来夏业良的教学评估结果是：三次全院倒数第一，一次倒数第三，一次倒数第四，最好的结果是两次倒数第六。对夏业良授课方式、授课内容、工作态度等有关教学工作的批评意见多达340多条，还曾有二十多名学生联名要求改换任课老师。在学生对夏业良提出的批评意见和建议中，主要批评夏业良讲课跑题，偏离课程内容，在与教学无关的话题上浪费大量时间。有的意见言辞比较激烈，如“上课讲经济学，不要扯淡”、“本末倒置”，“太水了”、“讲废话超多”等。还有一些认为讲课内容太肤浅，如“我们要真正的知识”、“关于学术方面的东西讲得太少”等[15]。其次，在科研论文方面，根据夏业良本人提供的材料，从2008年8月到2013年1月，夏业良发表CSSCI期刊论文仅1篇（与其学生共同发表）。

2012年10月26日，按照《北京大学关于对新增人员实行人事代理制度的规定（试行）》（校发2001第166号）第四条和第五条的规定，[16]经济学院人事代理制度教师考核与聘任委员会对夏业良进行了考核和续聘的无记名投票。应到委员33人，实到委员22人。对夏业良的投票结果是：11票反对续聘，10票同意续聘，1票弃权，不予续聘。该表决结果随后通知了夏业良。为了给夏业良改进的机会，经济学院报学校同意后，对夏业良的续聘作出延展一年处理的决定[15]。

2013年10月11日，经济学院教师考核与聘任委员会召开会议对“是否维持去年的表决结果”进行了确认投票。应到委员37人（新增4名委员中，2人为新晋教授，2人为访学归国教授），实到委员34人。投票结果是：30票反对续聘，3票同意续聘，1票弃权，维持去年表决结果，不予续聘。该结果于10月18日正式通知了夏业良本人。北京大学新闻发言人说经济学院教师考核与聘任委员会由经济学院全体33名正教授和4名副高级职称的院领导组成[15]。

夏业良被称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认为“计划思维”的回归与资源的逆市场化权力配置导致了社会财富向少数利益集团集中，收入分配的扭曲和贫富差距的扩大。[17]他指出近10年来，中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明显加大，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利益集团集中，尤其是向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集中。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18]他指出近几年的政策取向就是使垄断国企越来越强势，这种"国进民退"其实就是最大的风险。[19]

夏业良对通过税收调节来缩短贫富差距、解决分配不均问题表示了担忧：

通过税收调节，最终缩小的可能是袁隆平和普通农民工之间的差距，从而削弱了中国未来的创新能力和财富的创造能力。实际上老百姓深恶痛绝的并不是依靠科技发明、诚实劳动致富的人，而是那些通过不当的权力垄断获得巨额财富的人。[20]

夏业良提出了要把共产党的党产和国家的财产分开的理论，指出中国经济改革，无法回避政治体制、政党、宪政民主以及权力制衡等基本核心问题：

要讲政治体制改革，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宪政民主的问题。即使你现在不能实现，那又没有一个时间表，或是朝这个方向努力。从权利制衡来讲，不管是三权分立、四权分立，对权力一定要有个制衡。对这个根本问题，中央领导人从来没有回答过。
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还是由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加以严格控制。举个简单例子，一个国家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应当有自由的空间，可是在中国，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都是由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作出的。这个办公室就设在中共中央的宣传部里。[21]